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林毅夫的主张非常明确: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政府协调,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小凯认为英美的共和宪政是最好的体制,所以,为了推行共和宪政,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值得支持的。 林毅夫:欧洲有许多国家没有采行英美的宪政体制,发展水平、社会公平、政府清廉等高于英美,小凯认为英美共和宪政是最优制度安排的看法只是理想条件下的臆想,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小凯主张在转型过程中先难后易,先推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等建设完理想的制度体制再来发展经济才能避免“后发劣势”。苏联东欧的国家不仅没有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而出现于中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同样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维迎是纯粹的理论分析,融合了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张的观点与当年支持“后发劣势”的杨小凯如出一辙,他从洛克《政府论》的立场出发,以法治和财产保护为切入口,倡导宪政与公民权利,以此制约有可能变成魔鬼的政府。他反对经济学、经济学家成为效率的工具,提倡保障人的权利,要让人因发展而获得更多的自由,而不是相反。
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有点类似于德国的历史学派。历史学派也称庸俗经济学派,它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和国民经济的有机体现,代表德国产业资本的利益,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林的新结构主义绝不等同于历史学派,他所理解的新结构主义是供给学派、凯恩斯需求管理及国家主义的混合产物。林深谙国情,但却过度追逐效率,忽视人的基本权利。理论方法和历史方法需要结合在一起。单纯的理论分析或历史分析,都不足以把握复杂的现实。
林张之争,就是欧肯所说的,经济秩序与经济过程之别。事实上,林毅夫并不完全否认法治、产权的重要性;张维迎也不主张政府不确立经济秩序,实行完全的自由放任。如此看来,两者还是有交集的。
但是,两人的弱点也比较明显,尤其是林毅夫。林高度重视经济过程,却忽视经济秩序。这在当年他与杨小凯论战的论文中彰显得淋漓尽致: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等路径依赖的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和发达国家的制度比起来,可能非驴非马,也可能随着经济基础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在将来被扬弃,但只要能推进经济的发展,就是好的制度。
而张维迎则认为“大量的事实证明,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俨然一副“政府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自身反而成了问题”的立场。事实上,除了建立自由、法治的框架及财产的有效保护,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