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陆雄文在复旦大学2013春季EMBA开学典礼上发言。

　　为改革创新设置底线

　　提要：改革是一种实验、试错、冒险的过程，改革得以展开的环境必然有一种宽容、鼓励、嘉许的文化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责任豁免为推动改革创新设置了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关乎我们要不要改革创新：要改革创新就要承认它有风险、有可能失败。

　　最近，上海一份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引起了舆论关注。这份《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最引人注目的有两条：一是上海拟设立“改革创新奖”，针对改革创新有突出贡献的当地各级政府、企业、团体及个人；二是对按程序决策、实施改革创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且未牟取私利的改革创新失败者，拟实行责任豁免。且进一步明确，在政府政绩考核中对有关部门和个人不做负面评价，不予追究行政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为什么这一决定会引发较大反响和积极反应？在我看来，是因为它呼应了中央提出的“改革是最大红利”这一指导思想和改革方向。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这时候我们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矛盾积累和重大瓶颈。怎么办？惟有继续改革。但是任何改革创新原本都是有风险的，有“风险”就意味着会有挫折和失败，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对改革持宽容的态度，让改革失败的教训成为公共财富，从而警示后来者绕过艰难险阻，或者尝试新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今天提出责任豁免，有其现实针对性，但从某种角度来看，通过立法来保护改革者，却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可奈何。

　　改革是一种实验、试错、冒险的过程，改革得以展开的环境必然有一种宽容、鼓励、嘉许的文化存在。今天要用立法来弥补文化的缺失。从根源上来讲，过去十多年发生的改革通常都是滋生于微观层面的、以单个的企业为载体的，自上而下的、从制度层面上构建的改革甚少，同时问责制的推行常常又异化为只问结果，不问缘由。最简单的例证就是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每年都要求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收入、利税比上年有增长，这是最违反经济规律的。经济发展有周期，行业发展有波动，单个的企业不可能在一个较长时期里保持一定斜率的增长。

　　从理论上讲，责任豁免实际上为推动改革创新设置了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关乎我们要不要改革创新：要改革创新就要承认它有风险、有可能失败。改革创新者可能是一个企业家、一个政府官员，或者一个团队的企业管理者、一个团队的政府主管官员，只要他们不是为了私利，充分运用了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以及所掌握的信息做出判断和执行，他们就是尽职的。若他们的改革失败了，有可能是决策者、执行者的能力水平不够，也有可能是环境变化太快了、市场竞争太激烈了，他们虽不能因业绩挫败而受嘉奖，但其精神或许应得到赞许与鼓励，至少其责任可得到豁免，因为可能没有别人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从法律上看，如果改革者违背基本的职业操守，或者贪腐谋私，或者明知可能会有大的风险而不以足够的警醒和预防措施来应对，那就是渎职，法律上已经有预设的制度安排可予追究。

　　过去的十年我们改革不够、创新不足，且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中央以强调“改革是最大红利”来破题确实是击中要害。然而，应当以怎样的改革思维引领我们走向未来三十年呢？改革早期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今，我们不仅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而且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相比较而言，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某种颠覆性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是制度层面上的。我们今天所具有的改革经验、开放经验，实际上蕴含了巨大的知识财富，可以让我们提炼出很多前瞻性的考量和制度安排。

　　这就好比，通往山顶的道路有十种选择，有十扇山门挡在前面，九扇门外是悬崖，只有一扇门通向希望，但我们不再需要派十个勇士去推开每扇门、让其中九个人跌落悬崖。三十年的改革跌宕起伏、毁灭与辉煌同在，我们应该已有足够的经验去发展一套知识体系，去探测和预见哪一扇门更有可能引领我们通向未来。也就是说，这条责任豁免的规定不应该让我们回到三十年之前的起点，而应当站在积累了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的历史高度去开创一个新的起点。

　　为改革创新创造环境

　　提要：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依赖于三个基本条件：市场开放、法制健全、人才齐备。如果不能从制度、知识和能力上去把控投机、预测风险、设置预警，开放就会带来灾难。所以我们需要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来推动改革与创新。

　　容许改革试错，才能为创新创造环境。上海的转型升级尤其需要改革开路、创新铺道。

　　对于上海的经济发展，大家普遍关注的是“四个中心”的建设问题，但是对于其实质要求，我们往往却不求甚解。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为例。不仅上海，现在很多城市都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或者区域金融中心，这说明我们还不清楚中国需要多少个金融中心，以及如何才能建设金融中心，甚至不知道金融中心该是什么样的。经济上的目标不能只是一句政治口号，否则就会导致资源错配，让本身就稀缺的高端经济资源成为功利追求的附属品。

　　在我看来，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依赖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是市场要开放。我们现在的市场还是封闭的，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搞离岸金融中心显然不是上海应该走的路。同时，如果外资在内地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业的投资还继续受到严格的股权比例限制的话，难以想象内地能形成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

　　最近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人民币可以同某些外币直接兑换，在海外设立了一些人民币结算中心。二是容许境外投资者更多参与国内资本市场，包括港澳台的居民。但这仍然不构成一个充分的开放市场。当一个市场不能充分开放，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就无从谈起，因为它至多只能成为本国的金融中心，而不是国际中心。

　　第二是法制、监管体系等软件基础设施要健全。中国资本市场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运营，所积累的国际金融方面的经验有限。法规、监管体系及其执行、信息流通、服务意识、诚信体系等软环境条件还相当薄弱。一些基础设施，比如律师、会计师、投行等中介机构、知识库或者数据库等数量、质量不足、可获得性不强都会导致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的效率和能力无法同金融中心地位相匹配。与此同时，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然会带来风险，包括投机风险、市场风险、创新风险等。如果不能从制度、知识和能力上去把控投机、预测风险、设置预警，那开放就会带来灾难。

　　第三是人才队伍建设要跟上。现在上海虽然有号称几十万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但同时又存在几十万合格金融从业人员的缺口，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学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同国际还不接轨。原来的金融课程绝大多数反映的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要求，包括货币、财政、国际金融和一些宏观经济学的课程。经过这种课程训练的学生，虽然在从事金融职业时能得到宏观理论的指导，但与具体金融工作的知识要求还相去甚远，许多人在大学时代对资产购并、企业上市、对冲交易、风险管理等概念闻所未闻，只能边学边干。

　　相对于微观金融决策和运作人才的缺乏，中国更缺少制度设计层面的人才。制度设计需要一个庞大的专家团队，需要具有复合知识与经验、对各大国际金融市场建构与运作有深刻理解、对资本市场及其各种参与者引发的风险机理有充分认识与把握的金融人才。上海需要有针对性地引进与培养能同国际接轨又切合中国转型与成长的高级金融人才，使其能够对现阶段的市场结构和相应制度进行整体的、科学的设计。这是上海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核心关键所在。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上述的三大条件还不具备，或者说，还不完善，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就还很漫长。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来推动改革与创新的原因所在。

　　从长远审视产业定位

　　提要：建设四大中心这一目标本身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对上海而言，什么中心的建设才是最重要的，优先次序怎么样。如果我们只是拼命去建码头、去搞博览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本末倒置了。

　　所谓的“四大中心”建设，除了金融中心以外，还包括经济、航运、贸易中心。其实“经济中心”在广义上已经覆盖了所有领域，金融、航运、贸易都只是经济的一部分。而金融、航运和贸易又和一座城市的地理位置、经济结构和历史传统紧密相关，这三者之间也是紧密联系的、互有重叠、互相依赖的。纽约、伦敦、芝加哥、香港、乃至新加坡，历史上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无论从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从我们积累的经济结构和地位，以及地理位置等方面来看，上海都应当成为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而在今天看来，建设四大中心这一目标本身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对上海而言，什么中心的建设才是最重要的，优先次序怎么样。

　　如果把上海放在未来经济中心这样的地位，那么在它的所有产业中，金融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是高科技，及其衍生的高自动化、高集约化的制造业。上海拥有制造业的基础，短期内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弃它，上海说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可什么算是“先进”？但其内涵定义不清，就会让我们作茧自缚，何况“先进”永远是与时俱进的概念，不存在静态、固化的“先进”。因此汽车、化工、钢材等制造业在不远的将来都应该放弃与转移。相应的，在医药、生物遗传工程、高分子材料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上海有很大优势与潜力，也有一定的制造基础，是应当大力拓展的领域。至于同航空航天、港口有关的产业发展，则要兼顾国家产业布局和上海显著优势来考量。

　　如果上海要成为未来的经济中心，在金融和高科技这两大支柱产业的基础上，上海还要致力于成为一个商业智慧中心、信息中心，以此来整合与组织产业发展。这意味着上海应该成为很多行业领导企业的总部中心，由此带动航运、物流和贸易的多方位发展。有了这三个中心的推动，上海必然会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经济中心，航运和贸易都是它的延伸和附属。而如果我们只是拼命去建码头、去搞博览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本末倒置了。

　　这里我想特别谈谈IT业。现在有不少人感到很困惑，觉得北京、杭州、深圳的IT业似乎都比上海发展得好。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待：对于一个靠日新月异的技术驱动的产业，其发展不能简单地重复原来的道路、或别人走过的路径。何况这还是一个新兴产业，面向未来尚有太大的空间、太多的不确定性。比如有人会问，为什么当初阿里巴巴[微博]在杭州创业，而不来上海？其实是因为它当时没有先例可以遵循、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这种情况下在哪里创业都是无所谓的，只要它能获得创业的基本条件就够了。再比如腾讯，不在商务成本最高的城市进行这样的创业，我觉得完全合理：资源可获得而且获得的成本很低，这就使得创业的风险被大大降低。而在上海，创业的成本相对较高，创业者包袱较重，不利于中小企业和新创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年轻专业人士到外资企业去工作，一年可以获得10万元年薪，而选择新创企业的话一年可能只有两万元现金收入。所以上海的创业企业只能进入更高端、更有附加价值和技术含量的领域，这样才能保证吸引到足够的资本和人才。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逆向选择”。现在有很多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简称PE)和风险投资(简称VC)、尤其最近几年喜欢选择传统产业，这就是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考验：我们能不能迅速地把原来低价值、低知识密集度的结构转向高知识密集度的结构？为什么PE青睐那些低知识密集度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有消费量、有市场、有现金收入，且经营稳健。而资本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导致高科技的企业可能缺血或失血而难以为继。如果我们能迅速实现企业转型、产业升级，以高技术、高知识密度的创业来对抗风险、拓展市场，也就能吸引更多资本涌入，实现产业良性循环发展。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在乎腾讯落户深圳、阿里巴巴创业于杭州，因为面向未来，我们尚有无限的选择和无限的机会在前头。不仅是IT，也包括生物遗传、医药、高分子材料、宇航等产业，还有许许多多我们未知的领域。如此政府需要的不是追悔，而是革新思维、变革体制，进一步创造适宜于创业创新的基础设施环境，包括“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政府要多供给公共产品而不是投资私人产品，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是规划、投资、经营、收割一揽子自享其成，多诱导民间创新意愿和努力，而不只是习惯下“指导棋”。

　　以改革释放创新动力

　　提要：上海在面向未来的选择上已无“它项”，唯有“改革”。重启改革力度可大，风险却小，因为改革可失去的不多；不改革或犹豫不决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不可估量、难以弥补。

　　经济改革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如果没有企业家的推动和领导，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改革与转型的。历史上，上海一直是企业家辈出的地方。现在香港、台湾乃至东南亚企业的发展，从历史渊源上来讲很大程度受到了上海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在过去三十年间，我们一直困惑于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也许可以从体制上寻找原因。上海的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一直比较强大。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主要是培养职业经理人的。而国有企业的经理在实质上是官员。企业与政府追求的动机不同，主管任职资质也不同，两者混同必然使国企成为政府的延伸和附属，其弊不仅在于企业难以充分自主、充分释放生产力，而且政府通过干预国企行为扰乱了市场信号，使整个市场交易、资源配置被误导，效率受损，竞争失序。

　　因此，从政治上、经济上看，国有企业体制非改不可。改革一是要让国有企业回归企业的本质，实现政企分离，二要培育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释放企业潜能，三是重塑市场机制，促进自由、公平竞争。企业的法律定位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它要受市场经济信号的引导，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和长期生存发展。今天我们对国有企业的管控和治理，还是行政的体系，也就是设定考核目标、设定产业边界、批准资产处置和投资，委任所有高层人员。这个行政治理不变革，国有企业就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不可能去遵循自由竞争的法则，企业家也无法从这样的环境中诞生。

　　由此看来，对于国有企业，今天政府面临最现实的改革主要在两方面：

　　第一，重塑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打破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的全面掌控和主导。三十年前，国有企业改革初始目标就是政企分离，三十年了改革仍未成功。症结就在于，政企关系完全没有理顺。作为政府出资人代表，国资委的作用应该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隔离层”与“防火墙”，而不是政府干预企业的“操盘手”和“超级董事会”。如果将这个问题理清楚，国企治理结构的变革与重塑就十分简单了，企业家精神的回归和企业家群体的涌现也一定不成其为问题。

　　第二，优化法治环境，推动法律法规的建设和有效执行。我国的法治问题不仅是制度建设和完善的问题，更是执行的问题。以法律的有效实施来保证自由经济和公平竞争，才能使竞争变得有效，企业总体上就会变得更加有竞争力。这跟企业所有权属性没关系，而是取决于企业本身的资源和能力。如此市场信号才更真实，外资与民营企业同国企的竞争才更公平。这也是国企对市场塑造应有的贡献。

　　总之，上海在面向未来的选择上已无“它项”，唯有“改革”。相比中央和许多省市，上海重启改革的力度可大，风险却小，因为改革可失去的不多。不改革或犹豫不决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不可估量、难以弥补。由此政府应从自身改革做起，革新思维，多投资能催生未来支柱产业孕育与发展的公共产品生产，多做产业转型、升级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还原国有企业独立市场主体身份，大幅放宽绝大多数行业准入门槛，优化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的市场环境，激发包括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外资和民资都是)在内所有企业自主决策和分配、自由投资与交易的主体意识，创造由企业家驱动和主导的企业变革、创新与发展的适宜环境，同时提升政府产业规划水准和宏观监管能力，鼓励创新、冒险又约束投机、控制风险。如此，一个顺应全球变革与创新的大趋势、汇聚智慧、充满活力的新上海时代一定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