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

　　9月21日晚，复旦(微博)大学管理学院史带楼405教室座无虚席，听众在静心聆听萧功秦教授的讲座。作为一位历史学和政治学学者，萧教授说他还是第一次到管理学院演讲。他本次演讲的主题是《中国改革三十年历史回顾与未来三十年前景展望》，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他不仅围绕这一主题娓娓道来，还以历史学家的睿智眼光，对钓鱼岛争端、重庆模式等广为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简要评论。

　　萧功秦先生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当代政治发展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萧功秦作为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在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具有广泛的影响。

　　“中国在改革开放34年后的今天，已进入多事之秋。” 萧功秦开宗明义地说。 他注意到，目前中国存在两种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思潮：前者是要回到“文革”时代，而后者则是主张激进西化。这两种思潮看似水火不容，但其在思维方式上是相似的，都依托“建构理性”，追求终极价值；在思维方式上，则都秉持“制度决定论”，而“忽视了制度必须与习俗、传统、文化与发展水平对接”。

　　那么，这种思潮从何而来呢？萧功秦认为，要想理解这一点，首先要认清我们如今所处的社会，即后革命型的新权威主义社会。这种体制，通俗地说，就是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大家长制。这种威权体制自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正式成型，它是从毛泽东时代的全控主义-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中蜕演而来的，其在行政绩效、现代化动员能力及抗击突发事件能力上均要高于其他威权体制。这一体制的显著特点是强国家-弱社会。

　　萧功秦认为，这种“中国模式”在后发展国家的经济起步阶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中国因此实现了自洋务运动以来国人所梦寐以求的富强目标，至少是在向这一目标的路上迈进。故而，“改革成果要充分肯定”。但是，与这三十多年的成就相伴而生的则是由强国家-弱社会所带来的五大困境。“成就与困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萧功秦说。

　　萧功秦结合具体实例，详细阐述了转型中国所面临的这五大困境，即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高额税收造成的国富民穷；“国有病”；社会创新能力弱化。“我们目前的世风日下、家庭伦理危机、诚信危机、道德危机，并不是政府宣传得不够，而是因为社会自主领域本身整合人的精神和伦理的系统，并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萧功秦说。

　　萧功秦认为，改革中期所陷入的这些困境，是结构性弊端的具体表现，只有改变这一结构，培养社会多元的整合能力，才能逐步化解。而如果政府陷入刚性维稳的思维模式，改革很容易进入锁定状态。强控制势必又会助推高腐败，从而使社会矛盾加剧，引发更多的社会不满情绪。如今，曾经一度边缘化的激进思潮再度活跃，正与这种日益弥漫的不满与失望情绪密切相关。

　　“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爆发的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的方式爆发，社会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爆发的危机与困境。”这是萧功秦在演讲时所提到的，也是他在新著《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一书中的观点。这一观点还启发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他在一次会议上将其念给与会人员。

　　萧功秦担心，社会危机的加剧会进一步为激进思潮提高繁殖的土壤，激进思潮的泛滥将会使中国陷入三种民粹主义的陷阱，即自由民粹主义，“文革”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因此，为了避免这一“中国未来二十年最大的危险”，萧功秦倡导一种温和、渐进的经验主义立场，即中道理性，在哲学上也可称为新保守主义。“它主张在保持现存体制的历史连续性与秩序稳定的条件下，通过渐进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最终走向民主政治。”萧功秦说。

　　萧功秦认为，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需要分五个阶段：改革者执政、经济转型与经济起飞、民生建设、公民社会、宪政民主。而在这一发展逻辑中，需要国家起到积极的作用。“中道理性主义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当政者能否有变革的意愿，能否把握历史给予的并不多的机会。” 萧功秦说。

　　本次人文复旦讲座现场气氛十分热烈，除了在读的同学外，不少毕业的EMBA校友也慕名而来，与萧功秦教授进行了精彩的问答互动。

　　以培养“将帅之才”为己任的复旦大学EMBA项目，自2002年项目创办之初即推出“人文复旦”系列讲座。充分利用复旦综合性大学的人才优势，遍邀各类学科的学术泰斗开设主题演讲，分为“时事政治”“经济热点”“文化传承”“智慧火花”“健康保健”“艺术审美”六大主题，旨在以百年复旦之文化底蕴教育和感召每一位EMBA学子，帮助他们提升个人修养、完善知识结构，养成超然之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