索罗斯故事之人生过山车

　　我们谈谈广场协定，请解释这个协定如何契合你的即时实验。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五大工业国领袖在纽约广场大饭店(PLaza Hoiel)开会，认定八十年代初期极为强劲的美元已经高过头，他们达成打压美元的协定。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怎么体认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你采取了什么行动？

　　我在《金融炼金术》这本书里描述过，广场协定代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结束，代之 而起的是所谓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旧的模式打破了，这是新的游戏，我认为对五大工业国而言，这是个必须采取的行动，我看出这个新起点的意义。虽然我已经承接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多头部位，我还是进场大量增加这些部位。我不记得自己是否立刻这样做，很可能是，然后我停下来，接着又再多买一些，但是无比如何，这是我觉得自己走在波浪之前的一个案例，我已经拥有多头部位，又有能力再加码去追逐成果，我承接了非常大的部位，成果很丰硕。

　　你的策略在广场协定上成效优异，但是不久之后，你遭遇到不同的经验，你可否描述一下你在“黑色星期一”时的情况？

　　我的书在一九八七年出版，接着我到处去演讲、探讨这本书，我到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去讨论我的盛衰理论(boom／bust theory)，我从会场出来时，发现股市遭到庞大卖压暴跌。我想这是黑色星期一之前的星期三，这是我应该留在办公室里，奋力退出市场的时候，但是我错过了，我看得出市场会出现麻烦，但是我以为应该先在日本出现，因为日本正在形成金融泡沫，所以我放空日本

股票，作多美国股票。结果问题在美国出现，日本市场没有崩溃，因为政府当局支撑住了，我在日本的空头部位，实际上变成了重大负担，迫使我卖出我的多头部位，以避免追缴保证金。我必须撤退，而我也做得干净利落，因为我的原则是生存第一，赚钱其次。我们在几天里遭遇重大亏损，但是以全年来说，我们仍然领先，所以实际上在一九八七年结束时，我们仍然处在成长的一方，我想获利率是14%。

　　一九八七年时，你已经建立了一部分的管理团队。

　　对，我拥有一个由四位资深分析师兼经理人组成的团队。或许你还记得，当时你相当怀疑我能不能和他们共事，并且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但是我对于能够授权真是高兴都来不及，而且我避免经管业务，把大部分业务交给他们，实际上自己并没有放弃领导的职位。一九八七年时，我的书吸引了朱肯米勒，当时他是德瑞福斯公司的基金经理人，他看了我的书，来找我讨论，因为他发现这本书可以刺激他的心智。我们熟识后，我请他加入，他很忠诚，拒绝离开德瑞福斯，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艰困的一年里，赚了很多钱，应该会得到很高的酬劳，在应付股市大崩盘方面，他做得比我好，但是到那年年底，他预期的酬劳落空，他觉得可以自由加入我的公司了，于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加入。

　　朱肯米勒负责我们所说的宏观投资。我仍然是老板，但是我渐渐的不在公司里，因为我深深介入中国大陆、俄罗斯和东欧的事务。他做宏观决定，我在一九八七年初组成的团队负责选股。他加入公司的第一年表现没有预期的好，他把原因怪罪到我在现场，这点多少妨碍他产生自我意识，或者说是对他的风格绑手绑脚，他相当懊恼，我们之间没有冲突，但是，他觉得对我失望，他并没有隐藏这件事。因此在我变得极度涉入东欧事务时，我常常根本不在公司，让他全权负责，我们做了比较正式的安排，不过，总之我对这一点有所谅解。然而这样对他仍然大有帮助，在此之前，他很可能觉得只要他做得很好。他就是负责人，而一旦他做得不好就很可能不是主导者。他真正接管主导权后，我们发展出一种教练和球员的关系，从此以后，就运作得很顺畅。就我教练的身分，他和其他的球员可以来找我，寻求建议，提出构想，而不觉得我会介入他们的打法，或者从他们手里拿过球，亲自带球。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用的运作方法，我也负责分配他们之间的利润比率，基金管理公司所获盈余的一半保留给管理团队，我负责分大饼。这一点又非常有用，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意的是基金长期的整体绩效，他们承认我是公正无私的裁判，这点促成良好的团队士气，我也负责公司整体策略，例如决定创立新基金，结束既有的基金，或是踏入新的业务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