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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斌:入世后中国贸易自由化与未来贸易改革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7月06日 15:20  新浪财经微博
图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盛斌发言。 图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盛斌发言。

  新浪财经讯 2012年7月6日下午,由清华管理评论主办的“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在清华经管学院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是:WTO多边开放与区域经济合作。图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盛斌发言。

  以下是发言全文:

  盛斌: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跟我们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也感谢主办方对我的邀请。今天想讲一下关于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未来贸易改革这样的议题。一个总体的背景在中国陆续10多年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加入WTO确实是非常里程碑的事情,在整个90年代,中国市场化进程和中国入市的进程是交织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但承受了较大的国际压力,加入WTO这样的事件也给我们市场化改革提供了非常明确的目标和路径。在十八大以前,我们学术界,我们媒体,我们的政策界都在广泛的讨论在下一个阶段,中国如何来进行深化改革开放,也体现了对未来的领导很多的期许。在这样时期特殊背景下,这次会议如何深化改革开放来建立新阶段为主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我今天的演讲主要谈两个问题;一,对我们过去中国的贸易形势,从政策的层面来进行贸易自由化进行一个总体的评估;第二个根据现代的新的战略目标,根据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理论新的发展,能够提出构建新的贸易竞争力的政策体系框架;以及相应的具体措施。中国在过去10年当中,贸易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成为了世界贸易的大国,这是我们获得的主要的成绩。在这样的增长过程中也形成了独特的贸易增长的特征,我们叫城市化的特征。我们归结起来讲有五个方面;一是依靠数量的扩张;而不是靠质量提高,也不是靠贸易品种的增长,也不是完全靠地区和产品的多元化的增长,在我们学术领域主要叫作集约边际增长,中国在新型国内生产体系中已经成为重要的角色,特别在东亚国际分工体系中作用是非常独特的。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中间产品贸易上往来不断增加,我们垂直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在中国所创造的出口增加值的比重仍然不是很高。WTO正在进行这样的研究来估算以增加值的方式估算各国的出口贸易额。中国对贸易的主题主要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主体主要是外资企业,中国在这样贸易格局中获得了巨大的贸易盈余顺差,但是利润很多跑到外国人手中。

  第三,中国出口贸易量获得了很大发展。但是产品本身的技术复杂度不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从统计上认为出口的最终产品是高科技产品,但是我们只是完成了高科技产品在最后加工组装的环节。最后一个特征是我们的贸易条件在中长期中出现的明显的恶化趋势。我们要出口更多的商品才能换回原来的进口商品,我们总结起来,中国的贸易特征是依靠数量扩张,价格竞争,中间产品大部分投入,低附加值的创造,以及依靠外资企业来进行生产和加工这样的基本模式。

  这样贸易模式跟我们中国传统在30年中所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紧密相连的,所以现在我们讲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外更愿意用“再平衡”这样的词,都是讲中国未来要面临经济转型,我们贸易转型是离不开经济转型大的环境和制度背景的。所以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增长模式主要是依靠在高储蓄率支持下的资本运行,工业主导的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我们描绘了中国传统增长模式的主要的特征,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一一的进行描述了。在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的贸易我们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对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有了一个冲击,没有这样的冲击我们不能对我们传统的经济体制,就像人身体体制一样能够痛定思痛,做出深刻的反省来决定经济转型和变革。如果对我们贸易发展战略进行一个简单的划分和回顾的话,大家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出这样的几个阶段;

  在加入WTO之前,90年代进行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之前,中国主要是以提供了政策激励方式来发展我们的贸易。从早期的进口替代,到进口替代中国导向共同结合,以及到出口导向。WTO最重要的是使贸易自由化这样的概念进入经济决策的层面。所以从而使我们整个经贸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就更需要从一种向内外需求来相互协调,进出口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友好型的模式转变,同时使我们储蓄和投资更加平衡,同时使我们贸易政策和其他的相关政策能够更有机结合起来,在共同的框架下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入市以后中国贸易政策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1—2005年,第二是2006—2008年,第三是2008年到现在,我们把这个阶段中从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出口政策、进口政策、知识产权和汇率过程中主要方面进行了总结和描述,概括起来说,三个阶段重心不一样,第一个阶段全面和切实旅行了入市承诺,有力推进了规则导向的经济市场化与贸易自由化,使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与政策管理透明度显著提高。我们这里有一个行政许可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政府这样的政策决策的过程是什么,如果我有了问题,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进行诉求。第二个阶段从06年到2008年,这个阶段我们主要是国内有通货膨胀,有经济过热的情况。为了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减少贸易盈余给我们带来的国际压力我们对贸易政策进行了调整,由进口转向出口,对部分出口产品来进行限制。

  第三个阶段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到现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内造成的增长和就业的冲击,采取了逐步稳定外需,同时要逐步纠正对外失衡这样的贸易政策。所以这个阶段中是两个目标;不能使外需下降太大,对我们造成严重的冲击,08年刚开始那样,对外贸易责任的势头是直线下降,同时也要逐步的去纠正对外贸易的失衡。

  从政策层面上说,入市以后中国贸易政策变化有这样的趋势和特点;第一,我们在入市头五年中,严格遵守了WTO的协定和承诺,有序的来进行贸易自由化的改革。但是从05年以后,客观的说,这样的贸易自由化的步伐有所放缓,比如说在我们PPT中关于中国进口关税变化从05年以后就没有太大的变化,不管从平均约束关税还是实际关税,因为我们这两个方式基本上差不多,我们把实际关税和约束关税定的是一样的。应该是前几天中国WTO刚刚公布了对中国第三轮的税率,我还没有把最新的资料充实到这个当中去。总体来说,前两次每两年进行的评估对我们是相当肯定的,这个过程中也看到了这样的明显的趋势,我们贸易自由化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在多哈回合中所做的初始承诺,以及在上一次谈判过程中所做的承诺,以及实际贸易自由化做的承诺之间的比较,把这个图放在这主要的意思是想表明,和中国所处的收入主义相比,中国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尽管我们在入市的时候做出的承诺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大的,比如我们的金融、电信这方面做的承诺超过了其他的国家,但是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贸易自由化步伐有所放缓,主要的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讲是两个;一个是关于我们如何去进行深化改革,在顶层设计方面的政策争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归纳,有深化市场改革,也有出现了新左派的思想,对很多的问题,特别关于收入分配,关于地方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关于国有企业对一些敏感问题有很大的争执,所以当这些问题非常突出的时候,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如何进行深化改革就会面临很大的障碍。第二个主要原因是来自于利益集团。特别是来自于大型的国有企业,在一些垄断行业方面的政治压力。

  第二个趋势和特点,在总体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贸易救济与危机触发的临时保护措施有所加强。这些措施有的是合理合法的,是WTO允许的,是WTO框架下的安全法,比如我们的反倾销、反恐保障措施,别人反我们,我们也要拿起我们合理的武器保护自己。当然也存在一些有争议的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比如对稀土资源出口限制,部门导向的产业政策,财政刺激计划中政府采购有限购买本国货的限制,对金融、速递等服务业的限制,汇率政策,自主创新发展计划,国有企业。下来有各种形式的补贴,被其他国家盯得很紧,还有我们自主创新的计划,中国随着产业升级,不仅仅出口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我们要高端化。在进口贸易自由化顺利推进的同时,中国出口限制和贸易壁垒自2006年以来有所增加,这也是我们和其他国家有争议的主要领域。措施非常多,出口税,出口最低价格,配额退税等等。最典型的案例早期是焦炭,后来是稀土,我们有一些维持出口限制和壁垒的目的,但是有一些不能够被其他国家所理解,就把我们告上了WTO。

  第四,入市以后我们和其他国家贸易争端和摩擦不断加剧。其实这表明大家都尊重规则,当这个框架能够按照法制的精神来解决问题。这里应该说总结了中国作为被诉方WTO争端解决的案例,有些没有结果,有些有了裁定,有的是我们跟其他的起诉方达成了和解,或者谅解。终结起来说,这些案例大多数我们还是修改了我们一些措施和政策。孙大使在这方面最有权威,我说的不对的话您来纠正。我个人认为,我们根据一级裁定的方式我们进行修改和让步,这里面还是暴露出我们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五个趋势和特点,也是很有特色的。现在大家知道各个国家之间,特别西方国家,在贸易自由化比较激进的新兴市场和小国进行的贸易谈判不是贸易边界措施,主要是涉及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归结成边界内措施、边界后措施。这些措施在这些年来用了新的词,下一代贸易政策或者新一代贸易政策。孙大使提到了TPP,美国牵头搞的跟亚太伙伴的协定,在这方面吹的非常高调,他认为这是21世纪的贸易协定是高质量、高标准的协定。他们谈的很多的问题,有一些在WTO协定中有所触及的,标准服务、知识产权等。有一些是属于在WTO议程内,但是多哈回合还没有谈的很深,除了贸易便利化以外,还包括新增政策、投资、政府采购,有一些在WTO只是讨论,没有规则和协定,像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还有以发达国家为主的FTA中广泛讨论的,像电子商务、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公司治理包括TPP中提出的管制对接,生产供应链联系等等。

  所有的议题都是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和它的企业进一步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其他国家市场来打破壁垒。机关边界上没有什么措施,但是在内部来讲有很多隐性的能够阻碍竞争的措施,这些要通过新的协定加以约束。这一类的协定之所以难谈,双方谈的不是消减多少,不是这样的对价谈判,更多的是大家共同认定什么样的标准和规则,至少做到什么程度,然后不断提高自己的基础。所以在边界内措施中存在广泛的多样性的诉求,因此在这方面确实是很难谈的。这些问题对中国中长期发展长远来讲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应该重视这样的问题,不能其他国家提出来的,他们赞成我们就反对,他们反对我们就赞成,不能以这样狭义的观点来看待。

  一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或者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仍然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核心问题。怎么去看待和构建这样的促进竞争力提气的政策框架?我提出了钻石模型的想法吧,主要是从企业、产业、区域和国际生产体系这四个层面看如何提高出口竞争力,在每个层面中都有一些重要的因素要加以注意,这些因素主要是结合了最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包括跨国公司理论,他们发展的新的视角。这样的钻石模型和波特的从企业角度提出的钻石模型还不完全一样,更多的突出了在经济学领域中发展的最新的成果。以这样的体系为核心,如何来构建中国的贸易政策体系,这里面主要是三个大的背景;一,吸纳最新的贸易成果。第二,顺应当代贸易政策变迁的趋势和特点。最后要尊崇5—10年中中国中长期经济转型的大的战略。最终目标毫无疑问是实现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提高贸易综合竞争力。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要找到中间环节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包括提高微观企业的生产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生产积聚,融入国际生产体系。这里还包括新的外部投资政策,地方和区域发展政策等等。在这些政策层面中,我认为工作的重心也应该发生一定的转变,从贸易政策来讲应该由第一代传统贸易政策转向第二代贸易政策。

  从外资投资政策来讲重心应该由单纯的靠税收减免等激励政策转向商业便利措施。是这样的综合的能力和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从地区角度,地区和区域发展政策。重心从要素和市场竞争转向资产与商业环境竞争,不仅仅看谁劳动力便宜,而是更多转向综合性商业环境的竞争。

  根据刚才这样的总体框架,提出的四个中间目标,我们还提出了对于提高企业生产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生产集聚以及融入国际生产体系这四个方面具体的措施;最后我想说的一点,在我们中国这样的政策机制过程中,部门割裂区域割裂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在现在的很多多边和区域谈判中非常突出相互联系的水平层面的应付,需要很多部门就一个问题达成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在这方面来讲,中国在我们政策决策和治理水平方面还要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使我们贸易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能够融汇贯穿起来,而不是从本位主义出发,这样来讲对我们在下一个阶段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贸易竞争力是大有意义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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