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吴敬琏

　　2013年3月16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吴敬琏应邀出席中欧北京校区2013年度首场“高朋满座”论坛，发表题为“怎样重启改革”的演讲，为经济把脉，为改革建言。

　　吴敬琏表示，腐败的根源，从经济学分析，主要原因是来自行政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了一种寻租的体制环境，因为旧体制的遗产是大量地存在，所以寻租的制度基础也普遍存在。

　　以下为发言部分实录：

　　腐败的根源是什么？在我们经济学里头有一个分析，它主要的原因就是来自行政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了一种寻租的体制环境，因为旧体制的遗产是大量地存在，所以寻租的制度基础也普遍存在，所以在八十年代后期，通过所谓双轨制倒买倒卖来寻租，就变成一个街头巷尾群众十分不满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命令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双轨道并行，行政权力在经济活动中到处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于是寻租活动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时候它主要是从价格的双轨制来的，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来源来自于土地，土地的征购价格和政府的批租价格巨大的差价，这个差价总额据说有几十万亿，租金总额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太高，于是到处都可能产生巨额的腐败，所以腐败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当然腐败和垄断加在一起，对于我们收入分配中的贫富分化也造成很严重的破坏，这两个问题使得我们经济社会的矛盾不断激化。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了不同的意见，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些问题呢？一方面中国的党政领导即使在本世纪初的时候，已经认识到我们的体制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还存在很多旧体制的遗产，必须要加以解决、必须要进一步完善，所以集中表现出来就是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通过的背景就是当时已经认识到，我们在二十世纪末期宣布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仍然存在缺陷，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消除旧体制遗留问题，使得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可惜的是这个决定的执行情况不好，现在回头看那个决定要求进行的许多改革，或者进行得很缓慢，或者是完全没有做到。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本来已经决定了，但是进行了一半就停下来了。比如说一些重要部门的改革，电力部门的改革、铁道部门的改革，像电力部门的改革他本来的要求是叫做网厂分开、竞价上网、输配分开、售电放开，这样就把原来认为是一个自然垄断的部门，基本上放开了。但是国务院在2002年批准了电力部门的改革方案，刚才讲四项只做了一项，就是网厂(电网和发电厂)分开了，这个分开起了很好的作用，可是其他各项都没有做。

　　另外一个像铁道改革，这次前两天大部制改革决定撤销铁道部，在这以前铁道部是一个政企合一的部门，不但行政和企业是合一的，而且它有自己的公检法，就是说这个改革是完全没有进行的。

　　确实有这样的要求，也做了这样的决定，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完善我们在二十世纪初步建立的体制。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种思想出来了，他把我们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说成是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甚至把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这样一些事情跟市场是完全不能搭界的问题，都归于市场化的改革造成的。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思想，认为改革的方向错了，应该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把市场放到政府的驾驭之下，强化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

　　可是实际上这样一种倾向，它造成的后果就使得改革放慢，而旧体制留下的遗产到反是扩大了它的影响，它就会造成一种怪圈，本来这个问题是因为改革不足造成的粗放发展方式和寻租腐败盛行，现在提出一种办法正好是强化了粗放发展方式和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于是就变成一个怪圈。比如说腐败，腐败本来是因为权利介入经济活动造成的，这种观点如果得到了人们的支持，要用加强党政机关的行政权利的办法制止腐败，它的结果使得寻租活动的基础更加扩大，就会使得腐败变得更加严重。

　　比如说是出现了腐败的现象，于是我就要用审批制来制止腐败现象，审批制本身正好就是寻租活动的一个制度基础，它会使得腐败的现象更加严重，变成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

　　到了2009、2010年，社会矛盾变得非常激化，而这种开倒车的思想也可能发展到最高的程度。但是大致上2010年、2011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一方面是因为从本世纪以来，关于到底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的问题有很多讨论、争论、辩论，辩论中真理就会越辨越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历史的倒车不是出路，只有改革才是出路，当然这是一种思想上、理论上的澄清，更加重要的是实际生活中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用开倒车的办法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虽然短期可能取得某些成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它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比如说温州高铁的事故，高铁事故本身不是和整个铁路系统的体制有直接关系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引起了人们的思考。高铁建设从短期来看，主张中国要走向另外一条道路，不要走市场化的道路的人们，常常把高铁建设取得的成绩看成是这种强政府下很突出的成绩表现。确实高铁建设取得了很显著的、靓丽的短期成就，而且中国也确实需要搞高铁建设。所以如果你从很短的时期去看，它应该说是原来超级的政企合一的铁道部作出的伟大成绩。但是温州这个撞车事件引起人们的思考，人们就会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中国需要进行高铁建设，有一些经济频繁的地段，既使不赚钱，因为它有外部性，像北京到上海这段铁路，既使不赚钱，因为它有外部性，也是值得建设的。可是问题是用了这样的一个体制，用了一个这样超级合一的政企合一的部，用了命令经济的方式来建设，造成了很大的问题，第一个是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这两年就已经在讨论，合并以后大概将近3万亿的债务落在谁身上，因为3万亿的债务本身是不可能靠它本身赚回来的。

　　另外有些地方用大量的投资支撑了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到了14%、15%，但是这里面大量的债务今后会怎么样。像薄熙来当政的重庆，曾经是作为一个样板，当他这个事情暴露以后，人们就考虑了用这样一个体制，我们能不能够真正地实现民富、真正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到了十八大开会前，应该说人们有了更冷静的思考，到底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新的变化。十八次代表大会它作出这个决定，就是在中国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坚持要走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道路。从十八大的决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十八大明确地说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从经济改革方面来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自然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要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制化。

　　为什么这是非常重要，非常正确呢？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面临的这些重大经济和社会的难题，都只有靠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才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我们说它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一个重大决定，我们大家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怎么保证十八大的决定能够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