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琪：“宽财政、稳货币、促改革”下的经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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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很复杂，各国既要应对共同的挑战，又有各自的特殊问题要解决，欧元区要走出主权债务危机，美国要促进持续复苏，欧、美都用“紧财政、宽货币”的宏观政策来应对。中国呢？主要问题是如何持续增长、有效增长，如何在促进复苏同时避免高通胀循环，在控制房地产泡沫的同时避免捅破泡沫以实现健康发展，所选择的政策导向与欧、美不同，是“宽财政、稳货币、促改革”。
一、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与CPI相匹配
在金融紧缩和房地产调控政策推动下，我国经济最近出现了连续10个季度的调整，GDP增速从2010年二季度11.9%降到去年三季度7.4%。去年下半年以来，财政政策坚持相对“积极”的取向，恢复包括高铁在内的公共投资；货币政策“稳健”偏松，通过减息、适当松贷、稳定股市、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措施，促使总量经济出现季度性止跌回稳迹象，GDP增速去年四季度回升0.5个百分点，达到7.9%，全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速表现为“V型”走势。但到目前为止，经济企稳的基础还不牢固，产能过剩压力较大，实体经济领域中的周期性行业和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仍然比较困难，部分指标弱势上升，部分指标再次掉头向下，经济“弱复苏”特征明显，仍未形成持续稳定的周期性上升趋势。
从供给看，受公款消费减少的影响，酒店、餐饮等服务业的经营活动连续几个月收缩；工业增加值及钢材、水泥、乙烯、有色金属等主要工业品产量指标，有的低位止跌，有的仍处在下行途中，有的还未走出底部。
从需求看，受美国经济复苏的拉动，今年以来的出口增长加快；内需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低位趋稳，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明显反弹；消费需求方面，虽然汽车和房屋销售由弱转强，但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仍未走出下降通道。
从先行指标看，制造业、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及发电量依然运行在波浪式下降途中；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我国外贸和总量经济景气度的BDI指标虽然显示出触底回升迹象但仍未形成明显的持续上升趋势。
从物价总水平看，反映企业生产景气变化的工业品出厂价(PPI)近十几个月一直为负增长，虽然今年头两个月结束了负值放大趋势，但是仍然为－1.6%，这表明工业品市场依然供大于求，需求相对不足。反映消费需求强弱变化的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率去年底降到1.3%后出现反弹迹象，今年2月份上升到3.2%。
考虑到铁道部改为跌路总公司后市场人士对铁路运价上升预期增强，今年的“改革型涨价”压力增大，但“增长型涨价”受到如下因素制约：
一是去年全国粮食产量增长3.2%，实现“九连丰”，粮食储备率仍保持在30%以上，粮食丰则粮价稳，粮价稳则CPI稳。根据国际粮农组织预测，全球粮价在去年大涨之后，今年粮食播种面积较大幅度增加，小麦产量预计将增长4.3%。这将有利于今年的国际粮价基本稳定从而缩小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
二是目前工业品库存较多，不少产品产能过剩，有效需求形成加快时，去库存和产能释放会随之加快，周期性上升初期工业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压力不会很大。
三是从改革以来GDP增长和CPI上涨之间匹配关系变化趋势看，上世纪80、90年代为10：5.6，进入本世纪以来，这个匹配关系变为10：3，最近5年为10：3.4。就是说，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CPI上涨从10年前0.5个百分点降到现在0.3－0.35个百分点。
综合上述各种因素，今年GDP增长即使超过预期值的7.5%，达到8－8.5%，CPI上涨幅度也可以控制在3.5%左右，不会出现2008、2011年那样的次高通[微博]胀风险，更不会出现1985、1993－95年那样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严重通胀风险。
二、增加军费开支有必要无风险
为了实现“CPI增长7.5%左右、CPI上涨3.5%左右”的宏观目标，新一届政府坚持稳中求进方针，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与欧、美、日“紧财政、宽货币”政策导向不同，我国有必要、有能力采取“宽财政、稳货币”的宏观政策导向。
从“宽财政”看，突出表现是赤字规模扩大，今年财政赤字总额从￥8000亿增加到￥12000亿，赤字率约2%。赤字规模扩大部分主要用于改善民生、结构调整和科学发展，尤其是加大对社会保障和环保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提高扩大居民消费型内需的能力。这个赤字率水平虽然高于去年的1.5%，但仍比改革以来曾三次超过2%的水平要低(见下图16)，更是明显低于3%的国际警戒线，大大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5%左右的实际赤字率(美国到2012年9月为止财年的赤字规模$8450亿，为2008年以来首次低于$10000亿，但占当年GDP之比仍超过5%)。与发达国家财政已经明显越过安全边际(债务率60%、赤字率2%)、不得不实行“紧财政”政策不同，我国财政处在安全边际以内，实行“宽财政”政策既有必要，也有能力。
在今年财政预算开支中，国防预算名义增长10.7%，既低于去年国防开支增长11%，也低于今年名义GDP增速(GDP7.5%＋CPI3.5%)，更是明显低于近10年名义GDP年均增长15%的速度。从近60年的历史数据看，我国国防支出占GDP、占财政开支的比重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近几年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人口(13.4亿)相当于美国人口(3.4亿)近4倍，GDP为美国1／2，而我国2013年的军费预算开支(￥7202亿约为$1150亿)只有美国($5256亿)的1／5。无论是从改变我国国防安全能力滞后于经济发展格局的要求出发，还是从全球防务安全平衡协调、共同促进和平发展出发，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国防开支差距过大的格局适当矫正是必然的、合理的。
三、改革就是建立市场化导向新体制
从“稳货币”看，核心是稳定货币供应量。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按“13%左右”来调控(见下图18)，这个增速略低于去年的“14%左右”，略高于“GDP增速＋CPI上涨＝7.5%＋3.5%＝11%”的水平。这既考虑了今年GDP增长实际值可能略高于预期值，也考虑了稳物价、控通胀的要求。改革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要防止经济在“周期拐点”出现“二次探底”，促使经济持续稳定回升，央行调控的M2增速通常会略为快于GDP和CPI增速之和。人们担心，M2在总规模接近￥100万亿基础上增长13%会引发高通胀。但我认为，今年广义货币增长13%不会引致高通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我国储蓄率高，M2中存款占比很大，持续处在流通中的货币不多，虽然随着经济转暖，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流通货币与存款之比会提高，但在周期性上升初期，还不会增大高通胀风险；另一方面，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用于直接结算和国际储备的人民币外部需求增加，这种“外需”须要部分人民币供给来满足，人民币的使用结构变化会引起供求关系出现新的变化。
要发挥“宽财政、稳货币”的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还须要“推改革”来保障，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来支持。新一轮改革不仅要整合、精简政府管理机构，推行“大部制”，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转变政府职能，在“简政”(精简机构、减少官员、减少审批)基础上“放权”，将“逐利型政府”转换为“服务型政府”，改革后的新政府机构应集中精力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公共性、秩序性、宏观性管理职能，不直接干预微观活动，尤其是不与企业争利，从体制机制上最大限度地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形成企业自由决策、公平竞争，市场更好地发挥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新机制。这种体制机制改革和组织制度创新，将提高微观运行和宏观管理的效率，为经济持续有效增长和宏观稳定做出贡献。
四、防范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破灭
总的看，到目前为止，欧元区还没有完全走出主权债务危机，国内经济运行还不稳定，“经济减速和物价上涨并存”的状况还未根本改变，这就要求政府下一步要操作好“宽财政、稳货币”的政策措施，要通过“推改革”来更好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从改革以来30年多年的利看，每次以“2”结尾的年份(1982、1992、2002、201年)是党的“双大”会，如“十二大”、“十三四”、“十六大”和“十八大”，次后以“3”结尾的年份(1983、1993、2003、2013年)的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启动年。2013年会否和前三个“3”的年份一样出现增长加速呢？我认为：会。尽管新一届政府将会吸取以往的教训，会努力防止地方政府投资过热冲动，防止房地产泡沫化，但是不会放弃必要的经济增长，因为中国“发展”这篇文章还没有做完，就业的压力还比较大，还有近一亿人口处在贫困状态，我们讲“科学发展”是要“科学”和“发展”兼顾，不是像以前一样只顾“发展”这一头，忽视了“科学”这一头。但是，离开料“发展”就谈不上“科学”。因此我建议，今年要在加大力度支持和推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建设，在绿色、美丽上做新文章的同时，还是要继续推动经济复苏，促使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通道。虽然新一轮上升周期的峰值不可能像三个10年周期的峰值达到14－15%的水平，但是上升区间7－10%左右、中值8%左右这条周期上升道路还得走。到2020年前实现8%左右的“中速增长”，其轨迹不是线性的，而是波浪式变化的，这是客观的周期规律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