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事业”的吸引力--一份来自实地的报告

　　

陈宜飚　摄

　　观察者语

　　杰西卡·斯特恩

　　新“认同感”是恐怖活动的催化剂

　　许多人感到很奇怪，恐怖活动究竟源于什么动机？

　　我在此想强调的是，最重要的动机是一种新的认同感！

　　他们认为，不论是在个人层面上，还是(从恐怖分子自己所宣称的)文明层面上，都已经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侮辱。他们认为，他们的领导人能够找到那些“意识到”自己受侮辱的年轻人。于是，他们从领导人的这种“赏识”中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认同感或是感到有尊严。

　　我认为年轻人的这种感觉是当前恐怖活动的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根源，它也可以说是我从事的这项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收获。

　　一个被释放的克什米尔恐怖组织副司令官员告诉我，“我们地区的清真寺曾经告诉我们，伊斯兰文明已经被破坏，而伊斯兰世界正被西方国家有意识地玷污。”基地组织成员也宣称，美国等西方国家破坏了他们的尊严，并煽动伊斯兰年轻人拿起武器“保卫”宗教，他们声称暴力能使年轻的受压迫者解放，恢复他们的自尊。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那些恐怖活动活跃的地区(如东亚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的确也多是比较落后的国家或是地区，那儿有更多的年轻人没能感受到尊严，更容易沦为恐怖分子的吸收对象。

　　恐怖“事业”的吸引力

　　不论是车臣游击队、基地组织、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活动分子，或是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等恐怖力量，为什么能够吸引到众多支持者，特别是源源不断地吸引年轻人？这个问题令我们充满好奇。事实上，我发现，这些恐怖分子从事这一“事业”不仅能获得物质上的好处，更能从中获得精神与感情上的回报。

　　从物质上看，他们可以得到组织提供的住房，一些恐怖组织为成员的孩子提供教育经费，帮助他们上学，另外他们还可以得到各种技能培训，这些都是切切实实的实惠。在巴勒斯坦和印尼等地，一些“圣战战士”死后，他们的家属还可以得到一笔较可观的现金补偿。

　　这些组织的管理者是有固定的薪水的，这种薪水与他们的时间机会成本相挂钩；对于那些成功地为组织做生意的人，他们能获得土地、资金借贷以及公共关系方面的便利。

　　此外，恐怖组织对于捐助者也给予丰厚的回报。在巴基斯坦，这些捐助恐怖分子的家庭或是个人能得到武装力量的保护。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巴基斯坦恐怖分子的家庭，他是家里的老大，由父母“捐赠”并加入了恐怖组织，这给他们家带来了一些物质上的好处。但是父亲并不同意家里的两个小儿子再加入该组织。但是，他们家最小的、年仅11岁的小儿子却告诉我，他将来一定会加入这个恐怖组织。

　　精神上的控制也是恐怖组织吸引成员的一种重要手段。他们的领袖让跟随者相信：通过杀死那些无辜的平民，他们能为自己的“神”作出贡献。这种精神力量不可忽视，现在恐怖活动中的一个新现象就是“女性自杀式爆炸”，这也是精神力量的作用之一。

　　不过，上述原因相比“感情回报”的因素来说显得微不足道。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基地组织成员向我坦承，他觉得从事这种活动会令他产生巨大的兴奋感。我采访的人中，很多都认为从事这一事业能够死后进入天堂，这是他们的理想。

　　对一些人而言，物质是重要的，但对于另一些人则不然，他们更看重精神感情上的奖励，不过对物质与精神回报的转变也一直在进行之中。

　　全球化对恐怖活动有双重作用

　　非常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尽管恐怖组织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技术与信息交流，他们骨子里却是非常憎恨全球化的。他们认为全球化对人类、家庭和伊斯兰教地区的文化都是一种伤害。曾经有一个中亚地区的恐怖组织分子很肯定地对我说，他们坚信，西方社会将会被打败，特别是美国。他的这种想法则是来自另一种理解：相比他们的家庭，美国的家庭结构是很脆弱的。

　　他们还把国际组织当作是美国霸权的一种工具，认为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BM)、世界银行、联合国等等只是美国实现控制的傀儡。

　　与时同时，他们又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络，网络对他们来说极其重要，不仅可以帮助他们传递信息，还可以帮助他们确定攻击目标、在全球范围内招募新的组织成员或是为恐怖活动收敛钱财。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东的恐怖分子和阿富汗、巴基斯坦、车臣的恐怖分子，以及东南亚印尼的恐怖分子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他们或许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政治目标，但在恐怖活动层面上，他们之间是互通的。

　　恐怖主义越来越“恐怖”

　　“9.11”以来，恐怖主义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根据美国兰德公司的数据，从数量上看，“9.11”事件发生之后两年，恐怖活动的爆发次数(4422次)是之前两年恐怖活动爆发次数(2303)的两倍。而每次恐怖袭击中丧生的人数也急剧上升，从平均0.65人上升至平均一人。

　　其实，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被恐怖组织招募入围，妇女资助或是领导恐怖主义组织、绑架飞机、从事暗杀或爆炸等活动层出不穷。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有三分之一的自杀爆炸活动是由妇女完成的，卡达克斯坦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Party)三分之二的类似活动是由女性完成的。近期俄罗斯的恐怖主义活动也反映了这一趋势。

　　我发现：妇女正参加更多的恐怖活动，并推动了所谓的伊斯兰事业的恐怖组织。2002年以色列第一起女性自杀性爆炸爆发以后，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就说：“如果没有男人，妇女也可以参加恐怖活动；或者在男伴的陪同下，妇女也可以进行活动。”后来一些恐怖组织甚至宣称“妇女可以不经丈夫允许而讨伐异教徒”，而且“如果需要，可以不由男士陪同或不戴面纱”。

　　我们忽略了什么？

　　打击基地恐怖组织的藏身之处，强化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开展情报合作，都是我们在反恐活动中的正确做法。另外，我们今年8月份还逮捕了一些重要的恐怖分子，这也是我们取得的成就。我觉得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是很重要的，巴基斯坦与俄罗斯的反恐合作相当重要。基地组织与今年在俄罗斯发动人质危机恐怖活动的成员是有关联的，尽管现在证据尚不充分。

　　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犯下的最大错误是在关注今天的恐怖分子的同时，忽略了正在被培养着的新恐怖分子。我们使阿富汗成为了一个“失败的国度”(afailedstate)，同时还制造了一个新的“失败国家”伊拉克。我们忽视了流动中的恐怖分子，对基地组织的变化反应甚慢。

　　我们应该怎么做？国际社会应该怎么办？国际社会应该通过努力为那些落后地区的人民提供教育、促进文化与教育的自由交流、推进基础教育的发展。而美国，应该重新审视中东政策，更公平一些，不能再制造新的“失败国家”。

　　对于现有的恐怖组织，可以渗透他们，利用他们相互打击，还可以公开那些对(从事恐怖活动这一)现实不满的恐怖分子的内心想法，如果有可能的话，公开他们的恐怖组织领导人的财富。

　　但我们更多的精力要放在新招募的这些恐怖分子身上，我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究竟是什么驱使新人加入恐怖主义“事业”的话，那么我们的反恐注定要失败！

　　(本文是杰西卡·斯特恩在2004年里昂证券论坛年会上的演讲，陈宜飚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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