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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兴庭
据国际在线报道：“德隆系”树倒猢狲散，在这种危机时刻，身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的魏杰请辞德隆旗下的“新疆屯河”独立董事。为此，魏杰被媒体扣上了“开溜董事”的帽子。因了这一事件，舆论也掀起了对经济学家“公共良心”的讨论。其实早在今年年初，《 望东方周刊》就曾发表文章，公开质疑吴敬琏、张维迎等中国知名经济学人背后
是否存在“利益集团”。而因一起起“独立董事”事件引发的讨论也并非鲜见。
通观一起起事件，可看到独董们总是处在“花瓶”与承担责任的两难境地。然而，最终导致这种两难境地的却应当是我国刚刚起步的“独立董事”制度。
与经济学家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企业代言相联系的，正是这项在中国刚刚起步的“独立董事”制度。在拷问经济学家“公共良心”的同时，这一项证监会出台没几年的政策也一起遭到了批评。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就这么评价当前的“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
按道理来说，“独立董事”是为了弥补公司治理机构“一股独大”的缺陷和防止内部人控制而出台的。 在中国似乎却走向了反面，一些经济学家一边大力鼓吹独立董事有助于决策公正化，一方面却又拿着大股东的钱，为他们的利益摇旗呐喊，借助自己的影响力错误引导公众预期。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经济学家被大老板、大公司、大股东豢养的背后，做出有违自己良心的事，用经济学家自己的话来说，这也是“人作为理性动物”的使然。按照《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董者，监督管理也。独立董事，首先是必须要“董”其事，然后才能谈得上“独立”与否。现在的情况却是这样的，独立董事不仅仅没有独立，反而成了他们各自老板的利益代言人，更谈不上尽其监督管理的职责了。
《上海证券报》最近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43.5%的独立董事来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也就是说，在独立董事还只是‘花瓶’的今天，这么多影响着舆论甚至是公共政策的知名经济学家背后，都有各自的老板。”这是一名经济学家所说的。然而，笔者以为，独立董事成了花瓶倒也好说，花瓶之说，也就是赏心悦目罢了。但一旦那些知名的经济学家成了老板们豢养的私家犬，时不时为主人出来叫唤几句，引得人心惶惶，我想，这样的“独董”就难说了。
因此，与其不断地要求经济学家自己重塑公共良心，还不如认真反思当前的这种企业与经济学家的互动机制。独立董事只是一种方法，没有约束机制和激励制度的跟进，其势必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中国经济周刊》系列文章：
《中国经济周刊》封面文章：独董囚笼
刘纪鹏：独立董事要走向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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