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岁的财政部长谢旭人出生于浙江宁波，年轻时曾是一名普通技术工人。 从工人到厂长，从税务总局局长到财政部长，他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对于出掌财政部，外界评价谢旭人是位严谨、细致、务实的新财长。他直接参与了1993年-1994年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2009年，被英国《新兴市场》杂志评为年度“亚洲最佳财长”。 >>财经人物志
1947年10月生，浙江宁波人，大专学历。1967年6月参加工作，198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7年6月起，任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机械厂动力设备科副科长、副厂长等职。1981年9月至1984年1月在浙江大学工业经济管理专业干部专修科学习。1984年1月起，任浙江省余姚县副县长，鄞县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
1985年9月起，任浙江省计经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兼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等职。1990年5月起，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预算管理司副司长，综合计划司司长，综合与改革司司长等职。1995年3月起，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农业发展银行行长，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等职。
2003年3月后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党组书记。2007年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任命谢旭人为财政部部长，免去其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职务。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
在财税部门工作近30年的谢旭人十分敏感于财政数据。 1950年，我国财政收入只有区区62亿元，到2008年突破6万亿元大关，到2009年末，预算安排收入6.62万亿元，近60年增长了约1000倍！在普通百姓的眼中，财政部就是替政府花钱的部门。可为常人所不知的是，“为国理财、管好国账”却是一个庞大、系统而专业的工程。
“财政工作的“精细化”，就是区别于“粗放式、大而话之的管理”，就是让国家的每一笔资金用在刀刃上。他表示，财政工作，客观上处在收入分配和资金供求的矛盾焦点上，涉及面广，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关系到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容不得半点疏忽。科学化管理实际上是抬头看路，明确方向、目标和有效途径。
金融危机以来，老百姓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被问及就任财政部长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面临的压力是什么？谢旭人坦言，他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发挥财政的作用，有效应对金融危机。他说，特别是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营改增”意思是以前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增值税就是对于产品或者服务增值部分纳税，减少重复纳税的环节。
简单说一个产品100元生产者销售时已经缴纳了相应的税金，购买者再次销售时卖出150元，那么他买来的时候100元相应的税金可以抵减，购买者只需要对增值的50元计算缴纳相应的税金，同样营改增就是对以前交营业税的项目比如提供的服务也采取增值部分纳税的原则计税。对于营改增的试点行业，财政部长谢旭人称，2013年还将适时扩大营改增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至关重要，我们说的财政管理，它一定是贯穿于财政政策的研究和实施的全过程。所以，一定程度来说，管理水平的高低，真的是决定你的（花钱）能力的高低，那是国家的资源，也是老百姓的钱，怎么用好，很重要。”谢旭人说。
谢旭人说，政府的财政支出实际上是在替纳税人花钱。因此，钱花在哪儿、花多少、怎么花，首先应该体现民意、为民谋利。中央财政预算用于和老百姓直接有关的支出，诸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文化等方面的，中央财政已经达到7285亿元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我们要在全国10%的地区推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改革试点，这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过去历史中亘古未有，对满60周岁的农民，政府要发给一定的养老金，同时也鼓励他们积极地投保、参保。 国家的钱袋子里装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事关亿万人民的福祉。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谢旭人认为，尤其要管好国家的“钱袋子”，当好人民的“铁算盘”。
谢旭人说，财政工作客观上处在收入分配和资金供求的矛盾焦点上，涉及面广，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关系到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容不得半点疏忽。
就任财政部长以来，谢旭人在文件中、会议上提到最多的就是“精细化、科学化管理”，他说，财政的精细化、就是力争让国家的每一笔资金用在刀刃上。
谢旭人说，科学化管理实际上是“抬头看路，明确方向、目标和有效途径”，精细化就是“埋头拉车”，就是按照科学的方向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地往前走。坚持依法理财，加强科学管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健全公共财政体系，进一步保障改善民生，加强财政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重视财政干部队伍建设，更好的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房地产税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在我国包括房地产业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投资方向调节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我国房地产税收入占地方税收的70% 房地产税以上，而外国一些发达国家仅在8%左右。
我国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从1980年的800元调到现在的3500元,然而,数据显示,占总收入一半以上的高收入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20%,这就预示着80%的个人所得税还是来自中、低工薪阶层承担,这就出现了所谓的“逆向调节”现象。更早之前，2007年，谢旭人部长走马上任之时，国内一位著名财税专家说：“真正考验谢部长魄力的，是他能否第二次直接参与并指挥中国的又一次重大财税体制改革”。财经评论家叶檀亦曾指出，谢旭人部长“最根本的挑战来源是，如何将起始于1998年的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倡议从理论落实到行动，并形成组织框架。”
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倡导已有数年，但如何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也成为绕不开的难题。熟悉税务总局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过去四年中，财政部联合国税总局做了大量关于税制方面的改革探索和调研。如个人所得税修改、资源税改革设计、物业税试点等。但这些设计和改革刚刚开了个头，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并付诸实施。
也许这位前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解释最多的就是，税基的扩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税收收入有正面影响，通过科学化与精细化的技术手段达到税收收入增长的目的，而非胡乱敛财，同时，税务部门的研究者也不时抛出国际税负痛苦指数的自我评价体系，以示税负程度不高。无奈，还是被各方批评不休。而谢旭人在税务总局大力推进依法治税、纳税服务，精细化管理及“金税工种”等信息化建设，对税收增收、征纳和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税改要诀的“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以严征管落实得最为彻底，对征税的检查、杜绝不规范的税收优惠政策、针对土地增值税等的专项整治时有耳闻，其次是宽税基，拓宽征税基础，而简税制与低税率由于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进展迟缓。
谢旭人任上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税制改革举措是取消了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税，这标志着中国再也不以农业与农民作为基础税基来养活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另一个成功的改革举措是顺应税负平等要求，统一中外企业所得税，改变了在本国内资反遭歧视的不公平状况。
谢旭人的角色仍然十分关键，他见证参与了1993那次重要的金融改革，也将参与并在前线指挥即将到来的重大的财政体制改革。不管怎样，希望他成功，奉献给国人类似于取消农业税这样的成就，虽然他并非当时政策出台的主导，然而他是有力的推动者。这样的成功是中国的幸事。(策划人：刘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