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微博)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7月21日提出，政府下一轮反周期的宏观刺激政策，同样是用“超越凯恩斯主义”，但更多是用财政政策方式，而非货币政策。

　　林毅夫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提出上述看法。

　　“超越凯恩斯主义”是林毅夫将中国政府从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开始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归纳总结后提出的概念，强调政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主要是选择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用在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

　　林毅夫认为，目前经济增长放缓，并不完全是当时推行的宏观政策的问题。“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的，有两个原因”，他称，一为上轮很多项目到现在基本上收尾；另外，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走出来，外部环境不好影响到中国出口。

　　他称，上一轮经济刺激政策主要是放松货币，造成房价上涨、物价上涨。下一轮反周期的刺激政策，应是超越凯恩斯主义，但更多的是用财政政策方式，而不是货币政策方式。

　　林毅夫表示，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理论界普遍受到理性预期学派影响，认为经济危机时，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加强社会保障，维持社会稳定；另外，因为政府财政税收会减少，支出会增加，财政赤字本身就会增长。“这是自动稳定器，靠此就可以度过金融危机”。

　　中国高额的贸易顺差反映国内储蓄率高。对于国内高储蓄率原因，一般学者认为是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和人口老龄化。林毅夫认为并非完全如此，他称，中国的家庭储蓄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和印度处于同一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储蓄率占GDP比例更高。林毅夫认为，其原因是双轨制改革的后遗扭曲，使得金融资本过度集中在大银行和资本市场，形成对大企业的隐性补贴；自然资源的低税费；以及某些产业的垄断。

　　林毅夫表示，上述扭曲消除，才是中国改善收入分配，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费，减少外贸顺差的治本之策。

　　林毅夫近年一直坚持中国经济还有保持20年可年均增长8%的潜力，但一些学者对此表示怀疑。林毅夫认为他们的理由有二，一是世界上还不曾有任何一个国家维持50年年均8%以上的增长，二是高速增长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增长速度都放缓。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反驳道，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决定于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力，不是从收入水平来看，而是从后发优势的大小来看。以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当日本、德国等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其人均收入已达到美国的65%；而中国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收入还不足美国的25%。“所以，同样是1万美元的水平，其后发优势潜力相差甚大”。他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