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时代的产业升级与南北经贸关系
图为论坛主持人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
新浪财经讯 2013年6月26日 “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三)”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国际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价值链时代的产业升级与南北经贸关系。图为论坛主持人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
以下为论坛全部实录：
主持人：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已经办了第三期，去年办过两期，主要是讨论开放政策的重要问题。这一次最主要的问题是讨论全球价值链时代的产业升级与南北经贸关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对外经贸办等八个单位联合举办。非常荣幸有这么多一流的学者、领导和国际机构的负责人来参加今天这个论坛。
首先，请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致欢迎词。大家欢迎！
谢维和：尊敬的陈部长，王部长，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代表清华大学祝贺这次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的举办，全球价值链时代的产业升级和南北经贸关系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在清华举办。同时，向共同举办这次论坛的中国商务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世贸组织、OECD、IMF、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合作伙伴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已经深深地感受到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其实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实际上也直接关系到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学经济的人，或者说是不学经济的人，都会直接感受到这个问题。
大家也都看到了，美国股市和中国股市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的新现象，似乎有一点，或者说有一些需要思考的新挑战，还有很多看不太懂的地方。我觉得这些问题，不管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管理的角度来说，给我们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至少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当价值链变得越来越宏观，越来越大，甚至是无限长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坚强性和脆弱性恐怕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有的时候，它变得越来越长，恐怕这种脆弱性也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
二是当一个经济活动，包括企业的发展和经贸关系变得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具有巨型的特征的时候，看问题恐怕要有更大尺度的方法和眼光，而不仅仅盯在小问题上。就像中国人常说的那样要就事论事的做事，但不能就事论事的想事。
从这两个角度来说，从增加全球经济合作的坚强性或者是稳固性来说，或者说怎样从一个大尺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们都更加需要交流，更加需要我们这些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扮演重要角色的组织、机构、部门一起来讨论、交流，我觉得这是重要的，这也是我们这样一个论坛很重要的价值之一。在这里，我期待大家，期待各位能够贡献你们的智慧，能够交流，为全球共同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下面有请商务部副部长王超先生致辞。大家欢迎。(掌声)
王超：非常感谢大家，也先说一声抱歉，因为我刚才进了清华大学的门以后就找不到地方了，转了好几圈。我就联想到确实学海无涯，找到彼岸很不容易，最后还是找到了，非常感谢大家久等了。
尊敬的陈德铭会长，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参加今天主题为“全球价值链时代的产业升级与南北经贸关系”的国际讨论会。这个讨论会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世贸组织、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对外经贸大学联合举办。我代表中国商务部对参加本次讨论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近年来，在通讯、运输成本下降和制度创新的带动下，各种产品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生产，各类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重组，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世界经济也进入了全球价值链的阶段。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世贸组织、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以及一些国家的研究机构对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增加值核算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认识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经贸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当前，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比较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增强本国的综合竞争力。
今天，我们在这里汇聚一堂，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研究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无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来看，这都是十分重要，并且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有助于我们大家客观地认识各国的经济结构以及贸易平衡、各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所处的位置、所占的份额以及就业分布；也有助于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自由贸易秩序；有助于加强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总体来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全球价值链研究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对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要求也都非常高，不仅涉及核算方法、数据处理等技术问题，还涉及产业、汇率和贸易获益等政策问题。我们支持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的深度参与。同时也希望各方能够通力合作和交流，扎实推进全球价值链研究，进一步取得丰硕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共同营造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女士们，先生们，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35年来，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推进，市场准入不断放宽，法律政策更加稳定透明，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程度显著提高。展望未来，我们将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全方位扩大开放，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借鉴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我们将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进一步完善互利共盈、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和鼓励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保护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各国企业提供参与中国发展的机会。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利益交融不断加深，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不断释放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给各国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我们预计今后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的规模也将达到5千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也需要更多的中国元素。我们愿意同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一道，深化经贸合作，坚定支持自由贸易，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谢谢王部长对全球价值链时代的重要点评。
今天的会议之前还有两天的学术会议，学术会议是用英文，今天的会议是用中文，大家可以感觉到中文和英文之间会略微有一点紊乱。
下面，我们要转到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致辞，他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他不能亲自到场，但他发过来一段视频致辞。
Pascal Lamy：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很遗憾我今天不能和你们一起在北京参加这次重要的会议。但是，我也深感荣幸，能够有机会向各位尊敬的听众，包括在座的学者，国家和国际的决策者们，向你们问好。
首先，我认为这个会议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整个亚洲区，以及亚洲之外的其他地区，都是有重要关系的，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价值链和贸易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经济的突变是非常重要的。
亚洲是全球价值链的先行者，尤其是中国，一直以来也从这一变革中不断获益，并且加快经济转型的进程。
这个新的模式，也就是全球生产的这一新模式，它的特点不断扩大的全球回值的生产网络。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甚至包括生产者购买的最终产品，包括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企业所生产的价值，也包括专门生产价值链中的不同部分。
在市场的开放以及通讯、交通、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下，贸易模式发生了最大的变化。的确如此，更好的市场进入机会和沟通，使得二十一世纪的工业革命成为可能。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崛起，成为这一全球变革的主要参与者。这也是通过中间产品的贸易、生产需求在全球的扩大和分配实现的。全球供应链中，大多数领头企业还是来自发达国家。在15年间，欧洲国家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上升到一半以上。
2012年，这一年应该是全球经济发展阶段和地缘政治力量的均衡都发生重大变化的一点，不仅仅在贸易上，而且在收入上都是如此。根据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按购买力平价衡量，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在人们称之为富国和穷国、南北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了均等的分配，这对全球经济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理解全球治理以及理解全球之类中的权责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全球价值链在全球经济体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性中变得尤为重要。去年在墨西哥召开的G20峰会中上已经明确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作用。我们也要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寻找新的合作方式，中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也希望这次会议对全球治理的理解迈进一步。但是，世界的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本身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被视为奇迹，而且他们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被认为是非常光明的。中国采取的出口导向战略非常成功，使得千百万的人民脱离了贫困。同时，也使得中国的中产阶级兴起。
但是，在过去有效的策略，未来不一定有效。我们会看到有些挑战不断地出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挑战需要新的应对政策。所以，本次论坛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摆脱，或者如何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议题。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很多新兴国家面临的问题。我相信对于这些国家的回顾和总结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它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但是，我还是要说，或者还是要提一下发展中国家，并不像中国或者其他的新兴国家那样幸运，中国是成功的案例，但是有一些欠发达国家，他们仍在努力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发展中寻找商机。最不发达国家甚至有可能面临被新兴国家边缘化的危险。而新兴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力。欠发达国家仍在努力制定政策以促进他们参与全球贸易的活动。
事实上，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多边贸易体系中的议题，明年7月，WTO将举办第四次全球贸易会议，届时我们将讨论并且探索如何让发展、合作以及私营部门的行动能够更好地支持贫穷国家，让他们更好地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同时，改进他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促进增长，降低贫困，创造就业。
我们需要制定恰当的政策，不管是为了促进本国企业进入全球供应链，还是为了提高本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我们需要制定合适的政策。让我们有充足的信息和可靠的依据来制定新的政策。在这次会议中，全球对于制定合适的统计工具，以便于更好地理解这一事实，我相信最终的结果会被很好地讨论。正如WTO所做的一样，让我们不断促进数据贸易和产业的连接，并且填补数据的空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好的政策，以及提供政策监控的信息。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中国政府对WTO的分析、国家贸易这一事实的科学研究的支持。对主办者以及赞助商表示感谢，并且祝贺。
最后，我也祝愿所有的参会者在讨论中取得成功。谢谢各位！(掌声)
主持人：Pascal Lamy先生对这次会议给予了祝贺，并且评价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在这样一个全球价值链时代用更为精确的方法来衡量各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时代所处的位置。过去两天的会议和今天的论坛将证明在这个关键的时刻。Lamy先生赞扬了中国取得的成功，同时提到中国在中等收入陷阱方面面临挑战，这也是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我相信下面的讨论会提供更深入的理解。
下面是国际经合组织总干事Angel Gurria先生也发来了视频致辞。下面让我们一起听一听OECD的领导人对这次会议的看法和他的建议。
Angel Gurria：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能够远在巴黎参加这次国际会议。
这个会议是去年在9月19到20号的会议举办之后的后续会议。在去年的会议中，我也是第一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讨论贸易增加值核算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这个工作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全球价值链，同时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分析，包括在中小企业的集合或者是整合全球贸易链，在贸易和创造就业机会等领域进行分析，以及它们对政策的影响。
大家结束了两天的密集讨论之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经合组织在以更好的方法、更好地认识国际经济新结构中所做的贡献。
全球价值链，也就是GBC的出现，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机会。GBC可以实现最大化的竞争优势，并且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它同时也是企业和国家经济使用中间产品和服务发展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而不需要发展整个环节或者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力。
此外，GBC影响了国家的竞争力，同时也影响了贸易和投资模式，参与这一价值链可以帮助各国在自己的发展中走得更远。就像我们今天的东道主中国一样。中国是今天会议的东道国，它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己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非常好的例子。
为了更好地将经济集中到全球价值链中，各国政府需要精准地掌握全球价值链的政策，并且调整政策。我们不仅仅是靠直觉，或者是观察，或者是靠常识来采取行动。最近我们启动了一个联合数据库，是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关于贸易增加值核算的联合数据库。这个数据库考虑了中间产品的贸易，同时计算了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贡献。
我们现在的方法更加具有目标，更加精确，更加具体。尤其是对于解决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利用它们进行调整。目前我们正在不断地改善和完善这一重要的数据库，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核算世界贸易，了解贸易动态，并且利用现有的机会。
最近我们还对全球价值链的政策影响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不仅仅是在数据和核算方面所做的工作。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主要发现。
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取决于进口高质量投入品的能力。同时，也取决于出口高质量投入品的能力。中间投入品占货物贸易的三分之二以上。中间投入品是非常重要的，它占整个服务贸易的70%，在整个货物贸易中的占比是三分之二以上。因此，有些因素并没有考虑进去，我们只是考虑了最终产品的成本。中间投入品的关税是累计式的，这些部件在各个国家的边境多次往来，这给使用者和消费者带来惩罚性的成本，因为在货物进出口的时候，他们都要支付成本，简而言之，这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对经济和贸易都是不合适的。
这个政策为贸易和投资市场开放提供了有利支持。我们要开放贸易，开放投资市场。同时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如果要进行全球竞争，企业对需求方的变化要快速反应。他们的反应能力有可能会受到限制，尤其是在中间投入品在边境被延误的时候。因此，更快的速度、更有效的海关、港口等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直以来是促进贸易便利化的改革。进行贸易便利化改革将减少10%的成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将减少高达16%的成本，而且会极大的促进进口，从而进一步提升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大家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根据我们的研究，降低1%的全球贸易成本，全球收入就会增加超过400亿美元。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收入增加的65%都将来自于发展中国家。400亿再乘以1%、2%、10%，或是发达国家的16%，可以看到它存在的巨大收益。
我们还强调了服务，以及高效的网络、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在中国，服务至少占据了四分之一的出口总值。对于贸易和服务的自由化，包括物流的自由化，将会使我们的服务变得更加高效，而且更加成熟，同时能够提高制造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的集合。我们这里说的服务不仅仅是服务本身的含义，实际上是货物进出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进一步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各国政府应该携手合作，支持多边贸易投资和框架的形成，让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的意义深远，它是欧盟和美国之间的投资贸易伙伴关系。有可能进一步使全球贸易和投资的一体化程度更加深化，可以形成一体化的黄金标准。这两大体系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非常有意义。
亚太地区正在进行同样的努力，也就是开展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各国也希望中国有兴趣参与其中。还有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智利、墨西哥等等，都表示了很大的兴趣。我相信正在形成的新机制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相关问题，能够汇总贸易投资的知识，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透明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它是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的基本要求。更多的伙伴可以在透明的基础上参与到协议中。可以用搭积木来打比方，无论是双边协议，还是区域性的多边协议，在搭建的时候都不应该自行其是，脱离环球的多边贸易谈判。我们应该竭尽努力，确保双边和区域的安排最终都能够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一块积木。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共同挑战是要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全球价值链，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全球价值链在促进包容性的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经合组织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和进展，希望在你们的协助下取得更大的成绩，从而建立更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Angel Gurria先生本来是想跟我们一起联线讨论，但是我们告诉他虽然清华很先进，但在这个房间进行联线讨论不是很方便，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播放他的视频致辞。
下面有请海协会会长、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先生做主旨演讲。大家欢迎！(掌声)
陈德铭：谢谢主持人。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刚才我们共同聆听了谢校长、王部长的讲话，也聆听了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和经合组织秘书长的讲话，相信对大家讨论全球价值链的问题一定有很多帮助。
我离开商务部长的岗位已经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了，很高兴还能跟大家再次相聚在北京的清华，共同讨论全球价值链的问题。在我任上的时候，我当然十分关心全球价值链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来参加讨论，想跟朋友们讨论一点体会。
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发展水平、不同文化的国家、地区越来越多地纳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全球贸易分工的模式由产品间的分工转向到了产品内部的分工，各个国家更多地关注产品价值链某个环节，而不是某个产品。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和生产方式的全球价值链的概念也更加清晰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如果说全球价值链的讨论，必须要讲到经济全球化。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是发展的高潮？未来将怎样演化影响着人类的社会制度、影响国家体制的变化，还是可以做很深入的研究的。但是，总体来讲，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全球一体化时代的价值链问题。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基本完成了产业的全球布局。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也分到了我们应有的价值链，跟当时的国情是相符的。这种价值链的全球格局是不断动态变化的，随着国情的变化，也会不断地在价值链中取得不同阶段的应有价值。
在全球价值链的最终的商品和服务的形成过程所经历的，从原材料的处理到最终产品形成的分工、协作、物流管理、价值创造，甚至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等等环节，已经形成了有序的、互相衔接的链条关系。每一个环节都是价值创造和利润分配的过程。
全球价值链对国际的生产、国际的贸易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是全球的贸易规模发生了改变，世界生产日趋扁平化，产品的制造工序越发成熟，使传统的货物贸易转变为任务贸易，由某国制造转变为世界制造。比如我们都喜欢用苹果手机，苹果手机是哪个国家制造的？已经没法回答了。按照国际贸易规则的原产地标准，没有哪个国家能达到，它背后一直写着“加州设计、中国组装”，已经找不出哪个国家制造。
二是国际资本流动更趋复杂。跨国公司根据各个国家需求的成本状态，协调生产和分配任务，从公司和行业内部进行生产的组装活动中诞生了离岸生产和生产地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也是得益不少。
三是世界各地的依存度进一步加深。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由单一的竞争排斥转变为分工合作与竞争胶着二者的并存，由集中的顺差与逆差的矛盾转变为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选择的推崇。
四是国际分段式的生产带来了分工格局的变动。全球生产的网络不断地深入，各种产品的价值链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不断地延展、细化，形成了新型的国际分工体系。当然，这个过程的变化跟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全球信息网络的形成有关系，比如最近正在讨论的3D打印、云计算等等，它会进一步推进全球价值链更加细化，推动我们的生产更加扁平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的观念认知得到了更新，传统计算出口商品总值的国际贸易统计缺陷逐步显现。旧日的顺差、逆差的概念不能如实地反映贸易伙伴之间的利益格局，反而会孳生贸易保护主义，比如早期的金融危机出现的G20的时候，一个发达国家就提出用贸易的顺差和逆差控制各国的贸易，如果达不到就可以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迫使某个国家进行汇率的升值。实际上这种理由给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很大的借口。那些国家的动议最终没有执行下去。
2010年，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世界制造的创意，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改进国际贸易的统计方法，关注各国在对外贸易中的增加值含量。近年来，由于贸易增加值统计的研究及推广工作在国际上发展迅速，并且成果丰硕。目前，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已经对贸易增加值的统计方法给予了相当关注，并不断开展推广工作。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依靠贸易增加值的统计数字来反映当代产品的世界制造，就此纠正先有统计下的信息误导，并进一步将全球价值链的讨论深入到贸易谈判、投资政策、就业与产业竞争力、市场开放等更广泛的政策领域。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初步取得了国际共识。
我这里讲的是研究取得了共识，但是不是采用这种方式来纠正现在的统计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还要进一步取得共识，很多国家在研究和方法上觉得有道理，但实际过程中会不会存在不利因素，他们还是没有接受这种方式。
我们中国十分关注国际社会对全球价值链及国际贸易统计改革的讨论。这种研究能够使我们客观地评估各国在全球分工中的真实地位，能够加强各国宏观政策的协调，积极地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同时，深化对全球价值链的认识也将对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外贸结构升级带来诸多的启示。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调整、方式转变也必须获得应该得到的理念来指导我们的调整，因为我们的劳动成本、原材料成本、汇率的成本等等已经增加，我们不能再走原来的发展路子，必须要调整，这对我们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我想谈四点看法。第一，抓紧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机遇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全球价值链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一个国家如果游离在价值链之外，势必丧失发展的良机。中国35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历史。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可以发现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每10年左右，我国对外开放都会有一个新的较大的举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建立了经济特区以及推进沿海的对外开放。到了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推动了第二轮对外开放。又过了将近十年，到了2001年末，我们国家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我们第三轮的对外开放。这三轮开放都成功实现了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了我们思想观念的解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当然，现在又是十年过去了，我们遇到了一次新的改革开放，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重要机遇期。我们党的三中全会以及后面的一系列政策都会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调整不断深化，区域经济空前活跃的时候，无论是有形的资源货物，还是无形的咨询服务，各类资源与要素的全球配置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我国现有开放的格局还是十年前加入世贸组织时所奠定的，有些红利正在消失，比如劳动力的红利、成本的红利等等。新形势呼吁着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断迈出新的步伐。新一届的领导集体也多次强调了开放促改革。
从全球价值链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更加有前瞻性地谋划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自身格局，全面参与国际的竞争合作、努力实现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目标是可行的。
在这中间，我也和很多新兴国家，特别是与金砖国家接触，他们经常会说如果你们要讨论全球价值链，讨论最近几十年的开放，中国的得益比我们大。我也和这些国家讨论过，比如巴西、印度等等。结果就是是不是把门打开，是不是愿意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全球价值链融在一起。如果你一方面希望扶植自己的民族工业具有竞争力，而又怕自己的竞争力不够把门关得小小的。另外一方面，你又想拿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布局，那是比较难的。所以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打开门，要么把门关起来，不可能像半导体一样，对外进来把门关得小小的，对我出去的门开得大大的，好像经济和贸易之间还没有这种半导体政策，所以很多的关键就在这。
第二，要谋划我国全球价值链的布局，推动产业的升级和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型。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不断提升，加工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已经从过去的50%以上逐步回落到去年的34.8%。但毋庸讳言的是我们是从第一要素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来发展经济，是随着发达国家的创新、设计、研发来加工组装我们的产品，这是我们国家一定阶段的特征。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农业国走向工业国，是一个不开放的国家走向现在的开放。我们大量的低端的劳动力要积累原始资本和发展。但是，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水平上。目前我们仍然处在这种较低端或者中端的水平上，是我们的主要特征，因为我们的资源少、劳动力丰富、各地的发展不平衡，工业化还处在中初级阶段，而当前的就业问题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问题要正确看待。
在讨论全球价值链的时候也有人说如果这样，是不是我们过去的政策有问题，总是从低端、低水平地进入全球价值链。这势必要从历史的现实出发，我们30年前的水平一直到现在的水平，我们总体处在低端或者中端，还是符合国情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首先，这样一些中低端的价值链分布格局使我们的收益相对较低，这方面已经有大量的实证分析，包括国际的经济学家的分析，比如对于芭比娃娃的加工能够得到多少收益，对苹果的iPad、iPhone的加工能够得到多少收益等等。
第二，我们处在产业链的下游，承担的市场风险、环境代价要比上游大。
第三，我们的产品始终是跟着人家的创新设计而走，这不利于我们的自主创新，不利于国内产业的升级和中华品牌的诞生。所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攀升，随着环境保护等问题的日益严峻，以及汇率的提升、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等等，使传统的从事低价值加工的优势正在逐步减弱。
与此同时，研发和生产的能力、资本运作和市场营销的能力都在逐渐加深。因此，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色也在逐渐地转变之中。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现存的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也处在转变中，这种转变是必要的，但也是渐进的，是我们跟国际继续合作的过程。
对中国来讲，加快进入全球价值链，任务十分紧迫。我们要在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准确地评价不同产品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分工和竞争力。明确我们升级的目标和方向，努力突破关键技术，增强营销能力，扩大技术、品牌、服务对出口的带动作用。增强我们的设计、研发等高级生产要素的积淀。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培育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延伸的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在巩固中国制造、中国加工的同时，推动中国研发和中国设计。通过产业的升级，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再分配。有些国家说中国还要往价值链的高端走，是不是会影响他们？当然有竞争，因为竞争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最好动力。但是，我跟他们讲中国是如此之大，中国提高价值链给全球带来的是新的机遇，中国必然会腾出一些较低的价值链，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工业化提供更多的机会。我们在发展竞争的同时，我的前提是保护知识产权，开展国际合作，我们会跟这些国家一起研究合作的问题。
中国在提高价值链的同时，不要忘记中国的市场容量将同时提高。所以打破一个旧的平衡，创造一个新的平衡，这是中国的责任。
第三，营造有利于全球价值链的拓展发展的良好环境，推动多双边的合作。多边协议是全球价值链最佳的实践方式，当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市场在多边基础上开放的时候，全球价值链的获益将更大，能进一步放大贸易自由化对投资、生产以及就业的影响。这样的多边开放不仅需要减免关税，还需要更加高效的服务以及人员、资金和技术的跨国流动，需要确立包括货物、服务和物资、竞争、知识产权和劳工短期流动的综合性的多边协议。为全球价值链创造最好的、最佳的拓展环境。
为此，我们应该把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主渠道，积极地推进多哈回合谈判。当前谈判在久拖不决的僵持中间，我们看到了略有松动的光亮。各方在积极准备世贸组织在今年年末的第九次部长会议前达成一个早期收获。这是挽救多哈回合不容错失的宝贵机会，我衷心希望它能够成功。
与多边贸易体制相比，目前全球还缺乏统一的投资体制，世界国际间约有3千多个涉及到双边投资内容的协定，这么一个碎片化的投资规则和跨国投资快速发展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所以构建一个更加具有广泛效力的多边投资规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在五年多前，中国就开启了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现在正在深入发展。希望我们与美国的投资谈判能够为世界的投资规则奠定基础。
第四，建设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推动中国话语权的提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规则标准改革和创新进入了活跃期，以新兴大国为特征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启动了。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贸易核算方式改革引发了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并且成为G20峰会的议题之一。
去年4月份，我在墨西哥参加G20首次贸易部长会议，在会议中提出“要正确认识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必然产物，既要尊重各方参与价值链的权利和自身的利益诉求，更要发展和扩大各方的共同利益，避免保护主义等人为因素干扰或切断全球价值链”。在我们的实践中，我们认为保护主义最容易切断全球价值链，最不容易使经济得到复苏。我参加了5次G20峰会，每次会议的元首声明都表示不对全球贸易发起新的贸易救济措施。但是，每次会议后都有比较大的贸易救济措施的活动。这说明真正实现这一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使全球价值链能够很好发展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从长远来看，国际贸易的统计方法改革是大势所趋，这一进程的实质是国际贸易规则的演进和孕育。中国这在积极地参与全球价值链下贸易增加值的统计方法的改革，希望能够体现中国的技术贡献，以此来客观、科学地评价当前所谓的贸易失衡问题，深化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再认识。
更重要的是要在准确判断全球经贸格局的基础上，加强国际的协调，制定更加有效的国际经济规则，推动全球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促使世界经济更好地复苏和可持续增长。
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不是很乐观，根据世贸组织公布的今年一季度的全球贸易数字来看，全球的贸易与去年同期相比不仅没有增长，还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主要发达国家的数字也是下降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采用自由的方法去促进，这样我们才能早日复苏。
女士们，先生们，改革开放的中国经历了35年，我们在逐步参与全球价值链当中发挥着自身的优势，也分享了全球化的利益。不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我们十分清醒地看到中国虽然是世界贸易的大国，但离贸易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大的差距。整体贸易的增加值、出口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下开展全面合作，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也将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更多的力量。
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感谢陈德铭部长，感谢陈部长非常精彩的演讲，尤其是后面的内容，一个是全球的统一的投资体制，第二个是世界由现存的秩序向新秩序的转变，都涉及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规则。下面有请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制度与政策评估部主任Ranil Salgado先生演讲。看看他对这一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大家欢迎。(掌声)
Ranil Salgado：非常感谢，大家下午好！抱歉我不能讲中文。
我非常荣幸来到这里，与诸位探讨这个问题，与这么多优秀的发言人一起在这个讲台上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贸易的部门进行了相关研究，我非常荣幸可以担任这个部门的主管，主持相关的研究。我要感谢本次会议的主办方，尤其是中国商务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及三所参与的大学。还要感谢相关的国际伙伴，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和经合组织对我的邀请。我会介绍IMF在新型的贸易关系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角色，也就是重新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我们有五大与贸易有关的研究主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包括经济的复苏，也就是08年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贸易的作用。这五大研究主题都与全球价值链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个是大家都提到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在很多国家，失业率高居不下，很多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当然了，低收入国家情况更加严重，尤其是北非的国家，失业率非常高。就业率不断下降会给人力资本带来负面影响。就业率是所有国家的任务，中国也有同样的思考。IMF也对劳动力队伍结构的变化进行研究，以帮助成员国成功实现经济转型，这也是这次会议在过去两天探讨的主题。下面我会详细介绍就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起的作用。
第二大主题是贸易便利化、贸易融资。经济危机给全球贸易带来重大的冲击，传统的贸易融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贸易融资的比例可以高达20-30%。贸易融资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现在的金融体系非常复杂，在这个过程中，对供应链的融资管理非常重要。
第三大主题是经济冲击的传导性问题。刚才我提到在经济危机之后，全球贸易体系濒于崩溃，贸易额急剧下降。发达国家对中国这样出口国的需求急剧减少。IMF也对这种变化带来的对内和对外的冲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发布了相关的研究报告，包括对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英国这些经济体的进出口的分析。下一份报告会更为具体地研究德国以及中欧国家的供应链管理的问题。
第四大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国际汇率以及竞争力。尤其是考虑到它们跟价值链的关系，这是新的研究领域。今天早上，我的同事出席了会议，他发表了IMBM的工作报告，是专门研究贸易和附加值之间的关系。另外一种方法是可以修改实际的汇率，而且考虑到中间品。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我的一些IMF的同事都写过，在我所在的部门或者是在亚太司的同事都写过。这些研究方法都表明对某些新兴市场来说，包括中国在内，实际的汇率在这几年确实发生了变化，这跟标准的IMF的汇率测量方法还有些不一样。但是，这些研究成果还是初步的，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才能真正向大家公布研究成果。
我们再来看一看贸易政策的影响以及贸易的保护主义和贸易争端，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不管是涉及到产品的，还是人才的，都会有全球的影响。一些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方法，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已经不太管用了。你知道在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也没有使用保护主义的做法，比如WTO最近发布的报告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未来，由于是供应链的多边性、多元化以及投资的便利化，这已经很重要，比那些传统的，像限制关税政策更重要。尤其是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出现。但是，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会给其他的贸易伙伴造成歧视或者是后加入者不得不接受前加入者制定的规则。我们知道所谓的区域主义不应该跟多边主义背道而驰。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还是要就这五大话题进行逐一的分析。
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以及跟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有关WIOD的数据库规模很大，还有就是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有很多的数据库，现在我们可以很好地分析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我的同事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很有意义的成果。一个方面是发现如果加入全球价值链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也就是说你通过出口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或者说你的收入会提高。价值链在1995年占全球GDP的15%，2008年变成了23%，由于经济危机的原因又进一步下降。如果能够加入全球价值链，这有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有数据表明一些低收入国家更多的是做组装工作，这就意味着他们能够提供的附加值有限。他们的很多收入还是有了很大增长，尽管他们的总收入不能与上游国家进行比较。
第二，如果能加入全球价值链，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也能够提高出口的收入。出口占世界经济的总值从9%上升到了28%。资本的输出也有了极大的增长，有附加值的出口的资本密集度也是更好的。
第三，价值不仅跟制造业有关，在全球价值链中也有服务业的出口，而且增长也非常快。价值链不仅仅是跟制造业和生产有关，你会发现一些服务业也会被出口，从05年的只占6%上升到08年的9%。
第四个方面是一个国家越融入全球价值链它的发展越快。还会有知识溢出的效应，使一些国家进一步提高在价值链中的位置。
我做一个总结，全球价值链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机会，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利用价值链，这个国家不能离开国际的环境和政策。当然，也要有良好的国内环境和政策。在这几天的会议当中，尤其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说都充分证明了这个观点。
我就谈这几点，谢谢各位！(掌声)
主持人：非常感谢Ranil Salgado。
第一部分的主旨演讲环节到此结束，下面是休息环节。
(休息)
主持人：第一轮的圆桌讨论是讨论全球价值链时代的产业升级的问题，Hubert Escaith先生将担任主持人，他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首席统计官员。我们有五位参与讨论的嘉宾，包括李稻葵[微博]教授，他是清华大学弗里德曼经济学院的教授。还有赵忠秀教授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校长。Javier Lopez Gonzalez先生是英国Sussex大学的中欧全球价值链项目的专家。
Hubert Escaith：因为我们是有两次圆桌讨论，我主持的是第一次的圆桌讨论，我先花5分钟的时间，有请几位嘉宾自报家门介绍一下您自己，然后再讨论产业升级这个话题。
王直：非常高兴能来参加今天下午的论坛。会议的主办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讨论产业升级这个重要的话题。
我的观点是在全球价值链时代，最重要的事情就像陈德铭先生所说的那样，就是要参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是30多年前才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的，而且日益将自己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尽管刚开始是从低端开始。
中国的贸易政策主要是依靠加工贸易，进口是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出口市场也越来越广泛。中国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的贸易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使得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因为进口的是一些材料，然后进行加工、组装成为了产成品，再进行出口。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国家能够积累资本和人才、技术，能够慢慢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这有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应该进一步融入到国际价值链当中，而且要统一自己的贸易政策。或者说是将过去30年当中，尤其是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直到2008年，也就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有50%的出口都是加工贸易出口，而现在这个比例已经下降了。
这就像中国收入改革的双轨制一样，我们最终应该实现统一的单轨制。就目前来说，我认为中国应该取消所有对中间品的关税。
我有一些重要的数据，中国政府有70%的税收来自于消费者，14.7%、2.8%是来自于关税。其他的是增值税、消费税。确切的数字我可能还拿不出来，比如说增值税是加在单一的产品身上，消费税是加在最终产品身上的。如果我们能够对所有进口的中间品取消关税，就能够使中国更早、更好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去。
李稻葵：谢谢大家，非常高兴可以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这是非常重要的论坛，这已经是举办了第三次了，建东教授和其他同事为为论坛的举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个论坛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性质的论坛，已经邀请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以及前商务部部长和现任的商务部副部长来做主旨演讲，证明论坛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我想还是应该说中文比较合适，我想在座的大多数听众都是中国人，我觉得我讲的话最好还是用中文，这样的话不会有任何的翻译上的损失，能够让大家更好地听明白我的想法。
全球价值链的时代，我们的价值该怎么创造。这个问题有两个视角可以考虑。一个视角是国家的层面，政策的层面，我们可以做什么。刚刚王直博士已经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就是要彻底改造税收系统、关税系统，要跟上这个时代。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下面我想从另一个视角分析这个问题，即产业的视角。我想先提一个问题，在当今世界，我们看到了产业链在日益的破碎化。一个产品有很多的生产环节，你不知道到底是哪儿生产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我们家早餐的餐桌上，我太太给我订的牛奶，挂的是德国的牌子，比国内的牛奶还便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挂德国的牌子，也许我太太更相信德国人的诚实和质量，她认为这样的牛奶造假不容易。但是，我十分怀疑这个牛奶真正是德国人制造的吗？很可能是中国人自己生产的或者是新西兰生产的牛奶，到德国跑一圈，将奶粉兑成了牛奶，到了中国，甚至是在周边的一个岛国进行的加工，我搞不清楚，但至少是德国的品牌。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现在的产业链极其的复杂、破碎。
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产业能够在这样高度破碎化的产业链的分工中胜出呢？这就是我的问题。刚刚的例子里面，据我所知德国没有什么大型的奶牛产业，似乎德国的品牌在牛奶这个产业链里能够胜出，好象资源不是那么最重要的。反过来讲，像很多国家有资源，有丰富的资源，像南非，可它并没有真正的控制从自然资源到最终产品的产业链。倒是澳大利亚的公司、英国的公司，至少是基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上市公司，像力拓、必和必拓这些公司倒是整合了产业链。所以自然资源也不是最重要的。
再说一个例子，资本重不重要？八十年代中末期的时候，我刚到美国读书，那个时候日本人在全世界购买资产和企业，日本人有钱。好像那个时候资本很重要。但事后看来，日本人并没有真正的整合全球的生产链。所以资本也不是很重要的。美国并不是巨大的资本供给地。美国的经常账户经常保持在赤字状态。
再说一个例子，技术很重要。日本人有很好的技术，但日本并没有在手机产业里控制整个产业链，似乎技术本身也不是最重要的。倒是反过来，像基于在瑞士的很多公司却控制了全球的产业链，比如像雀巢食品公司，它本身并不在瑞士生产农产品。再举一个例子，最近刚刚出现的并购现象，商务部领导很清楚，好像是叫(佳能[微博]可)跟(艾斯普拉达)合并了，一帮华尔街出身的人用资本的力量整合矿业生产。资本似乎重要又不重要，自然资源似乎重要又不重要，我的结论是最后重要的还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管理能力、经营能力，这个地方的制度的可信度。我再重复一遍，德国人为什么厉害？德国人为什么可以整合我们家餐桌上的牛奶，因为德国人长期讲信用，德国公司守规矩，我们最不相信德国人造假。所以德国人占领了牛奶的阵地。为什么瑞士人这么厉害，能够控制很多食品，甚至于矿产品的生产，因为瑞士有一套国际化的运行方式。为什么力拓能够控制整个的矿业生产，因为它的国际化运作，它的公司治理极其严格。
我的结论是中国如何能够在新一轮产业分工中胜出，关键的关键还是我们自己的企业制度，我们自己的经理的运行能力和管理操守，这样的话市场不成问题、资本不成问题、技术不成问题，中国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胜出。
Hubert Escaith：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清华大学参加论坛，而且非常高兴讨论产业升级这么重要的话题。
赵忠秀：李稻葵教授很清楚地解释了他的观点。但是，我们知道事情还是非常的复杂，有关价值链的问题，我们做了很多研究，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非常复杂的商业问题稍微简化一些，可以把它简化到一个国家的层面上去看。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很强，当然他们需要做很多的研发，他们要花很多的人力和物力来做研发。他们也拥有资源，不管是自有的，还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他们可以从事高端的制造业，消耗也是很大的，发达国家消费的东西比他们自己产出的还要多，所以要大量依靠进口。
中等程度的国家以及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我们有一些研发，但研发的深度、广度肯定不像发达国家那么突出。我们的资源缺乏，需要进口很多资源。我们主要是做制造业，成为了世界工厂。我们国民本身的消耗很少，但却生产制造出来了很多。
第三类国家是资源丰富型国家，比如石油资源丰富。他们也有一些研发力量，但仍然不够丰富，但他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他们也会发展一些制造业，但这些资源富极的国家的制造业不够广，不够全面，他们的消费也很高。
到底是谁在做生意，肯定是企业在后面做生意，尤其是跨国企业。不管是老牌的跨国企业，还是新兴的跨国企业。我觉得不仅仅是价值链，一个链条还容易被砍断，但一个网络就紧密多了。我说的这个网络不是简单的网络，它既有制造的网络，也有服务的网络。此外，还有很多外包。
很重要的就是跨国企业建立了全球的研发网络，也就是现在很多跨国企业不是靠自己单枪匹马地进行研发。
我们来看中国的企业，中国企业的起步比较晚，中国企业没有全球的研发战略，也没有承担全部研发工作的能力。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全世界各国都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制造业以及消费状况。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还有一些没有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引子，我待会儿再具体谈这方面的内容。
Javier Lopez Gonzalez：谢谢，我首先要感谢会议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论坛。我觉得讨论的话题是非常让人着迷的。我本人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但恐怕没有多少的答案。
为什么我有很多问题呢？因为我本人也是从事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我就发现全球价值链已经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了，全球价值链的存在已经有很多年。但是，它之所以新是涉及到了南北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如果讲到研究全球价值链哪里很困难，你觉得很困难，我们做学术的人还是可以帮忙的。全球价值链当然是带动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其实我觉得要做分析的话，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框架。我觉得有一些要素或者因素往往是被低估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全球化。你看那些数据就会发现，一些真实的数据跟我们的模型所得出的数据往往是不匹配的。我们在做全球价值链分析的时候仍然是任重道远。
另外是政策方面的问题。如果看各个国家的贸易政策或者是区域贸易政策，你会发现很多价值链不仅仅存在于全球范围内，在地区这个层次上也存在很多的价值链，尤其是中国的作用。当然，你可以说北美是老牌的国家，中国是新兴的国家。我说中国经常发挥桥梁的作用。你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就会发现这个有意思的结论。
我们现在说区域贸易一体化越来越明显，像贸易的政策、自由贸易的协定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还想研究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对国际价值链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它会对关税也影响，对制造有影响。但是，它其实也会涉及到投资方面和竞争方面的政策。我觉得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去理解自由贸易协定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我们这次的圆桌讨论是讨论产业升级，我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关注，比如大家都提到的手机的例子。我就发现像苹果的iPhone手机这个例子，它的代表性不够强，不能很好地代表整个的经济状况。它有百分之六七十的附加值不是在中国产生的，尽管中国是iPhone的组装国。像产业升级有好几个意义，我认为现在需要增加更多的价值。也就是中国需要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出来，这应该是政策导向。我想中国的政策决策者也是希望这样做的，这样的话才能提高人们的收入。为此，产业升级是必经的道路。
但问题是你是想把蛋糕做大，还是想从已有的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一块，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Hubert Escaith：非常感谢。我作为主持人，也要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意见。我比较同意Javier Lopez Gonzalez的看法，也就是全球价值链有什么样的新意。如果我们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之下考虑政策的话，那么我想主要涉及到两个政策，一个是国际政策，毕竟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离不开全球经济这样一个大背景，而且各个国家都要讲自己的比较优势。
贸易政策的作用又是什么？我们讲了贸易政策就是要减少关税，要让贸易的便利成为可能。此外，国内也要进行法制、贸易政策和监管制度方面的改革。我们认为国内的改革也是贸易政策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方面就是国内层面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所有的全球价值链都改变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也就是说在全球价值链的时代，那些产业政策还有必要存在吗？如果没有的话，怎样进行产业升级？我对产业升级是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有很多。产业升级不见得是好事，我觉得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要有核心竞争力。一个国家如果想走多远化的道路，想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它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创造收入的能力。这跟做企业的道理是一样的。就像刚才部长所说的那样，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有很多人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低端产业，才能给人们长期就业的机会。尤其是那些富余的农村人口，要让他们转移到农业以外的产业中，但劳动技能又不够高，所以低端产业的存在仍然是有必要的。
全球的价值链有一些新意，让我们想到了另外一个新的名词，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如果你想加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你就必须遵守行为守则。不管是在劳工待遇，还是在环境保护方面。当然，这可能跟你们国内的规定还有所不同。国内的规定也好，还是加入全球价值链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也好，它们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比如孟加拉的例子。
对决策者来说，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就是要让他们认识到政治问题的本质。
刚才的几位嘉宾都是亮了个相，讲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看看大家的观点是什么。你要有观点，并且要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解释，可能每个人10分钟。
王直：因为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发展，如果要对中间产品征税，实际上是有放大的作用。对进口的产品征税，实际是增加投入的成本。这只是一个方面。实际上是要考虑到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的人均GDP收入已经达到了6千美元，要向高收入的国家过渡，不会落入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进行产业升级。
但是，到底怎么定义产业升级？是不是一定要在产业链的高端？我想这跟我们的国情有关系。根据瑞典经济学家(贝尔普利)的研究，实际上参与程度是最重要的。跟你的高端、低端有关系，但关系不是很大。所有提供资源的产业都在高端，但你只提供资源。如果你没有创新能力，你不能提出设计的理念，你的制度不能帮助企业家进行创新，不能建立信用，制度的基础建设没有做好的话，产业升级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建造一个环节，要进行系统的制度建设，比如要考虑税制的改革，怎么改？我讲的外贸税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还有财产税的问题，是不是要减少企业的税费，整个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减税，而不是增加税，要减税，是不是工资也要调整？工资要调整，户口制度是不是也要改变？使农民工真正成为市民的一部分。这是系统化的问题，不能只是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角度去考虑。
我们的企业一定要有创新能力。我这次到南方去参观了一个企业，我的感触很深，我觉得它正好是我们国家融入世界产业链的缩影。这是一个搞光电的企业，员工全部都是农民。他们是生产背投电视的镜头，以前加工的产品经常不合格，被外方回。他们这些管理人员就背着这些镜头到处去找，通过几次努力，他们达到了外方的要求，就捞到了第一桶金。我的汽车走过那个企业，他们周围还有很多纺织企业，这些纺织企业现在都非常不景气。为什么？因为只靠规模不能拿到市场。这个企业的生产一方面是向大型化发展，一方面是向小型化发展，他们的生产品种达到600多个，进口的仪器非常先进，而且还有小批量生产。这样我就想到纺织业过去是我们的强项，但现在有很大的困难，可是我们看意大利，意大利的纺织企业靠设计，照样还是有市场。再看德国的制造业，德国就是制造业的强国。中国的制度建设要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我们是一个制造业大国。
现在企业里面有用人荒的问题，我们培养的大学生没有企业需要的技能。我们到底怎么样输送企业需要的人才。我很同意制度的问题，但制度是靠谁来建？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我回国以后有一个很深的体会，现在中国，钱可以找得到，事情也可以搞起来，但就是没有合适的人来做这些事情，这是最大的困境。我们的改革一定要有整体的顶层设计，将制度环境搞好，使每个人都得到公平的机会，参与到世界全球化的大潮里来。
李稻葵：王直的发言像十八大报告，非常全面了，从人才到制度，到国际竞争力，什么都讲了，到纺织业的困难，到制造业的优势，都讲了。我就讲一点，等于是他的补充。当前困扰中国产业的重大问题，就是在不经意间，很多企业都已经在规模上做到了世界的前列，不管是纺织，还是重型机械，还是钢铁。但是，我们突然发现附加值并不高，利润更低，怎么办？于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很多人提出我们没有钱，可以到国际商并购，我们可以买品牌，可以买技术。有的人说部搞品牌，我们自己搞研发。就像赵忠秀校长说的我们自己搞研发。我的观点是都行，资本有，肯定是好事；市场大，肯定是好事；规模大是好事；搞研发是好事。
我想强调的是这一切的一切远远不够，最核心的事情还差很远，就是在国际上整合各种资源，从品牌到技术、到自然资源、到人才，整合的国际运作能力，我们十分落后。第一体现在人才不够，我特别同意王直的说法。二是我们的制度也远远的不够透明，企业层面的决策也远远的不够有效，都喜欢用自己熟悉的人，还是喜欢用自己听得懂的逻辑。必须按照国际一流大企业，按照国际通用的游戏规则去做决策，招聘国际一流人才，老老实实地开各种各样的董事会、决策会，公开的、透明的，一些不能公布的一点都不能公布，老老实实地干，只有这样干才能真正让中国的企业、中国的经济上几个台阶。否则一切都靠不住，资本靠不住，RND靠不住，市场靠不住，一切都是“浮云”。
谢谢。(笑)
Hubert Escaith：大家作为学生，你们是未来，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们在大学里学到的，在你们工作中能够应用，也希望能够起到作用。人才非常重要，也是本次会议在这里举办的原因。
赵忠秀：已经非常全面了，十八大报告做完，再一个解读，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是从微观来看中国的贸易转型升级。过去做贸易、做制造的都说要做研发，实际上还涉及到怎么深化分工，由谁把这个环节串联起来。实际上是商业模式再造的问题。我这几年也观察了一些小的企业，这些小企业不可能什么都做，在整个价值链里面，你的角色就是工业化的，不能得陇望蜀。在这个过程中，谁来整合各种各样的资源？实际上还是商业模式的竞争。
这个竞争并不是先知先觉，这个竞争的结果是事后决定的，并不是事先确定的。你事先确定做这个、做那个，做了一个很好的战略，虽然不能保证你成功，但可能会保证你死得不那么难看，不是撞大运。这个过程涉及到制度环境的问题，你要鼓励竞争，鼓励业务创新。因为不创新肯定要死，创新不见得能够成，但不创新肯定会死。
在中国转型升级的突围压力下，有一些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这实际上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也没有必要刻意地引导谁来做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好的商业环境、好的商业形态。这一点在中国当下这个阶段，可能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Javier Lopez Gonzalez：大家都谈到了国内政策的实施，再谈到国际政策的协调，这些创新的流程，对于整个价值链的概念化，增加值也带来了伟大的GBC的概念，很多都是技术融合，怎么利用技术。我们必须要审慎地考虑到这一点，怎么样吸引这样的知识，同时保持这样的知识。所谓的知识就是技术创新。怎么能够让政策更好地进行协调。要不就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要不就通过投资或者是更广泛的政策协调来实现。对于全球价值链来说，它并不是新的概念，但大家对它有了新的理解。
贸易有互补贸易，因此大家会建立贸易政策。这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让我们更好地融入技术，更好地整合技术。我只是想强调这一点。所以说国际性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我们也看到投资协定、贸易协定，到处都可以见到，但我们怎么协调不同的协定？怎么协调双边和多边协定？每个协定之间都有各自的规定和政策，有时会出现障碍，尤其是在进行多边谈判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障碍。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建立更高层次的协定。在自由贸易协定中，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对于WTO来说要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就像我们一直提到的WTO2.0版本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更新我们的规则。有文章提到“规则已经写定”。以前是用软盘来分享信息，WTO也是要找到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而不是再用过去的方式更新自己的角色，在这个价值链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Hubert Escaith：大家都谈到了贸易政策，以及WTO，还有政府政策等等。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是在发展中国家渡过的，我刚被邀请来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说实话，我不太确信，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真的叫做中等收入陷阱？比如在我自己的国家，我也注意到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尤其是你能够真正发展的时候。有些国家可能连第一阶段都不能达到，像海地。像海地这样的国家就没有这样的幸运能够达到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并不是水平的问题，而是收入分配的问题。除了贫富之间的收入分配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地域的收入分配，包括活动，以及包括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效率分配。我认为最大的陷阱就是经济是按照一个独立的实体来进行。就是你的经济发展有一个核心，其他的一些东西并没有容纳进去，就像一个核一样。这样会限制整个国家的发展。
同时，对于全球价值链来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潜力和机遇，因为全球价值链不仅仅是供应链，同时也能够建立这样的集群。我这里所说的集群就是(迈克尔波特)说的管理机构，你可以用一个概念促进内陆的发展。刚才我说过目标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样核状的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而其他的人还是比较贫穷。人才也会遇到障碍，很多学生根本找不到比较好的工作。
如何使用集群，如何使用价值连来发展，我们认为有几点，第一就是在私营部门和公有部门之间应该进行对话。对于新的行业政策，我们应该建立这样的政策，比如五六十年代的产业政策是一个部长决定这个部的相关政策，另外一个部长就决定另外一个行业的政策。在价值链中，你是在自己的行业产生价值以后在不同的行业中流通。对于产业政策而言，今天的社会应该包括所有不同的行业和部门。另外，企业界和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应该参与，各方都应该进行对话。我们也看到很多部委之间根本不沟通，我也有过很多这样的经历。
第二，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在国家的层次上，以及在各级政府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要非常清晰。所以说如果界定不清晰，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之间要保持平衡，不能只关注重点的省市，而忘记那些边远的省。
真正做到平衡并不容易，我读了一本著作，我的一个朋友在地方政府的层面上做了很多研究。读了他的书之后，我理解了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来促进内陆各地方政府的平衡和利益，这是好事。当然，我也不是专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
但是，我想通过这样一个集群的方式，我们之前有很多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我们总能够在失败中得到很多教训。从国家的角度来势，比如农村领域，我们谈到制造业、制造技术等等，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参加，尤其是从农村去的，他们也应该参与。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会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因为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平衡发展，就不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在座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有时间回答两个问题。
主持人：我有一个问题，我在前一段时间就提出过这个问题，讲全球价值链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讲要融入世界的全球价值链。我想问五位嘉宾一个问题，全球是什么？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大家说美国就是世界。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融入到全球很重要的一个含义是全球融入到中国。我的问题是中国到底能做什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提问题的时候，又回到我原来的问题，在全球价值链里面，它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技术垄断，第二个是外部性。通过完全的市场竞争，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外部性得不到解决，垄断也得不到解决。所以我的问题是中国的产业升级，如果说不打破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的话，这种产业升级有没有可能？
提问：我的问题是给王直的，你提到中间产品征收关税会起到放大作用，我认为肯定是这样的。我的问题是我对关税结构优一个认识，按照原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是有一个层次的，比如化工品是有协调关税的，原材料是0，中间产品是2，中间产品是3或者5。如果中间产品的关税由于价值链的原因被取消掉，是不是会造成关税结构传统意义的变化，中间产品是0，原材料还有，最终产品还有，以前在中国出现过关税结构倒挂，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认识到价值链里面对中间产品特别重视的情况下，怎么样协调与原来关税的结构。
提问：我叫李真信，是来自经济日报的评论员。李教授和王博士都讲得非常好，我认为整合的问题看起来不是中国的特色，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比如苹果的例子，乔布斯带领他的团队，苹果的市值涨到了将近700多，乔布斯去世之后跌到了400多，跌幅将近一半。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王博士提到中国要全面综合看待这个问题，才能实现价值链的上升。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如果说你们要给决策者提一个建议，所谓的纲举目张，中国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纲，从政策这个层面，甚至从战略的层面，究竟什么是纲。
提问：我现在在广电总局拍纪录片，我们的纪录片水准已经跟国际上接轨了。我最近看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胡适的《聋人与自由》，一篇是鲁迅的《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现在包括李稻葵老师这样的学者已经有充分的学术自信。我跟很多企业家交流，他们也有中国的企业家自信。包括您刚才提到的纺织品，我接触到很多，他们已经可以用全球的面料，当然他们面临的受众是非常小众的。中国人是不是已经可以融入到这种价值链，可以获得自由。我们不碰到这个壁，但可以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
王直：我觉得经济日报这位李先生提的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开始就讲了很具体的问题，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讨论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具体的建议，而且是可以执行的。当然，观点是很重要的，首先观点要解放思想，非常重要。
但是，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可以帮助政府决策者进行决策，帮助中国进行产业升级以及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我提到的取消中间产品的关税就是非常具体的措施。本来我不是特别清楚，以为关税就是关税，但没想到关税有80%都是来自消费税和中间产品税，这就涉及到定义的问题，什么是中间产品，什么是最终产品。在我们的价值链当中，我们的定义不是像传统的定义，在核算的意义上我们定义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概念上有改变，跟一传统的概念是不一致的。
我建议中国政府参考加拿大的例子。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加入WTO之前，很多都是自己的自由化。到了加入WTO以后，我们的名义关税很高，但由于我们有50%的加工贸易，实际关税已经不是那么高了。所以我建议中国政府参考加拿大政府的做法，将中间产品的增值税去掉。关税相对来讲比较低，但增值税有13%-17%。在欧洲，所有的增值税是百分之百退回的。可是中国的退税是根据政策和环境而变化的，而是完全退税，退税率和征收率是有差异的。实际上我们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是加了税的。在没有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是不清楚的。包括世界银行[微博]的专家威尔马丁先生，他就说怎么可能呢？中国怎么还给自己的出口加税。结果看数据以后发现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政府在这些方面是可以做的。
大的问题，还是请李稻葵老师来回答。
李稻葵：建东老师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当前全球化的产业链越来越分割的环境下，到底哪些因素可以通过竞争降低，哪些回报率是不能通过竞争降低的，反而越竞争，它的价值越高。在当前很多环境下，很多因素是竞争不下去的，比如创新能力、整合能力，市场越竞争，国际贸易越发展，它的回报率越高。现在不仅是全球贸易的产业链，而且是资本全球化，资本的流动非常快，资本在短期内迅速扑向高回报的要素，使得这个要素的资本价值、市场价值迅速抬高，苹果就是非常好的例子。当他们意识到乔布斯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大量的资本追逐这个企业，企业价值迅速抬高。所以竞争解决不了问题。
怎么办？还是回到企业战略，回到国家层面的战略，这些战略倒是非常重要了。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可能就是要有意识地产生一些别人无法复制的要素，让这个国家的企业，这个国家的百姓，能够比较长期地获得高回报。
这就回到《经济日报》这位先生的问题，国家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企业升级呢？这是很好的问题，但我没有答案，我只能告诉你我的观察。这位拍纪录片的朋友的问题很好，很多企业家的胆子很大，胆子大得不得了，很自信，都要走向世界，都要并购国际企业。
讲一个李书福的例子。他以前最爱说的一句话，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汽车有什么难做的？汽车不就是四个沙发往那儿一座。飞机有什么难做的？飞机就是两个铝筒，里面搞几个沙发，就是飞机了。这是李书福走向世界前的说法。他并购了沃尔沃以后怎么说呢？他反复跟我探讨这个问题，他说我头疼的是国际文化，不同国家的文化怎么一起合作，你们能不能帮我搞一个研究所研究跨国文化在公司运作中的作用。所以我就想说现在的企业家在没有真正的走出去之前过分的自信，而走出去之后才发现非常复杂，走得越远越复杂。所以我想说也许可以由商务部稍微扶持一下，由学校和民间设立若干个大型的研究所，好好地研究一下，从案例出发，从实际出发，好好地研究一下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之后碰到哪些难题。通过这样做，总结经验、分析教训，至少让我们的后来者不要犯简单低级的错误，让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整合国际资源更加顺利一点。
赵忠秀：刚才建东提这个问题，就是谁嵌入谁的问题。我们现在讲全球链，这个网不是无所不包的。我想有一张全球的网，跨国公司主导的，但仍然还有本地化的东西，它的覆盖面很小。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不太好，就像农民种菜，有一部分是种给自己吃的，有一部分是种给别人吃，自己不吃的。中国在全球分工里面，反过头来看看领先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也有融入当地的问题。我们研究这个价值链，梯子往上爬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创新能力和整合能力，在能力建设上还不是一朝一夕的。
虽然是全球化了，但并不是一切都要通过国际贸易来完成，我们仍然还是有本地化的东西。国际化、本地化之间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我们在讨论全球化的时候，对于企业的出路来说，做好本地化一样是受人尊重的。就像欧洲有很多企业，并没有到全球去发展，但依然做得很好，依然可以在当地实现很大的价值。这是我的一点补充。
Javier Lopez Gonzalez：我想就刚才的这几个问题进行回应，比如说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在产业链上走到更高的位置。大家反复提到了苹果的例子，除了苹果之外，三星[微博]、诺基亚[微博]都想模仿苹果，在手机行业就形成了这种挤出者效应，曾经一度的王者被挤下台。
大家刚才提到的观点都非常有意义，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一个进程，升级的进程有几个步骤。第一步就是进入更高的产业链的位置。大家要做一些加工、制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学习，比如看到一个小小的零配件，这么小的零配件能产生这么大的价值，就会有这种愿望，自己去做高技术的创新，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创新能力的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长期的人才积累和培养。中国也是经过了几代的积累，我觉得中国显示出了非常强的技术实力。
除了这种技术和创新的实力之外，我想进行创新的前提条件也需要思考，以及对创新进行激励的制度，比如通过什么样的制度调动资金对创新进行投入。以前可能就是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零部件，现在出于创新，而且有创新的激励，我想大家可能会更多地注重自己的开发。当然，这个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也非常重要，像法律、法制的完善也非常重要。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很难说某一个单方面的因素就能够让一个国家成功地完成产业升级和价值链的升级，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系统的问题。我想还是要尽量放手，让企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创新力。
王直：我想回答一下《经济日报》这位记者的问题。你提的问题非常重要，也非常难以回答。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有好多问题，但我觉得有两大问题要得到中央的重视，要彻底解决。第一个是要建立现代的税收制度。这个从经济上来讲是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给各种不同的参与者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一定是顶层的整体设计，比如现在搞流转税，供给和需求，房价是由供给需求决定的，现在是增加流转税，而不征收财产税，结果有房子的人不愿意卖，供给更少了，房价怎么下降呢？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第二点，要改革教育，要让我们的教育培养出适应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的人才，这是解决人才问题。这就是从根本上对中国进行制度化建设。过去有一个教育部的发言人竟然讲教育和穿衣服一样，有钱的人可以多消费一点，多买。我们在国外，简直不可理解。在美国，像克林顿总统和奥巴马总统，他们都是拿奖学金的。为什么民怨大？只有使下层的人通过正常的渠道能够到上层，他有希望。我们现在培养了这么多所谓的白领后备军，一毕业就失业，为什么呢？因为你讲的普及知识不适合企业的需要，企业需要的是技术人才，而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教育制度改革跟不上，人才问题解决不了，人才问题解决不了就什么都解决不了。这是我的两点建议。
对建东的问题，我觉得要从两方面来看，确实是跨国企业有垄断。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垄断并不是寡头垄断，而是垄断竞争。包括苹果、HP，他们老打官司。某一个跨国企业很难垄断，关键就是要有准入的原则。定下制度，谁都不能进入这个领域，这是垄断。垄断要发展很长时间，对于后起的可能有困难。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最为担心的问题。我最为担心的问题是中国没有一套很好的刺激激励制度，大家觉得很不公平。再一个就是没有人才的培养制度，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不适合国家的需要，这是两大问题。
Hubert Escaith：非常感谢。我们这一环节的圆桌讨论非常活跃，我们刚才讲到了跨国公司拥有的垄断力量。在全球化时代，很多的垄断是会被打破的，我觉得在各个行业都是这样。在今天来说，可能你顶多能拥有两三年的垄断权力，然后你的垄断就不管用了，就会被打破了。谢谢各位的参与，也谢谢提问的观众。我想这有点像达沃斯论坛，我们还是守时的。
我这里再次感谢各位对嘉宾讨论第一环节的支持，能够来到清华参加今天的论坛非常高兴。
主持人：谢谢，刚才我们讨论的非常激烈。
下面进入到下一个圆桌讨论，下面的圆桌讨论的主题是“南北经贸关系冲突与合作”。我交给下面的主持人张向晨。
张向晨：有请四位讨论嘉宾上台。我是商务部政策研究室的张向晨，是会议主办方之一，但我非常惭愧，做了很少的工作，因为最近在党校学习，今天是逃课出来的，幸运的是我的同事都非常尽力，他们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
这个话题跟上面一个是相关的，在开始之前我想对产业升级的问题讲几点自己的看法，也是作为讨论的开始。对于大家刚才讨论的问题，我有这样的看法，发展中国家可不可以进行产业升级，我的结论是可以的，但是非常困难的。
要实现产业升级，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体现这个经济体发展的阶段性，这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非常相关。我们的目的是推动产业升级，但我们要首先了解是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在价值链的生产位置、上哪儿去、能去到哪儿。我认为中国最应该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压苗助长，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这也是世贸组织的专家一再强调的事情。中国人都习惯非常规的弯道超车，这在马路上是非常危险的，但我们的思维就是这样的，超常规的思维。价值链恰恰是要循序渐进，不能飞，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我们原来只能做飞机的尾巴，现在可以组装整个的飞机。现在我们只能组装350，380还不行，但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组装380。
第二点就是要发挥外向型产业的引领性。那些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产业和国内的其他产业有相互的联动关系。要想产业升级，要发挥它们的引领性，这些产业非常敏感，要发挥好这样的作用，对产业升级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第三，要发挥竞争要素的综合性。王博士和其他专家都讲了，要进行产业升级不光需要一个因素，还要综合考虑，包括政策环境。
第四点是要发挥企业在竞争中的主体性。刚才很多朋友在问政府能做什么。其实我们调查研究的结果是企业说政府少干预一点，因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如果按照政府指定的创新路径，有人说百分之百要失败。如果不是那么悲观的话，99%会失败。这就是我对产业升级的看法。
下面我们要讨论南北经贸关系。南北经贸关系跟全球价值链有什么关系？在全球价值链的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观点也是不一致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阶段，有的还不在全球价值链上。不在价值链上的国家认为我们的讨论跟他们没有关系，在价值链低端的国家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分工，是受剥削的，技术是低技术，被锁定了，永远不能逃出这样的状态。现在我们的讨论是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真的。王直回答的问题是他不认为这个垄断是绝对的，我也赞成他的观点。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整体性的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问题上，为什么会冲突？可不可以合作？如何开展合作。下面请第一位发言者，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副院长白重恩教授。
白重恩：谢谢组织者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我想讲的不是那么突出，不是考虑到南北经贸关系，我更想讲的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和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是什么，这些趋势对我们的对外经贸关系有什么样的含义，在这些含义中，对南北的经贸关系有什么样的含义。其实这里面不仅仅是南北的经贸关系，我们关心的还有南南的经贸关系。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是未来会有什么比较大的变化，如果说分成过去的30年和未来30年的话。过去30年和未来30年有什么样的不同。我想第一个不同就是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很多的红利，我们有人口的红利、城镇化的红利和制度红利，这些红利在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为这些红利，效率的改善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改善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是，未来有一些红利可能跟过去30年不一样，比如人口红利。我们的人口抚养比在1980年是60%几，到了2010年变成30%几，在这段时间内，人口抚养比是不断下降，人口占劳动力的比重是不断上升的。这个现象在这几年有所扭转，未来人口抚养比会上升，到时候在人口中的比重会上升。有人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几年中，人口中劳动力的绝对人数会绝对下降。这将对我们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带来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有一个趋势就是人口的变化特征跟过去不一样。
第二个不同是我们的教育在这些年有很大的改善。我是1979年进的大学，当时的大学入学率不到2%，而现在的大学入学率是三分之一。尽管大家对大学的教育质量有很多的诟病，比如王直说我们的教育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我们教的东西不适应经济的需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教育是有很大的改善。我进大学的时候，基本上一句英语不会说，我们现在的大学一年级学生讲一口完美的英语，我们有50%的课程都是用英语授课，学生完全没有问题，质量也有很大的改善。这对我们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地位也有巨大的影响。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的知识化都会给我们的全球经济地位带来巨大影响。
除了中国的变化，其他国家也在变化。全世界的趋势可能会影响我们，一个是新兴国家的发展，还有一个就是欠发达国家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非洲发展的需要。联合国[微博]刚刚发布了新一轮的人口预测，前十大人口国家很多都是非洲国家，这些国家有很大的发展需要。这些是未来30年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非洲的发展需要，全球的经济发展怎么样适应非洲发展的需要，帮助非洲发展。
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金砖五国，现在把南非也放在里面，金砖五国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还有美国制造业的新优势，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有了这些变化的趋势，对于我们理解未来的对外经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想讲五点在对外经贸关系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内容。第一点是过去的制造业开放程度很高，但服务业的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很多人说中国现在是制造业大国，没有人说中国是服务业大国，但中国是有潜力成为服务业大国的，中国也有需要成为服务业大国。但我们的服务业发展相对于制造业来说比较落后，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服务业开放不够。西方国家比较关注的是进入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商业服务业领域。但是，我觉得根据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服务业问题最大的行业是医疗和养老。我们的医院硬件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很小，但医院的软件与国际相差太多。
我最近在做关于社会保障的研究，未来医疗费用的增长以及医疗保障的缺口是非常巨大的数字。如果医疗行业没有非常彻底的结构转型，我们未来会面临非常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南北合作的空间是巨大的。欧美国家有非常丰富的医疗管理的经验，比如说医保中如果有管理医疗，就可以使费用大大下降，而我们国家是没有管理医疗的，我们的医疗保障就是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基本上是支付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关系。医保部门完全不参加医疗部门的管理。而国际上的发展趋势是管理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的提供是整合的。这个方面需要迫切的开放，满足人口老龄化形势下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
养老行业更是存在问题，养老基本上还没有成为行业，未来这个行业的需求非常大。但是，我们在这一点上基本没有对外开放。我想讲的第一点是服务行业的对外开放，需要特别重视，南北合作在这个方面有巨大的空间。
第二点跟主题有关，就是产业升级。人口的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大学入学率是三分之一，而且我们的教育至少跟美国的教育有一点不同，美国的学生里面，大概有不到10%的人学工程，我们的毕业生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学工程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学理科的。我们的教育对于技术的发展，应该是很有利的，但是这个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有产业升级的需求，从教育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已经为产业升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怎样充分利用这样的基础，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关于我们的教育怎么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也需要有更多的考虑。如果教育上可以更多地对外开放，我觉得也会有所帮助。这是关于产业升级的条件。
我们作为比较大的经济体，既有负担，也有优势，我们过去的发展经验就是跟着别人学，别人做什么，比如说韩国比我们领先20年，我们就看韩国20年之前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但是，作为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体，你一直是跟着别人学，这会是一个不可行的策略。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中国价格。当中国做什么事情做得好的时候，中国生产什么的时候，国际市场的价格就下降，中国需要什么的时候，这个产品的国际价格就上升。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可以对国际市场的价格产生影响的时候，跟着别人学不是可行的战略，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创新。
第三点就是对外投资。我们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小，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小，但我们仍然要吸引投资。只有到别人的市场上去运行，你才能学到别人是怎么做。我们过去是通过别人进来学习，我们未来还要走出去学习。在这一点上，南北合作也是有很大空间的。
第四点就是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的需求。我们在基础建设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非理想的市场环境下开展基础建设的投资有非常好的经验。非洲、拉丁美洲非常需要这样的经验。我们现在到非洲去做这样的投资，北方的国家往往会有一种抵触情绪，认为我们是在做新殖民。其实在这一点上，如果中国能够跟欧美国家合作在非洲国家搞基本建设，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前景。
第五点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非常令人不解的是我们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一些新能源产品成了国际贸易争端的焦点。在这个方面，全球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应该通过更好的合作，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新产品能够更快地得到普及，能够在经济中起到更大的作用。现在因为一些国家比较短视的政策，给这些产品的发展带来了威胁，我觉得未来应该在这个方面有更多的合作，将重点放在普及这些产品上，而不是瓜分整个市场。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掌声)
张向晨：谢谢白重恩教授，看来他是比较乐观的人，他重点强调了合作的方面，这五个领域都非常好。
下面有请OECD的Nadim Ahmad先生发言。
Nadim Ahmad：谢谢。非常感谢邀请我来这里发言。白教授刚才介绍得非常全面，提到了很多的问题。有两点跟我要讲的非常接近，第一就是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我也想说两句，在我之后的发言中也会提到。第二就是创新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工业产业升级这个方面，创新非常重要。创新才能够进行产业升级，才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知道气候变化会为创新带来新的机会，比如新的能源、新的产业在不断发展，因为大家有这样的需求来应对气候变化。产业升级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展开，其中一种就是通过创新。
我也想回到刚才的议题。我们谈到了全球价值链，我们说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也就是大家在过去几天一直讨论的。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我们看不到，为什么GBC如此重要，它对发展中国家有怎样的重要性？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流程和产品，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发展加强，它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建立这样的流程，它可以做什么呢？它可以作为生产流程中的一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我们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呢？这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升级，怎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呢？我们在考虑这个陷阱之前，需要考虑一下第一步应该怎么做。第一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而这些就业机会也带来了收入，这些收入对整个经济产生溢出效应。这是非常重要的考量。
第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上游效应。如果占到国内经济的一部分，它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溢出效应。
这两点非常重要，这也证实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
另外，我们如何提升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如何理解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我们也总是会谈到微笑曲线。我在这里想澄清一下，我们不一定要在微笑曲线的中间，重要的是为经济带来最大化的价值。你可以通过产量来获得价值，或者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获得价值。之前我们讨论过3D打印机，比如20年前，你们也知道加工公司处在价值链中比较高的位置。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仅看微笑曲线价值链，或者是从传统的方式来看。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一种途径，从这个价值链中获得最大的价值，这个才是最为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创新，会鼓励我们进行流程创新或者是产品创新。
另外，我们也有上游效应，上游的供应商也可以进入生产流程中。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通过提高量在价值链中增加价值。当然，你可以更具有竞争性，通过提高竞争力来提高价值，这也可以。
中国的制造业当中，出口产品中的服务含量比较低。从附加值的角度来说，中国只占25%，而欧洲的所有出口产品的服务附加值的占比是50%。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很多的机会，因为我们可以改进竞争力，比如上游的供应商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可以改进。可以放开服务业市场，包括保险业、医疗保健业，以及对于制造业本身，都会从中获得很大的利益。所以说这是非常好的政策。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领域，政策也非常重要，我们不应该忽视。
之前总干事也提到了贸易便利化的问题，它能够帮助我们改进产出，也能够改进互联性。根据OECD的数据表明可以产生大量的影响，如果能够优化贸易便利化，发展中国家可以降低15-16%的贸易成本。这是非常大的价值。
另外就是在边界上的规章制度。在全球，大家对同一个产品的贸易规则不同，会产生大量的成本，有的时候甚至比关税还要高。关税是一个问题，但关税之后的重复的贸易税收也是很大的问题。
最后，我想回到我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关于南北合作，包括在整个价值链中的整合，我们应该加强南北之间的合作。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互联性已经很高了，但如果去掉这个区域重复的生产链，南北合作的整合度是没有那么高的。像巴西这样的国家，我们要更好地了解要更好地加强南北的互联性，20年之后可能不会存在南北这个概念，但我们要同意它们之间的互联。
张向晨：Nadim Ahmad，我觉得他可以在中国找到很多的知音，对他本人和OCED的挑战是如何说服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像中国的政府和学者一样采用同样的看法。
下面有请IMF的Ranil Salgado先生发言。
Ranil Salgado：谢谢，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
我同意刚才三位的发言，尤其是对于国内政策的重要性这一点。我会关注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国际治理的问题，以及对于经济关系的影响。在IMF，我们也在考虑一些主要的趋势，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就像白教授刚才提到的几点也是其中的趋势。他介绍的是关于中国的，我们更多关注全球的。
接下来就是技术进步，比如降低沟通成本、交通成本，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提高价值链的效率。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都知道全球化是形式各样的，但对经济而言，我想有两个形式，第一就是贸易全球化，增加贸易量，包括服务和产品贸易。第二就是国家的全球化。
第三个趋势就是关于人口的变化，刚才白教授也提到了中国的状况。首先，我们有人口红利，但是出生率在下降。接下来，中国和其他国家将面临另外一种趋势，也就是老龄化的问题。我们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看到老龄化的趋势，包括在欧洲、日本，人口也在出现老龄化的趋势。所有的这些背景下，当然还有最近发生的经济危机。
在很多国家，我们看到的趋势是不平等现象在逐渐加剧。最近在三分之二的国家都出现了财富不均现象。从全球的角度来说，中国和印度相比似乎是贫富差距在减少，在各地区和各国家相比，贫富差距却在不断增加。当然，不只是出现了紧张的经济关系。在经济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国际政策方面有一些协调，比如2010年的时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在进行调整。最近我们看到，G20集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政策调整方向。
第二，我们应该考虑从WTO的视角来考虑这个问题。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多哈回合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同时要讨论的是区域的或者是多边的自由贸易协议。对于这个多边的进程来说，这是一个补充机制。
第三就是在全球价值链的概念中，我们不仅要关注传统贸易的措施，当然包括一些投资、气候、监管、框架等等，这些也需要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重要的一点是确保这些区域或者说多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协议的规定是一致的。这是我目前能够看到的问题。
在IMF有两个单独的问题，从全球政策协调的角度来说，IMF看到的一个难点是让活跃的新兴市场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在WTO是比较平衡的，但还是美国和欧洲做决定。现在这两个方向在发生变化，正在朝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就像两百年前一样，现在中国和印度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我们更多的是多极化的决策。现在与二三十年前是不一样的。
对于我们的国际治理来说，大家的话语权都比较平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进行调整？我们怎么建立一个全球的体系？对于比较活跃的新兴市场来说，要给他们更多的话语权。这些都是在全球化，以及全球价值链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能够直接与全球价值链相关。但不管怎么样，这也是一个相关的问题。
非常感谢。
张向晨：Ranil Salgado先生从全球经济治理的层次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合作的问题。我们这个环节最后一位要发言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的鞠建东教授，他是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
鞠建东：从刚才几位嘉宾的发言来看，我们感觉现在的南北关系是很正面的，形势越来越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南北关系还是有冲突的方面。我觉得主要是几个方面，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产品是很不一样，以前是非常互补，现在是竞争性越来越强。
第二，正是因为竞争性，由利益集团对中国发起的贸易制裁越来越多。
第三，这些贸易制裁很多都是针对中国的高技术行业，比如最近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光伏产业，第二个是华为。这又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越来越多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可以化冲突为合作。我提出的办法是镜像战略。
首先解释什么是镜像战略。所谓镜像战略是指如果某国对于我国某行业或者企业进行贸易制裁，我方即选取对方在我方有重要利益的行业，或者企业予以反制裁。
镜像战略的基本原则是损失对等，而且进行绑定。假如对方提出贸易制裁，提出立案、审查、通过、实施、取消，我国的反制裁措施也是同步的，我们的提出、立案、审查、通过、实施、取消。
镜像理论的基础是博弈论中的以战止战，这是在经济学中被证明最为有效的化解冲突、实现合作的措施。
为什么要采取镜像战略呢？因为大部分贸易制裁都是由利益集团推动的。从理论上讲，贸易制裁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是没有好处的，比如说美国要对中国进行制裁，对美国国民的社会福利也没有好处，只是对利益集团有好处，利益集团的背后主要是跨国公司。也是问题的所在。
实行这样的镜像战略可以分化瓦解利益集团的利润驱动，其核心是使得贸易集团发起贸易制裁无利可图。举一个例子是我们的光伏行业。我们是不是也有另外的措施呢？我们选择的是法国的葡萄酒。如果能够透明清晰地表达出来，比如光伏企业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他们提出的时候，我们就有另外一个措施，使得利益集团明确了解这样的贸易制裁得不到好处，可以制止贸易制裁，达到合作。我的看法是从另外一面来看，中国已经进入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多发时期。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战止战。所以我们提出这个所谓的镜像战略，很透明，很清楚，大家都知道贸易战没有好处，也就不打了。
张向晨：谢谢建东教授。幸亏他谈了南北之间的冲突。对于镜像战略，大家可以思考，我先提出一点我的看法。
我认为他提出的镜像战略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方力量是对称的，如果力量不对称，这个战略就不适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其实是力量不对称的，包括中国和美国。我们讨论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南北冲突，首先应该界定冲突双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系，比如什么地方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贸易冲突是没有道理的，对双方都有损失。哪些是互不相干的，也可能这个地方没必要冲突。哪些地方是确实有冲突。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商量。我们有WTO的代表，有IMF的代表，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我们可能更需要在规则基础上进行博弈。如果不能协商的话，可以到WTO的争端解决机构去处理。也许效率不是那么高，但可以避免冲突带来的损失。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大家也可以发表意见。我不知道其他三位专家对建东的理论有什么看法。
Nadim Ahmad：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也可以算是比较乐观的态度，看到的都是美好的前景。在刚刚开幕致辞的时候，有领导提到应该避免发生贸易保护主义，从而避免贸易战。像刚才有人提到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而且会危及到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对此有高度的警惕和意识。这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提醒。刚才也提到了全球治理，也应该体现出新型力量对比的变化。
Ranil Salgado：我刚开始讲得比较悲观，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三十年代大萧条的重演。在大萧条期间，各国都采取了非常过分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是，在这一轮的经济危机里面，虽然有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现象，或者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但根据世贸组织的观察，这些做法还是非常温和的。毕竟经济危机以后，失业率比较高，给贸易保护主义创造了发展的温床，但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特别厉害，再中国现在的实力，我觉得也不用过度紧张。世贸组织的报告提出了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但还是控制得住的。这是世贸组织的分析判断。我想其他的国际组织也有同样的看法，因为毕竟这种价值链的兴起，你让邻国不好过的话，自己的日子也会不好过的，大家都有这样的意识。
白重恩：确实是，我刚才没有强调冲突的一面，比如产业升级，我一定程度上同意建东前面讲的内容，就是随着产业升级，我们以前的产品跟别人是互补的，但以后可能会加强替代性，这确实可能会加剧冲突的发生。我也同意解决贸易争端的最好方法还是建立更好的规则。对我来说，我特别希望这个规则能够变得更加公平。中国在这些贸易争端中受到了不公平对待，根据WTO的规则，我们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当我们不是市场经济的时候，一旦有这些贸易争端，我们在处理贸易争端的时候，在这个规则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比如反倾销，怎样定义倾销，就要看你卖的价格和成本是不是一样。但我们的成本不是根据中国的成本算，因为人家说我们不是市场经济。第一个方面，我希望规则更加公平。
第二个方面，我们确实要检讨自己的问题。我们觉得有些措施是支持了企业的贸易竞争力，但是，事实上不仅是对全世界的经济没有好处，对我们自己的经济也没有好处。我们的资本分配机制还是存在问题的，有些企业获得资本的成本低于其他企业，另外一些企业获得资本的成本比较高。我们的资本市场不是完善的，不仅是给了国际上攻击我们的借口，对我们自己也是不利的。所以一方面是需要有更公平的规则，另一方面我们自己还有不断改革的空间，使得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同时也让别人反倾销的借口少一点。
鞠建东：我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对称，我们是在低端的中下游，发达国家是在上游，从上下游来说是不对称的，但我这个对称是指利益对称。中国很快就成为全世界第一大市场，所谓利益的对称，贸易战无非是两个，一个是贸易准入，一个是投资准入。我的企业在欧洲或者美国有利益，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同样可以在我这里有利益。我们作为全世界第一大市场，已经完全有对称的资格。光伏行业100个亿，你找另外一个在中国有100个亿的企业，多得是，这是很容易的。
第二个是规则。规则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制定规则，第二是对违规的必须进行惩罚。如果对违规的不惩罚，规则是没有办法实施的。对于利益集团利用规则或者是违反规则制造贸易战，必须给予惩罚。中国的贸易措施更多的是一方面服从世界的规则，宁可自己牺牲一点，宁可自己痛苦一些，融入到世界里面，但很少强调另一个方面，世界的规则是通过竞争制定的。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利益集团违反规则、发起贸易战，必须给予惩罚，否则规则是不能实现的。这是我的看法。
张向晨：大家和我都一样，都希望有一些争论，看到一些不同的观点。刚才我已经越过了主持人的界限，参加了讨论。下面请大家来发言，可以评论，也可以提问。
这位要提问的先生是我的继任者，他现在是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团的公使。
提问：刚才鞠教授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应对贸易摩擦问题，我非常同意向晨提的观点，我们还是要对贸易争端友好协商解决。我同意你们两位的观点，我想说的是一定要双管齐下。镜像战略是很好的策略。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单单依靠争端解决机制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在争端解决起始阶段，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启用镜像战略，有可能收到奇效，比如像葡萄酒，尽管并不是那么非常对称，葡萄酒涉及10个亿美元，光伏将近200个亿，在利益上并不是非常对称，但是它起到很好的媒介作用，也促使欧方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
我想提到的第二点是镜像反制措施一定要符合规则。以前也有这样的案例，我们想打一个反制的案例，结果选错了商品，伤及自身，不但没有取得胜利，反而败诉。这种情况是有的。我想补充的是在选择一个反制措施的时候，要特别精心挑选。你要进行反倾销，一定是别人有倾销行为，真正拿到证据才能做这个事情。
Javier Lopez Gonzalez：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对镜像战略有一个观点，说到反倾销的指责，报纸也有报道，大多数欧盟国家是反对针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做法的。我想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利益集团，他们做了很多的游说工作。但实际上，很多欧洲人都在使用中国的光伏产品，如果一下子不能买到中国的光伏产品，他们自己也觉得很不方便。我觉得我们应该减少贸易争端，而不是总是想着镜像战略、反倾销的指控或者是报复。刚才说得很对，要实施镜像战略一定要选对产品，比如中国的光伏产品被反倾销了，中国选择了欧洲的红酒。其实喝红酒的人对价格不太敏感，即使提高了法国红酒的关税，但在中国的销量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刚才讲到中间产品，其实很难定义到底什么是中间产品。如果理解不正确的话，也会影响到本土产业的竞争性。所以对于镜像战略的使用，尤其是要报复对方的哪一种出口产品，在选择的时候要非常精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减少贸易争端，而不是想着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减少争端的发生。
王直：建东提出这个问题，我是可以理解的。最近几年不仅是美国，包括欧洲和墨西哥、拉美国家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活动确实是增加的。这一个是跟全球的金融危机有关系，再一个是各国要解决就业问题，他们往往会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方面。
我很同意向晨和朱公使的意见，你要在规则内办事。你要觉得这个规则不公平的话，可以改变它。我们中国得不到市场经济的承认，那个是我们在进入WTO的时候，为了达成进入WTO的目的做出的一种妥协。这种妥协对不对，但总的来讲，加入WTO的效果，大家已经看到了，如果不进行妥协，就不可能加入WTO。这个协议马上就要过去了。再一个就是在中美贸易以及在中国的出口中，我们被反倾销调查的有多少，不超过3%，总的数值是小的。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
像光伏产业这件事情，中国形成了很大的能力，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具体情况，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支持绿色能源产业的时候没有考虑的特别清楚，造成我们的产能过大。光伏这种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如果是消费了，确实是得到了利益，因为它节约能源。可是在生产光伏产品的过程中是要用大量的电，还要污染环境。我们没有考虑到这种产品有多少可以用到国内，只是瞄准了国外市场。
我在美国维几尼亚生活，我如果买一套太阳能的热水器，州政府要补贴一半，联邦政府还有一定的补偿，你用得好的话，等于我不用花一分钱，都是别人付钱，而且是财政收入的拨款。在这些市场上，消费者就买便宜的东西，不管是哪国制造的，只要买太阳能设备，都可以得到补贴。你不仅是跟生产者竞争，而且还是跟他们的财政支出竞争，他们当然非常不高兴。政府在支持新能源产业的时候，要考虑怎么支持。我们不应该把这些钱补到生产者身上，而是要考虑到国内的消费者有多少能力，像美国和欧洲一样，补贴给消费者。要考虑到消费者的利益，节约了多少能源，而不是把生产的污染留在本地。地方政府是可能是没有完全搞清楚，觉得是新产业就给予支持，但没有考虑到中国到底有多大的消耗能力。一旦失去了外国市场，这些企业可能要倒闭了。
提问：尊敬的各位老师，以及来自世贸组织的各位代表。我想对各位的观点提出一些看法。第一是在这次研讨会上，应该主要分成两个问题，一个是全球贸易合作，第二是全球贸易冲突的调解。这两个话题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创造在全球化时代下各个国家利益的协调整合。基于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光伏产业以及中国反制措施的历程，我也关注了一点。我有一点看法。
第一，在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民族利益和国际规则的建立，如何将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整合起来。我们中国在国际市场是一直受歧视的，尽管我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待于完善，但是不是既得利益者对我们国家有一定的歧视，比如我们国家有些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比如华为、中兴在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受到了歧视，而我们国家的一些研究机构认为中兴和华为的实力符合进入美国市场的条件，也并不会对美国的网络市场安全构成威胁，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民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时候面临的阻力那么大呢？这可能从另外一个层面证明张主任提到的问题，中国在反制的时候能量等级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面临当前世界利益的既得者，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霸权和技术霸权的支配下，我们有没有想到其他的方法进行反制呢？如何将自己的能量幻化成话语权。这不仅需要经济领域的协调，也更需要政治领域，包括军事领域、文化领域。我觉得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文化问题都是整合在一起的，这需要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协同运作，包括政府、企业、外交各方面整合起来。
建东老师说镜像战略可以作为反制措施，我比较认同这一点。既然我们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国，我们就应该按照规则办事，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创造出一套新的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机制。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该将自身的优势，特别是金砖五国，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整合起来，利用我们国家的其他利益，制定出一套更有利于我国的发展规则。
提问：各位嘉宾好。刚才我了解到各位嘉宾在宏观层面谈了很多。我在此想提一个微观的问题，首先我做一个类比，比如说把好的、优质的产业或者是经贸关系比喻成城市里的高中生的话，他面临着高考，他的家庭背景很好，而且有优质的资源可以去学习和培训。一个农村孩子，他的家庭条件不好，培训机构也很好，把这个类比成产业的低端或经贸关系处于低势地位的企业。我想请在座嘉宾给我解决一个微观的概念。这样一个地位低微的学生，他有上进心，也想考一个好的大学，各位可以给我们哪方面的指导？
提问：我先提一个问题，涉及到白院长谈到目前的医保问题，还有养老问题。这些都是涉及大众利益的非常核心的社会问题。您提到养老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产业，我们以前也做过相关的产业研究。实际情况是做得好的养老机构非常少。原因有几个，想进入养老行业的人非常多，这种老龄化趋势也是迫在眉睫。要做高端的养老院，愿意享受高端服务的人，他们有可能不进入中国的养老市场，他可能会选择到美国，肯定比在中国的感觉要舒服得多。这是中国养老产业要突破的瓶颈。
还有一个是关于医保的问题。虽然我们的制度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但困难还是很大。怎么样通过制度设计，能够让农村人口享受到同样的城市医疗待遇。这可能有管理医疗的概念在里面，我想请您多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提问：我是来自《财经国家周刊》的记者。我的问题是向鞠建东教授提出的。刚刚鞠教授提出说要用“以战止战”的策略去解决贸易纷争，我是非常同意的。我有两个细节想向您求证。以战止战策略一般是指双方博弈的情况，就是双方是独立的。但当代的中国经贸关系大多是多方博弈，尤其是贸易纷争是一国对几国的情况。在此种情况下，我们的以战止战战略如何运用。第二，我认为以战止战是一种破坏经贸关系的策略，有没有迹象可以促使中国使用这样的策略？
白重恩：我担心这个问题跟今天会议主题的差距太远，我们可以私下里交流。你说的一点很对，很多高收入的人会到国外去养老，这就说明我们的服务质量做得不是很好。其实中国也有很多地区，它的气候、环境条件也是很适合养老的。所以我们要更加开放，让国际上做得比较好的养老企业到我们这里来，将先进的管理方法带到中国来，使得中国的高端需求能够在国内得到满足。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关于养老产业面临的很多挑战问题，还有农村的医保问题，我们可以在下面沟通。
鞠建东：我想回答三点。第一，中国的企业是从低端走上来的。这个总的判断，中国的企业在发达国家的市场受到的是不平等的对待，这是第一个。不平等不一定有多大。尤其是像陈德铭部长提到的，我们的投资，跨国公司到了中国，中国是敞开胸怀欢迎，给予很多的便利条件。但是，我们的企业到了发达国家投资，很少有成功的，都是以国家安全等理由进行阻挠。所以第一是要获得平等的对待。
第二，平等是要争取的。
第三，还有很多具体的内容。我非常同意一定要在规则之下。但是，信号一定要清楚。你如果不守规则，对我的企业采取不平等的措施，我一定会采取同样类似的手段，使得你的利益集团不能获利。举一个例子，商务部的程序都是非常符合规则的，我们清华就可以说这一步是反制措施。符合规则是肯定的，但信号一定要清楚，就是我们的企业一定要获得对等的待遇，你如果不对等，我一定不对等。
在有多方参与的时候，镜像战略如何操作？我觉得当然是可以做到的。核心是使得发起贸易制裁的利益集团无利可图。你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做了。
中国需要在现有的国际框架之下，按照中国的综合实力去发展出一套使得中国的企业获得平等对待的措施和法律。这些措施和法律对世界是公平的，对中国是公平的，长久来看对各个国家都是有好处的。如果我的企业采取不平等对待，我肯定要采取镜像战略。
Nadim Ahmad：问题太多了，刚才也两个问题更具有一般性。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可能有一点重复，也就是中国的经济比较强的话会有怎样的意义？肯定是这样的，现在中国的开放，很多西方的消费者和企业都通过中国获益。这些利益集团和消费者也是希望参与的。他们不希望压制中国，如果把他们看成利益集团的话，这是毫无疑问的，也不是不合理的，他们不太合乎逻辑。
另外，如果大家继续考虑的话，如果中国经济稳健的话，他们还会从中获益。中国很快就不再是出口国，而是消费国。中国将会成为全球的发动机。对于西方企业来说，他们将会从中获益。所以说西方真的没有什么原因不让中国发展，或者说压抑中国。我对此也是非常乐观积极的。全球价值链是非常好的，它不仅仅使中国获益，也使西方获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不断变化，会从净出口国变成净消费国，这对西方国家来说也是有益的。
对于GBC来说，它的流程怎么样让中国的上游获益呢？这个价值链是涉及中国的沿海区域。我想即便如此，它也会有一个溢出效应，中国的内陆地区会有越来越多的参与，很多省份都可以从中获益。我们要从教育开始，提高劳动力水平，这才是我们的起点，要在全中国进行投资，才能确保大家都从中获益，都能够得到教育。
张向晨：谢谢各位嘉宾的评论，也感谢大家的参与，这个环节的讨论到此结束。下面有请赵忠秀校长、王直博士、Hubert Escaith先生到台上来。
为期两天的全球价值链研讨会就要结束了。为了召开本次研讨会，我们的主办方花了8个月的时间，包括征集论文、研讨会议的组织方案，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这两天的讨论是非常成功的。我不想重复任何一个发言嘉宾的观点，我只想说三句话，作为这次会议的总结。
第一句话，全球价值链是一个事实，我们以前对这个事实认识的比较模糊，通过这次的讨论，我们对这个事实认识的更加清晰和完整。当然，今后可能会对它有更加深刻、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第二句话，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工具，利用这个新的工具，可以测量在贸易中的价值分配。过去我们已经了解了贸易的原因、贸易的结果，但对贸易价值的分配不是很清楚，有了这个新的工具，可以更好地测量。
同时，还可以利用这个工具了解产业升级的目标和方向、我们追赶的对象是谁。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分析贸易和其他宏观要素的关系，比如就业、环境、服务等等。
第三句话，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平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南方国家，北方国家，都在这个平台上竞争，在这个平台上合作，在这个平台上博弈。这里面有冲突，有合作。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各个方面都应该共同努力，使这个全球价值链变得更加强壮，更加有韧性，更加有效率。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的主办方。我要感谢清华大学ITC、WTO、OECD、IMF、哥伦比亚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为这次会议做出的特别贡献。我还要特别感谢三个人，为这次会议组织做出了巨大努力的三位朋友，王直博士、鞠建东教授和我的同事。谢谢！(掌声)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