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2年OECD的预测，在2017年以后中国可能会有两代人的时间充当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对这样一个未来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来讲，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那说明中国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对。

　　当前国内学界和政府部门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存在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政府是否应该主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事实上，官方语言是推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而不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种提法部分是策略上的需要，部分也反映国内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尚未理清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相互关系，尚未形成安全有序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整体战略。

　　目前的争论有三种意见。赞同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完全可兑换可以给各国中央银行和国际投资者多一种储备或组合资产投资的选择，有助于分散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承受的压力(伯格斯坦，2009)。加快资本账户的开放可以促进改革(黄海洲，2012)。北京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微博]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不要追求人民国际化，开放资本帐户是自毁长城。余永定(2011)则认为，目前条件不成熟，行政推动是拔苗助长。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以进口结算为主，更多满足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境外人民币投资和投机的需求，导致外汇储备和相关风险的更多积累。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是资本跨境流动的自由化，目前应暂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总结前期经验教训。

　　笔者的意见是，中国政府需要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国家战略积极推进。而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是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活动中计价功能而不是结算功能的发挥。通过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国际金融资产和负债中的计价功能的发挥，中国可以避免发展中国家的“原罪”，即在对外贸易和对外资产负债用外币计价所面临的汇率风险，避免美元本位制未来可能隐含的系统性风险。

　　据此，人民币国际化应该采取“前期稳健创造国际需求，后期激进释放海外供给”的推进策略。

　　对于“前期稳健创造需求”，最重要的是加快推进资本输出战略，鼓励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推进人民币在实体经济中的使用和计价。在本币的计价方面日本曾经有过机会，但最终还是错过了。日元国际化的战略机遇期非常短，从1975年政府信用被评为3A级到1990年泡沫的破灭只有15年时间。当时很多日本企业参股海外大宗商品的生产，他们完全有机会在大宗商品的场外交易中推动日元的计价，但是因为政府缺乏整体思路，企业也就没有明确的共同目标，日元计价功能未能开发出来，机会就错过了。人民币要在大宗商品和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计价功能，很重要一点是企业和金融机构必须走出去，通过资本输出参与到国际经济活动中去，并不断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未来三五年是中国资本输出的最佳时机。如果明年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美国利率提升，资本回流，美元会步入中期升值阶段。这一时期人民币会相对稳定或疲软，因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增长速度会下滑，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未来前景的看法会有巨大分歧。这是中国人民币资本输出的极佳机会。我们需要趁人民币相对稳定或者贬值的时候，大量积累海外债权，因为人们通常都愿意借弱势货币计价的债务并持有强势货币计价的资产。另外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的时候要比贬值的时候多，人民币贬值期成为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积累海外人民币债权有利时机。因此，人民币的输出需要在未来三五年内快速推进。

　　关于推进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可兑换，余永定反对人民银行关于加快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进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未能清晰把握人民银行的三阶段思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汇管理制度和涉外经济政策历来是“宽进严出”：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输出。因此资本账户开放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消除资本输出的制度和政策障碍，为对外投资提供更大的便利。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中国政府的公信力或国家信用能否得到快速提升，并实施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大力发展对国际投资者开放的人民币国债市场。通过规模巨大、流动性充分、安全性良好的资本市场为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提供坚实的市场基础。其次，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是不是具有了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而现在金融业在国内都还没有具备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开放不一定促进改革，危机才能促进改革，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