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海协会会长、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主旨演讲。

　　新浪财经讯 2013年6月26日 “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三)”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国际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价值链时代的产业升级与南北经贸关系。图为海协会会长、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主旨演讲。

　　以下为发言全文：

　　陈德铭：谢谢主持人。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刚才我们共同聆听了谢校长、王部长的讲话，也聆听了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和经合组织秘书长的讲话，相信对大家讨论全球价值链的问题一定有很多帮助。

　　我离开商务部长的岗位已经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了，很高兴还能跟大家再次相聚在北京的清华，共同讨论全球价值链的问题。在我任上的时候，我当然十分关心全球价值链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来参加讨论，想跟朋友们讨论一点体会。

　　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发展水平、不同文化的国家、地区越来越多地纳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全球贸易分工的模式由产品间的分工转向到了产品内部的分工，各个国家更多地关注产品价值链某个环节，而不是某个产品。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和生产方式的全球价值链的概念也更加清晰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如果说全球价值链的讨论，必须要讲到经济全球化。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是发展的高潮？未来将怎样演化影响着人类的社会制度、影响国家体制的变化，还是可以做很深入的研究的。但是，总体来讲，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全球一体化时代的价值链问题。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基本完成了产业的全球布局。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也分到了我们应有的价值链，跟当时的国情是相符的。这种价值链的全球格局是不断动态变化的，随着国情的变化，也会不断地在价值链中取得不同阶段的应有价值。

　　在全球价值链的最终的商品和服务的形成过程所经历的，从原材料的处理到最终产品形成的分工、协作、物流管理、价值创造，甚至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等等环节，已经形成了有序的、互相衔接的链条关系。每一个环节都是价值创造和利润分配的过程。

　　全球价值链对国际的生产、国际的贸易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是全球的贸易规模发生了改变，世界生产日趋扁平化，产品的制造工序越发成熟，使传统的货物贸易转变为任务贸易，由某国制造转变为世界制造。比如我们都喜欢用苹果手机，苹果手机是哪个国家制造的？已经没法回答了。按照国际贸易规则的原产地标准，没有哪个国家能达到，它背后一直写着“加州设计、中国组装”，已经找不出哪个国家制造。

　　二是国际资本流动更趋复杂。跨国公司根据各个国家需求的成本状态，协调生产和分配任务，从公司和行业内部进行生产的组装活动中诞生了离岸生产和生产地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也是得益不少。

　　三是世界各地的依存度进一步加深。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由单一的竞争排斥转变为分工合作与竞争胶着二者的并存，由集中的顺差与逆差的矛盾转变为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选择的推崇。

　　四是国际分段式的生产带来了分工格局的变动。全球生产的网络不断地深入，各种产品的价值链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不断地延展、细化，形成了新型的国际分工体系。当然，这个过程的变化跟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全球信息网络的形成有关系，比如最近正在讨论的3D打印、云计算等等，它会进一步推进全球价值链更加细化，推动我们的生产更加扁平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的观念认知得到了更新，传统计算出口商品总值的国际贸易统计缺陷逐步显现。旧日的顺差、逆差的概念不能如实地反映贸易伙伴之间的利益格局，反而会孳生贸易保护主义，比如早期的金融危机出现的G20的时候，一个发达国家就提出用贸易的顺差和逆差控制各国的贸易，如果达不到就可以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迫使某个国家进行汇率的升值。实际上这种理由给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很大的借口。那些国家的动议最终没有执行下去。

　　2010年，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世界制造的创意，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改进国际贸易的统计方法，关注各国在对外贸易中的增加值含量。近年来，由于贸易增加值统计的研究及推广工作在国际上发展迅速，并且成果丰硕。目前，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已经对贸易增加值的统计方法给予了相当关注，并不断开展推广工作。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依靠贸易增加值的统计数字来反映当代产品的世界制造，就此纠正先有统计下的信息误导，并进一步将全球价值链的讨论深入到贸易谈判、投资政策、就业与产业竞争力、市场开放等更广泛的政策领域。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初步取得了国际共识。

　　我这里讲的是研究取得了共识，但是不是采用这种方式来纠正现在的统计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还要进一步取得共识，很多国家在研究和方法上觉得有道理，但实际过程中会不会存在不利因素，他们还是没有接受这种方式。

　　我们中国十分关注国际社会对全球价值链及国际贸易统计改革的讨论。这种研究能够使我们客观地评估各国在全球分工中的真实地位，能够加强各国宏观政策的协调，积极地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同时，深化对全球价值链的认识也将对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外贸结构升级带来诸多的启示。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调整、方式转变也必须获得应该得到的理念来指导我们的调整，因为我们的劳动成本、原材料成本、汇率的成本等等已经增加，我们不能再走原来的发展路子，必须要调整，这对我们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我想谈四点看法。第一，抓紧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机遇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全球价值链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一个国家如果游离在价值链之外，势必丧失发展的良机。中国35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历史。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可以发现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每10年左右，我国对外开放都会有一个新的较大的举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建立了经济特区以及推进沿海的对外开放。到了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推动了第二轮对外开放。又过了将近十年，到了2001年末，我们国家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我们第三轮的对外开放。这三轮开放都成功实现了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了我们思想观念的解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当然，现在又是十年过去了，我们遇到了一次新的改革开放，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重要机遇期。我们党的三中全会以及后面的一系列政策都会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调整不断深化，区域经济空前活跃的时候，无论是有形的资源货物，还是无形的咨询服务，各类资源与要素的全球配置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我国现有开放的格局还是十年前加入世贸组织时所奠定的，有些红利正在消失，比如劳动力的红利、成本的红利等等。新形势呼吁着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断迈出新的步伐。新一届的领导集体也多次强调了开放促改革。

　　从全球价值链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更加有前瞻性地谋划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自身格局，全面参与国际的竞争合作、努力实现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目标是可行的。

　　在这中间，我也和很多新兴国家，特别是与金砖国家接触，他们经常会说如果你们要讨论全球价值链，讨论最近几十年的开放，中国的得益比我们大。我也和这些国家讨论过，比如巴西、印度等等。结果就是是不是把门打开，是不是愿意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全球价值链融在一起。如果你一方面希望扶植自己的民族工业具有竞争力，而又怕自己的竞争力不够把门关得小小的。另外一方面，你又想拿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布局，那是比较难的。所以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打开门，要么把门关起来，不可能像半导体一样，对外进来把门关得小小的，对我出去的门开得大大的，好像经济和贸易之间还没有这种半导体政策，所以很多的关键就在这。

　　第二，要谋划我国全球价值链的布局，推动产业的升级和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型。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不断提升，加工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已经从过去的50%以上逐步回落到去年的34.8%。但毋庸讳言的是我们是从第一要素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来发展经济，是随着发达国家的创新、设计、研发来加工组装我们的产品，这是我们国家一定阶段的特征。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农业国走向工业国，是一个不开放的国家走向现在的开放。我们大量的低端的劳动力要积累原始资本和发展。但是，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水平上。目前我们仍然处在这种较低端或者中端的水平上，是我们的主要特征，因为我们的资源少、劳动力丰富、各地的发展不平衡，工业化还处在中初级阶段，而当前的就业问题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问题要正确看待。

　　在讨论全球价值链的时候也有人说如果这样，是不是我们过去的政策有问题，总是从低端、低水平地进入全球价值链。这势必要从历史的现实出发，我们30年前的水平一直到现在的水平，我们总体处在低端或者中端，还是符合国情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首先，这样一些中低端的价值链分布格局使我们的收益相对较低，这方面已经有大量的实证分析，包括国际的经济学家的分析，比如对于芭比娃娃的加工能够得到多少收益，对苹果的iPad、iPhone的加工能够得到多少收益等等。

　　第二，我们处在产业链的下游，承担的市场风险、环境代价要比上游大。

　　第三，我们的产品始终是跟着人家的创新设计而走，这不利于我们的自主创新，不利于国内产业的升级和中华品牌的诞生。所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攀升，随着环境保护等问题的日益严峻，以及汇率的提升、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等等，使传统的从事低价值加工的优势正在逐步减弱。

　　与此同时，研发和生产的能力、资本运作和市场营销的能力都在逐渐加深。因此，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色也在逐渐地转变之中。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现存的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也处在转变中，这种转变是必要的，但也是渐进的，是我们跟国际继续合作的过程。

　　对中国来讲，加快进入全球价值链，任务十分紧迫。我们要在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准确地评价不同产品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分工和竞争力。明确我们升级的目标和方向，努力突破关键技术，增强营销能力，扩大技术、品牌、服务对出口的带动作用。增强我们的设计、研发等高级生产要素的积淀。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培育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延伸的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在巩固中国制造、中国加工的同时，推动中国研发和中国设计。通过产业的升级，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再分配。有些国家说中国还要往价值链的高端走，是不是会影响他们？当然有竞争，因为竞争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最好动力。但是，我跟他们讲中国是如此之大，中国提高价值链给全球带来的是新的机遇，中国必然会腾出一些较低的价值链，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工业化提供更多的机会。我们在发展竞争的同时，我的前提是保护知识产权，开展国际合作，我们会跟这些国家一起研究合作的问题。

　　中国在提高价值链的同时，不要忘记中国的市场容量将同时提高。所以打破一个旧的平衡，创造一个新的平衡，这是中国的责任。

　　第三，营造有利于全球价值链的拓展发展的良好环境，推动多双边的合作。多边协议是全球价值链最佳的实践方式，当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市场在多边基础上开放的时候，全球价值链的获益将更大，能进一步放大贸易自由化对投资、生产以及就业的影响。这样的多边开放不仅需要减免关税，还需要更加高效的服务以及人员、资金和技术的跨国流动，需要确立包括货物、服务和物资、竞争、知识产权和劳工短期流动的综合性的多边协议。为全球价值链创造最好的、最佳的拓展环境。

　　为此，我们应该把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主渠道，积极地推进多哈回合谈判。当前谈判在久拖不决的僵持中间，我们看到了略有松动的光亮。各方在积极准备世贸组织在今年年末的第九次部长会议前达成一个早期收获。这是挽救多哈回合不容错失的宝贵机会，我衷心希望它能够成功。

　　与多边贸易体制相比，目前全球还缺乏统一的投资体制，世界国际间约有3千多个涉及到双边投资内容的协定，这么一个碎片化的投资规则和跨国投资快速发展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所以构建一个更加具有广泛效力的多边投资规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在五年多前，中国就开启了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现在正在深入发展。希望我们与美国的投资谈判能够为世界的投资规则奠定基础。

　　第四，建设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推动中国话语权的提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规则标准改革和创新进入了活跃期，以新兴大国为特征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启动了。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贸易核算方式改革引发了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并且成为G20峰会的议题之一。

　　去年4月份，我在墨西哥参加G20首次贸易部长会议，在会议中提出“要正确认识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必然产物，既要尊重各方参与价值链的权利和自身的利益诉求，更要发展和扩大各方的共同利益，避免保护主义等人为因素干扰或切断全球价值链”。在我们的实践中，我们认为保护主义最容易切断全球价值链，最不容易使经济得到复苏。我参加了5次G20峰会，每次会议的元首声明都表示不对全球贸易发起新的贸易救济措施。但是，每次会议后都有比较大的贸易救济措施的活动。这说明真正实现这一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使全球价值链能够很好发展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从长远来看，国际贸易的统计方法改革是大势所趋，这一进程的实质是国际贸易规则的演进和孕育。中国这在积极地参与全球价值链下贸易增加值的统计方法的改革，希望能够体现中国的技术贡献，以此来客观、科学地评价当前所谓的贸易失衡问题，深化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再认识。

　　更重要的是要在准确判断全球经贸格局的基础上，加强国际的协调，制定更加有效的国际经济规则，推动全球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促使世界经济更好地复苏和可持续增长。

　　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不是很乐观，根据世贸组织公布的今年一季度的全球贸易数字来看，全球的贸易与去年同期相比不仅没有增长，还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主要发达国家的数字也是下降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采用自由的方法去促进，这样我们才能早日复苏。

　　女士们，先生们，改革开放的中国经历了35年，我们在逐步参与全球价值链当中发挥着自身的优势，也分享了全球化的利益。不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我们十分清醒地看到中国虽然是世界贸易的大国，但离贸易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大的差距。整体贸易的增加值、出口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下开展全面合作，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也将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更多的力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