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王辛夷 发自北京

　　核心观点

　　经济学家华生[微博]：朋友问我怎么看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我说毅夫讲政府做的95%都是对的，否则中国没那么大成就，恐是他在世行时看到不争气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我觉得对70%就不错了。维迎总说市场万能，政府最好别干啥事，恐是因他从没离开过政府附属单位，衣食不愁话语有平台，不知我等体制外的众人生存的难处。

　　 2014年7月，在杨小凯去世10周年追思会上，中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展开论战。而论战的核心，依然可以用杨小凯当年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来概括。

　　 这场追思会主题——思考和探讨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说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确的；而在张维迎看来，现在还很难判断经济改革成功与否，我们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取得的成就。

　　 本拟闭门的会议，最终因为媒体出席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论战。林张二人的观点被广泛传播并讨论，学者们通过不同方式表达自己对此事的看法。

　　 这不仅仅是一场枯燥的学术讨论，在当今中国，对于发展路径以及经济增长能力的评估，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生活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

　　林张之争十余年/

　　 杨小凯也许能预料到今天的论战。新世纪初年，已经旅居海外多年的杨小凯回到国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了主题为“后发劣势”的演讲。演讲中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在那个所有人都在讨论“后发优势”的年代，杨小凯对“后发劣势”的重视，当场引起多位学者质疑。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是那场演讲的亲历者。在杨小凯演讲之后，他曾说：“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特点，而且要看到我们内生的制度变迁的动力，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学习英美的制度模式，可能会形成新的想法。”

　　 盛洪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观点“中国经济还能继续高速发展20年”，与“后发优势”的坚定拥趸林毅夫不谋而合。

　　 2002年，林毅夫撰写了一篇题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的反驳文章。他认为，后发国家应该先利用“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制度的完善。

　　 在杨小凯因癌症去世后的10年里，林毅夫收获了更高的名望。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观点似乎更为决策层接受。

　　 正因如此，林毅夫被冠以“主流经济学家”等名号，被批评为“缺少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微博]在他的微博上总结了“林毅夫的三个无视”。他认为，林毅夫仅仅因为中国与美国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1951年的日美差距，就得出8％、20年的结论，这是极轻率的。对此，林毅夫说误解了他，他当时说有实现8%增长的潜力。

　　 而论战的另一方，张维迎等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面对的局面更值得玩味，虽然得到的公众支持较多，但较少体现在政策层面。

　　 独立经济学家苗实在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短信里说，张维迎们是改革的倡导者，但是他们第一没有后台，第二太过率直，太过急躁，不具备中庸之道。

　　凡事不能走极端/

　　 韦森是杨小凯追思会的主办者，他在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无论各位同仁观点多么不同，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观念的变迁在社会制度变迁中起着根本性作用。在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到底什么才是一个良性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构架，中国的经济学该向何处去，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进一步思考的。”

　　 而当被记者问到他本人对这一争论的看法时，他回复说：“维迎和毅夫，都是好友，还是不说什么了吧，观点上我更赞同维迎，个人友谊上，我和毅夫更近。”

　　 追思会结束后第二天，张维迎重新回到北大朗润园，这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所在地，而研究院的创始人，正是林毅夫。

　　 2004年，杨小凯因癌症去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他举行悼念座谈会，主办者和主持人都是林毅夫。他在发言中说道：“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学术观点上时有冲突，‘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学术上，只有不同观点的不断砥砺和切磋，我们各自的理论才能不断完善，不断前进。”

　　 当时在场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说，“我认识杨小凯超过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的境况不好，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的学术核心部分的理解。”

　　 戏称自己是“小凯粉丝”的张维迎认为，“杨小凯担心的问题如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他的担心很有市场：在国内生产总值不断翻番的同时，腐败问题、人口红利渐失都让改革显得更加紧迫。

　　 在林毅夫发表长文后，《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叶檀[微博]在她的微博里写到：“林毅夫先生撰长文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学者应有的态度，对人对事的尊重与敬畏。”她认为，关键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中国现在的情况到了哪一步，由政府来主控的模式是不是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情况。她希望论证双方可以举出具体的分析模型，因为“这对于未来的决策意义重大”。

　　 追思会结束后，经济学家华生在自己的微博里说：“朋友问我怎么看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我说毅夫讲政府做的95%都是对的，否则中国没那么大成就，恐是他在世行时看到不争气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我觉得对70%就不错了。维迎总说市场万能，政府最好别干啥事，恐是因他从没离开过政府附属单位，衣食不愁话语有平台，不知我等体制外的众人生存的难处。”他之后对记者表示，后发的优势、劣势都很明显，虽然优势占据主导，但在某个具体国家做得不好也许劣势就会占据上风，凡事不能走极端。

　　 这种中庸观点，出自13年前杨小凯演讲现场主持人茅于轼[微博]之口；13年后，在杨小凯追思会上，“中立派”黄有光也一样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