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曹顺妮 编辑_萧三匝

　　这一次，中国企业家主动向文化学者伸出了橄榄枝：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

　　说这话的是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微博]。两三年前，刘晓光在听了几次“多闻多思”文化讲坛后，恭敬地请教该讲坛发起人、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副院长湛如法师。

　　多年来，刘晓光都在考虑要为中国文化做点什么。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让他意识到必须加紧行动。那一年，他动手为首创拟定企业文化，下笔前，脑子里蹦出来的全是国外管理词汇，猛然间，他感到了中国文化的苍白。“我们有传统文化，但现代文化是什么？从企业经营到社会管理，是二奶文化、拼爹文化、酒桌文化吗？”

　　他开始参加由湛如法师、楼宇烈、汤一介、杜维明等北大、清华著名学者组织的“多闻多思”讲坛。这是一个务虚讲坛，讲题集中于中国的儒释道三教思想，试图从文化视角去探寻社会重建之道。到那里他才发现，与他一样迷茫的企业家不在少数。比如，科瑞集团总裁任晓剑。任晓剑本是书香世家，但革命烽烟吹散了书香。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就连家训也成了毒草，但最终拯救他的还是当年被时代弃之如敝履的中国传统思想。

　　在刘晓光表达了自己的善意后，湛如法师一笑：用你擅长的本领，做你想做的事。

　　刘晓光的反应也很直接：那我就出点钱为这个时代寻找精神上向上的动力吧。

　　2013年4月27日，“多闻多思”讲坛举办了100多期活动后，文化中国基金在北京衡山书院启动。该基金由刘晓光、任晓剑等50位企业家和学者发起，每人出资10万，其中企业家人数占比达80%以上。按规划，基金将用在资助高校硕博士文化论文研究、人文图书出版、文化讲坛、学术课题设立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上。任晓剑担任基金秘书长。

　　在基金启动仪式上，香港慈氏学会会长王联章讲了个自己身为民生银行独董时的故事：有一年，沃顿商学院院长到民生银行考察，对董事长董文标不以为意，甚至有点傲慢。直到参观到民生银行出资接管的炎黄艺术馆时，对方态度立马转变，对董连连夸赞，他没想到，一个中国的银行家还能赞助文化事业。他真诚地透露，自己之前的傲慢源于对中国企业家只知赚钱不懂文化的偏见。受此事刺激，王联章向在场的200多位学者、商人抛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商人的国际形象跟山寨商品一样，唯利是图，没有底线，是我们的文化还是文明出了问题？

　　与其批判，不如建设。刘晓光说，9年前成立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吹响了企业家进入环保领域的号角，文化中国基金的成立则吹响了这一阶层复兴中国文化的号角。前者是为了治理地理意义上的沙漠，后者是为了治理文化沙漠。

　　自新文化运动起，现代中国曾发动多次对传统文化激进的批判运动，特别是在文革中，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命若悬丝。但新的道德、信仰无力填补传统文化离去时带来的巨大空白。于是乎，“百毒横行”：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现代“发明”催生着自掘坟墓式的经济发展。

　　当代中国人到了向传统表达温情敬意的时候了。这一回，走在致敬者前列的，是伴随着市场化改革诞生的企业精英与文化精英。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商人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曾一直遭遇轻视和重压，近年来才渐渐形成阶层自觉。

　　“于此而欲为正本清源之法，则唯有力行精神教育之一策。”北京世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仝身着中式对襟白褂，说起话来像个夫子。

　　与中国大多数地产商一样，朱仝起家于海南。1995年，他又把生意转移到北京。在地产行业摸爬滚打近20年，与财富一起升高的是他的血压。高血压源于近年来“国进民退”的现实产生的焦虑，他开始思考民营经济的地位、方向，社会结构调整，以及个人的核心价值观、社会的主体思想等社会、哲学问题。

　　朱仝在文化沙龙结识秋风、蒋庆等人以后，与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不谋而合。朱仝从今年开始赞助面向大众传播国学的弘道书院，书院的主要活动是定期到社区、大学等场所举办国学论坛。按书院理事长秋风的设想，弘道书院今后将办成高等研究院，目的是推动公共事务的变化。“我们一方面会于暑期和北航高研院合作，办博士和讲师讲习班，让他们系统了解当下儒家关于政治问题的思考。现在筹划下半年开办‘儒家公共政策论坛’，主题是探讨如何改进当下的教育。有一系列的议题，如老年问题，家庭价值等。希望将儒家价值导入公共政策，而不是仅在学术圈内空谈。”秋风说。

　　但要从根上解决文化传承问题，还要从娃娃抓起，这使朱仝在之前的2011年又赞助了文礼书院。文礼书院由台中师范学院教授王财贵创办。王财贵是大中华区最早倡导读经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把读经运动从台湾带到了香港，2000年左右又带入了大陆，并先后在大陆多家书院推广。南怀瑾对读经运动的评价是，这是中国文化断层重整工程。文礼书院并不排外，在书院里，学生不仅要诵读四书五经，还要读西方经典。

　　书院体系与现行教育体制格格不入，推行起来困难重重，其中一个难题是支付不起场地租金。王财贵向朱仝求助。朱仝想，既然自己做旅游地产，何不把书院引入到地产项目中？这样一来，不仅书院的场所能固定下来，还能给项目注入文化。于是，朱仝决定，今后每开发一个休闲度假项目，定会和当地机构谈好，留出国学书院的位置。

　　如今，在自己能掌控的世界里，朱仝尽全力为传统文化开辟出施展空间，但文化断层带来的人才短缺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近两年，他开始赞助贵州等贫困地区的优秀教师到北京来接受传统文化培训。

　　从2005年开始，朱仝拿起儿时的毛笔，练起了书法。此后，每天下班回家，必练1小时书法，高尔夫现在都很少打了。他还研习王阳明心学，由此产生的企业管理心得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皈依传统文化后，怪事发生了，他身体的各项指标不知不觉间已经正常了。如今他总是笑容满面，对员工很少发火。亦庄的三层办公楼如今经常举办文化沙龙，上个月这里刚举行了一次书法讲座。

　　“社会复兴与道德重建运动，重新建立起了中国人对道德、宗教、习俗、共同体生活的尊重，建立起了平衡欲望与规则的道德秩序、平衡个人与社团的社会秩序。”秋风说，自由存在于意志与理性、本能与规则、欲望与法律之间的某个平衡点上。

　　“六经皆史”，中国传统思想是经史不分家的。如果说，人们读经是为了安妥信仰，追寻信史则是为了活得明白，鉴古知今。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一些企业家与历史学家走到了一起。

　　亨利·基辛格在新著《论中国》里写到朝鲜战争的历史时，大量引用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的论述与考据。这是不寻常的，因为为写作此书，基辛格曾查阅过大量美国解密档案。同时因为曾身处美国权力中心，他也有大量机会接触到历史真相。

　　沈志华是一个另类历史学家，他没上过大学，但考上了社科院研究生，研究生却只是个肄业。1982年，他离开学术界，到南方经商，故没有任何学历和学术职称。1991年，返回北京后，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拿出做生意时积蓄的几乎全部身家投入到了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中。他成立了民间史学研究机构“东方历史学会”，并在中国史学会下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资助史学专著出版和其它学术活动(已经资助出版史学专著70余部)，一方面继续从事苏联史、中苏关系史的研究。1996年，他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此后，陆续成为北大、人大、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兼职教授(研究员)。

　　沈志华如今早已是国内外公认的中苏关系史研究权威。2009年，沈志华曾受邀为中国某领导人讲中苏关系。当时，领导人问了他两个问题：中苏是怎么分裂的？苏共是如何垮台的？同样的问题，该领导人也问过2009年访华的俄国记者弗谢沃洛德·奥夫钦尼科夫。

　　虽然如此，在中国，搞独立的学术研究谈何容易。在开展独立研究10多年后，沈志华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当他的东方历史学会处于关闭边缘时，绿城房地产集团执行总经理钱晓华问他：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吧。沈说：那就出资一起把学会做起来吧。

　　时间是在2006年。那一年，已实现财务自由的钱晓华“忽然就想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感兴趣的事情就是追寻历史真相，“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家就会开始关心社会发展。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但眼前社会处于转型阶段，需要再进步，怎么走，没方向。”

　　钱晓华决定资助沈志华和他的东方历史学会，不单是因为他的学术名气，更看重他的独立性和国际性。坚持学术研究、没有政治倾向的研究态度，或许是当下历史研究除了资金问题外，能避免夭折的最佳途径。还原历史真相、推动历史研究，被钱晓华看作对当代社会最有指导意义的路径选择。

　　7年后的2013年5月4日，由东方历史学会作为学术支持、东方百达投资公司投资的大众媒体刊物《东方历史评论》创刊，沈和钱都是编委，编委会还包括王维嘉、张树新等企业家，许小年[微博]、朱学勤、马勇等学者，以及媒体人许知远(主编)。

　　“我们几代中国人都在被重构的历史中成长，由此丧失了过去，也丧失了坐标。我们缺乏意义。”许知远在创刊礼上如是阐释此举的意义。

　　7月8日，钱晓华飞到蒙古与在那里调研史料多日的沈志华、李丹慧夫妇会合，他笑自己的工作反而渐成“副业”。前几天，他们刚去柬埔寨收集历史资料。

　　东莞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利川2004年加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后认识了钱晓华，两人对历史真相的探索欲不谋而合，都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钱晓华介绍杨利川认识了沈志华。

　　或许是源于共有的从商经历和相近的成长经历，杨利川与钱晓华一样，对沈志华一见如故。

　　1991年，沈志华投身历史研究时，杨利川辞掉体制内工作下海创业。不同于农民企业家创业动力来自改变贫穷命运的发财欲望，杨利川怀着一腔“改革创新打破大锅饭”的政治情怀南下蛇口。出发点的不同，被杨利川看作是自己经营企业不求规模，最终导致企业只能发展到“吃不撑饿不死”水平的原因之一。另外一点，他一直认为自己有时候看起来是不知变通的异类，坚守自己的价值观，认为企业家有责任推动社会进步。“我的企业如今规模也就几个亿，股东满意就好，大多时间我都放在了环保和学术研究上。”杨利川说自己不算成功的企业家，搞企业纯属偶然，反倒是对人文社科、公益活动、公民社会兴趣浓厚，而这一切与他这代人“喝狼奶长大”的成长经历有直接关系。

　　生于1950年的杨利川，文革时正值少年，他当过红卫兵，干过不少坏事。1967年到北大荒、内蒙古下乡。“红五类”出身，让他在那个特殊年代有着天然的政治优越感。1985年，他还曾在河南某县当过副书记。短暂的基层从政经历，让年轻时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激情逐渐冷却，进而反思自我。“我一直以为世界就是我周围的样子，不知道真正的农村是另外的世界。”直到自己创业开公司，招聘了很多农民工，他才强烈意识到真实世界不是想象中那般大同。复杂的经历促使杨利川实现了从关注自我到关注公民社会的转变。

　　梦想破灭后，留给杨利川的是更深的困惑：中国为什么转型难？为什么几千年的历史没有发展出人文主义？

　　同样的困惑蔓延在杨利川所在的企业家圈子里，尤其在被刘晓光看作是企业家精神集体觉醒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更是如此。这个组织中先后有沈宁晨(天衡时代科技集团董事长)、林荣强(信远控股董事长)、周洲(天创数码董事长)、于建东(上海特能市场推广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树新(联和运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建雄(广州市流行美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等企业家聚拢在东方历史学会。2013年，这些人索性出资成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沈志华被公推为理事长。

　　基金会比起之前的东方历史学会平台更大。“有的企业家因为没当上发起人，很是遗憾，但不妨碍他们慷慨地资助基金会的历史研究。正视历史，才能面对现实。社会要往前走，搞清楚历史是共识。”杨利川说，他的这些企业家朋友们近年来已然成为让历史重现真相的重要推动力。研究蒋介石的杨天石、研究现代史的杨奎松等在国际上知名的学者，也都是这个圈子里的骨干力量，这个圈子还聚集了那些不容易申请到体制内研究经费的社科类学者。

　　除投入资金外，企业家们开始亲身参与到史料搜集中。沈志华近年来不断到东欧七国、东南亚、朝鲜等周边国家考察研究，企业家们常常同行，一起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一起到档案馆查资料。搜集史料非易事，让尘封的档案见光需要耐力和智慧。“还有很多未解密的档案，所以只要把完整的档案搜集整理出来，就是成功的。”杨利川说。

　　曾有过在社科院当学者的经历，让杨利川在追随历史学会到周边各国考察后笔耕不辍，“年轻时因为接触的史料有限，研究工具都是马恩理论，现在要更新了。”今年底，他计划将年轻时的研究论文完善深化后出版。

　　作为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发起人之一，已在东莞定居20多年的杨利川说服众人将基金会落户在广州。“广州紧靠香港，公益组织氛围更成熟些，关键还是希望通过基金会，实现南北文化的交流。”

　　杨利川还发起设立了公民社会组织发展中心，推动公民社会理念传播，同时又参与了六七家环保等公益组织。数年下来，他向这些组织投入的资金已达几百万。

　　“礼失而求诸野。”因此，文化复兴常常以复古的方式出现。社会重建是一个社会自发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过程不需要领导者。按儒家思想，有能力的人应该承担更多责任，中国企业家和文化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