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回望三十年思潮激荡

　　雷颐/文

　　30年是一代人的时光，这30年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屈不挠奋斗的30年，但愿下一个30年是思想更加多元丰富、波折更少的30年。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思想界开始“解冻”、各种思想如同涓涓细流从山岩中潺潺而出，最后各自汇集成潮，彼此激荡，蔚为大观。

　　喷涌的年代

　　从1978年秋到整个上世纪80年代，虽有重重阻力，但“时代最强音”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对改革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人们只是感到旧的经济体制已完全适应，但新路在何方却颇为茫然。这时，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卡德尔等南共理论家的著作成为热门读物，无论是“文革”前为“批修”翻译的内部读物还是新译之作，都炙手可热，引起激烈的争论。现在看来，南共的实践并不成功，但他们对苏联模式的批判，还是使人深受启发。

　　稍后，由多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格外值得一提。这套丛书使人对欧洲共产主义、力图调合计划与市场走“第三条道路”的布拉格之春、斯大林时代、布哈林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功莫大焉。其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影响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的，当属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他的“短缺经济学”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口头禅。而且随着对海外经济学的了解更多、研究更加深入，以美国经济学家科思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奥尔森教授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弗里德曼的学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则取代科尔内成为“显学”。他们的影响甚至超越经济学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都有相当影响。

　　不过，坚持“苏联模式”、认为提倡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背叛社会主义的观点也大有人在，由于几十年间曾将这种观点认为是唯一正确的观点，所以直到现在这种思潮还很强大，批判、声讨其他观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修正主义，并据此对改革的“方向”提出质疑。

　　在“人文”领域，人道主义曾是最重要思潮。改革开放前的30年，正统意识形态一直批判人道主义，然而，“文革”大浩劫造成千百万人惨遭最无人道的迫害，所以“文革”结束，人们必然反思这种“人道主义灾难”与长期批判人道主义的关系，因此，思想界产生了人道主义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哲学家萨特，几乎在一夜之间风靡校园，对青年的影响之大曾令有关部门担心不已。他对“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阐发，把人的个性张扬到极致，引起了曾经个性完全泯灭的那一代青年深深的共鸣。

　　在上世纪80年代青年的心路历程中，萨特抹下了最为浓重的一笔。虽然“人道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遭严厉批判，是“清除精神污染”的重要内容，但现在“人道主义”已少有公开否定。此后，各种现、当代西方哲学思想迅速引进。在萨特之后，佛洛伊德、尼采迅速联袂登场，由于几十年来对这两位实在没有研究，所以仓促间一些出版社或将港台出版的佛氏著作拿来印行(好在当时对“版权”并不重视)、或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尼采著作重新出版，以应急需。

　　不久，没有多少人读得懂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又成为读书人的案上必备。虽然真懂海德格尔的委实不多(也不可能多)，但海氏“人，诗意地栖居”这句名言到现在已成为“小资”的符号，足见其“经久不衰”与影响广大。而与海氏完全不同的维特根斯坦却也大行其道，他的《哲学研究》在不长的时间内居然出现多个译本。宾克莱谈伦理学的《理想的冲突》更不知摆在多少青年的案边床头，至今仍不断再版。社会转型期也是利益调整期，社会公正必然成为社会焦点，有关书籍也成为阅读热点，罗尔斯的《正义论》在上世纪90年代引起广泛讨论，使学术界关于公平、公正的思考更加深入。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福柯横跨几个学科的《知识考古》、《性史》、《规训与惩戒》赢得不同学科的大量读者。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有关社会思想开始爱到重视。从上世纪80年代起，出现了“韦伯热”，“法兰克福”学派也于此时大规模“登陆”。无论赞同还是反对，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冲突》、《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本本都引起激烈争论却也十分难得。

　　在上世纪80年代引进新知的大潮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这三套丛书厥功至伟，同时标志中国新一代学人开始登上学术舞台。在求新求变的氛围中，以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为主要内容的“新方法论”红极一时，一时竟有“开口不谈新三论，纵读诗书亦枉然”之势。托夫勒的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发行竟达数百万册。而海外华人学者，也占据了重要位置。余英时、林毓生、柏杨、黄仁宇、唐德刚的著作都名重一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海外“新儒学”的著作一版再版，直接催生了大陆“新儒学”，渐已蔚为一时之盛。

　　对西方文学艺术中“现代派”，我国长期以来是只有批判而鲜有译介，时至上世纪80年代初仍属批判对象，几乎没有完整的作品译介。但越是封锁人们的好奇心越强，在追求“现代派”方面，诗歌走在最前列，影响也最大，“朦胧诗”一时能成为社会热点。以“抽象画”、“八五新潮”为代表的现代艺术，也引起轰动。而“朦胧诗”与“抽象画”都是“清除精神污染”的重要内容，是今日青年所难以想像、理解的。

　　喧嚣与重新发现

　　“89”之后，中国的思想界明显分化，各种思想林林总总，但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民族主义是最主要的三个思潮。

　　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化，主张弱化国家作用，在政治上力主实行权力制衡的宪政。其中较有说明性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很少被提起、甚至鲜为人知的哈耶克在9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关注，其主要著作全都翻译出版。中国现代史上被“历史”遗忘的人物，在这种背景下被挖掘出来，有关胡适等人的著作及他们本人的旧作“层出不穷”。顾准在“文革”中逝去，他留下的一些遗作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已出版，却反响甚微。但跨入“新世纪”，他遗著中的自由主义思想使思想界突然“重新发现”顾准，甚至兴起一股“顾准热”。

　　新左派则以西方“学院左派”为其主要思想内容，以官方意识形态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其后盾，认为“文革”是真正的“大民主”，反对市场经济，强调国家权力、集体主义、力主回到国家控制经济的“一大二公”的旧体制去。他们认为启蒙已经过时，诸如三权分立等对权力的制衡是应被反思、解构的“现代性”，是应被我们抛弃的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化，是新的不公平产生的根源，提出“脱钩”(delink)理论，主张中国与“全球化”脱钩。

　　上世纪80年代几乎是“一边倒”地呼唤“输入新知”，经过一场巨大“风波”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成为“主旋律”。传统文化成为爱国主义重要资源，从上世纪90年代起，“传统文化”的热潮持续不断，各种传统典籍一直热销。

　　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其他各媒体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中央电视台专门作了题为“北大‘国学热’的启示”的专题报道。“国学”被纳入爱国主义话语后，有关图书越来越多。由上世纪90年代初提倡国学，到现在政府主持对传说中人物如黄帝等的公祭。强调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救世界，提出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的500年，一直是西方为世界制定规则、现在是中国为世界制定规则的时候了。

　　以西方学院左派为主要内容的新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在反对以权力制衡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具有共同性，他们认为这是西方殖民主义或“后殖民”的影响，提出在全球化过程中要突出中国的“话语权”，否认人权、权力制衡是“普世价值”标准，分别从“前现代”与“后现代”两个方面对启蒙、理性、自由、科学、民主、市场经济都提出质疑，认为这实际都是西方的“话语霸权”，强调要以建构“中华性”与之抗衡。

　　30年是一代人的时光，这30年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屈不挠奋斗的30年，但愿下一个30年是思想更加多元丰富、波折更少的30年。

　　(作者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由作者专为本刊写作，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