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格夫：中间型汇率制适合中国

　　本报记者 黄锫坚 见习记者 何谦 北京报道

　　“50年后，人民币有可能成为世界主要的三四种货币之一……从长期来看，中国无法避免金融危机。”8月17日，在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为听众描绘了他眼中的

人民币汇率体制前景。他曾在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担任总经济师，对世界各国汇率体制的变迁史了如指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曾说，未来将只有一种世界货币。但罗格夫对此持怀疑态度。“为了安全起见，一个竞争的货币机制对国际投资者很重要。”罗格夫预测，50年后将有三到四种主要货币，人民币很有可能成为其中之一，其他则是美元、欧元(他怀疑50年后，欧元是否会以现在的形式存在)和与商品(如石油、南非的黄金和钻石)连接的其他货币。

　　新兴市场适用中间型汇率制

　　在罗格夫看来，十年前，经济研究者都认为，关于汇率体制只有两种选择：严格的固定汇率和非常弹性的汇率。没想到今天最受欢迎的却是第三种——中间型(Intermediate)汇率制，即允许汇率做一定浮动但不能剧烈波动。

　　1975年，全世界将近三分之二的国家是盯住汇率制(Pegged exchange rate, 通过将货币汇率固定于与另一个国家相同的汇率而稳定货币)；而今天，将近三分之二的国家是中间型汇率制，到2020年时恐怕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这一队伍。

　　在罗格夫的分类中，真正完全浮动(pure float)汇率的经济体非常少，只有欧元、英镑、澳元和南非兰特(rand)，这些货币的汇率变动很疯狂。

　　罗格夫说，这个三分法，建立在各国的“行动”而非“说法”的基础上。因为他们发现，很多口头上说采取弹性汇率制的国家，其实是相对固定的汇率制。更让人吃惊的是，有些国家说他们是固定汇率制，其实却是弹性汇率制。比如存在两个平行的外汇市场。一个官方汇率，几乎没有什么交易；大部分交易在另一个汇率下发生。中国在1994年前的双轨汇率制度就是如此。而大部分欧洲国家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也有多轨汇率。

　　罗格夫指出，中国正向中间型汇率转变。不过，即便20年后，也不可能实行完全浮动的汇率。

　　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该采取不同的汇率体制。对于贫穷的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金融不发达和国际资本市场融和度不高的国家，固定汇率制运转得相当好，可以长久不出问题。对富裕国家而言，真正的浮动汇率制运转得最好。而对于新兴市场(更多的融入国际市场的国家，尤其是巴西、土耳其、墨西哥和韩国，而中国和印度正在加入这个队伍)，最好是采取中间型汇率制。

　　由于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经济差距很大，仿佛两个世界。罗格夫的忧虑也从而产生。“从内陆的经济增长看，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环境，但沿海地区相反，需要灵活有弹性的体制，因此中国的政府需要权衡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罗格夫认为，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看，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也不会例外。

　　“因为当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你必须让金融体系也变得更复杂。如果不这么做，经济增长率就一定会下降。而金融部门一旦发展起来，放松管制，经济也就变得更加脆弱。”罗格夫研究了过去几个世纪的经济史，各国的经济发展都经历过这一过程。

　　“当然，你也可以长时间跟踪印度的政策，它的经济增长很缓慢，这样永远不会有金融危机。如果中国在40年里没有金融危机，那么这多半说明你们的金融部门发展太慢了。”

　　罗格夫说，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与其晚点，不如早点走到弹性汇率制。当遭遇真正的金融危机时再改，那就太迟了。

　　有人会说，中国永远不会遭遇金融危机，外汇储备已经超过7000亿美元，可以抵御任何问题。“这完全错误。”罗格夫说，欧洲和其他经历过汇率危机的国家，其实都有着庞大的外汇储备。“投机者仍然可以颠覆你。全球外汇交易量一天就有20000亿美元。国际投机者的交易量是非常大的。”

　　更重要的理由是，如果采取盯住汇率，一旦遭到投机者的攻击，利率是很难控制的。“利率会暴涨，除非政府很强硬，不屈服于投机者。但这会很痛苦。”罗格夫举例说，1990年代初，瑞典在应对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时采取了和其他欧洲国家很不一样的对策，它表现得很强硬。在投机者攻击期间，瑞典的短期利率甚至升到500%，而这个国家正常利率是6%。瑞典坚持这个政策1个月，银行体系几乎塌掉了，被掠夺一空。他们花了七八年时间重建。

　　“外汇储备有点像马其诺防线。”罗格夫称。

　　还有一个支持固定汇率的中心观点，即蒙代尔曾经说的，如果你把货币盯住一个稳定的货币，这个国家就不至于发生高度通货膨胀。

　　而今天这种观点却很少听到了。罗格夫解释说，现在大部分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会同意，他们比过去更明白怎么控制通货膨胀了，有很多办法完成这个目标。

　　“1992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几乎达到2000%。刚果共和国那一年是10000%。苏联解体后的国家也有很高的通货膨胀率。而今天，巴西中央银行因为8%左右的通胀率就遭到批评。”他相信中国也有这个能力，可以很好地控制通胀。

　　罗格夫还质疑了另一个观点：麦金农、蒙代尔等人指出，日本1990年代的经济问题，根源是上世纪80年代与美国签订的《广场协定》，即日圆兑美元升值后，一系列事件陆续发生，并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10年的停滞。

　　但罗格夫认为，日本经济确实出现了危机，但是在升值一段时间后才显现出来的，并且这是日本央行的多次决策失误造成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拿日本和中国进行类比并不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