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涤：以不寻常方式读的几本寻常书

　　孙涤

　　过了鼎沸的1967 年，学生都必须返校参加“文革”，随着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进驻，“法纪”的执行变得严格起来。1967年整年我行了几万里路，遍及大半个中国，把革命烽火全然置于脑后，若没有大串联的难逢时机，要体验祖国的壮阔山河是断无可能的。本人所在的中学乃上海的市重点，极端讲究阶级路线，几乎没有“异类”能够入读，全班约四十人，除一个“资产阶级出身”，我则以“准黑九类成分”名列倒数第二；加之学校“联动”猖獗，理应受到同学专政的管制。

　　1968年被逼回到学校宿舍，每周只能回家一次。不久我就发觉感到枯索的绝不止我一个：宿舍里不少同学在偷读“闲书”，从封存的学校

图书馆里散落出来的。经央求，我交换到的第一本是李丹先生译的《悲惨世界》第二册，从第二部“珂赛特”开始。读后的感受只能用“震慑”两字来名状。雨果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内伊元帅的铁骑冲杀酣战，康布罗纳将军对英军劝降的轻蔑回答，都令我大为震动，文字竟能有如此魔力。此前我喜爱的小说都是传统的，如“三国”“水浒”“说唐”一类，对仅读过的“勾里奥老头”也印象不佳。傅雷先生卅年代初译巴尔扎克，文气滞塞，尚未入味，与五、六十年代在“邦斯舅舅”等的传神译笔不可同日而语。我从此对洋文学是敬爱有加。雨果描绘冉阿让携珂赛特逃脱围捕，越墙遁入修道院的一幕令我终身难忘：沙威一伙像猎犬般步步紧逼，在厉声喝阻和重重黑影中，冉阿让背贴墙角，用自己的手肘和脚跟奇迹般地攀登十数尺的高墙，从黑暗势力中升华……以后我看凡是由巨作改编的影视片，“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等，包括关于滑铁卢的，都觉得徒成蛇足，不看也罢。

　　工军宣队不久就觉察到学生“私读”的暗流，派出纠察队四出清剿，被查处的学生十分狼狈，非但要认罪受罚，还得检举书的来源。怎奈良知既被唤醒，着魔似地渴望读书。当时的宿舍极为简陋，除了几张上下铺的铁架床，几乎一无所有，纠察队随时的突查，任何东西都无所遁形。我以一个“天才的发明”来应对，至今暗自得意。宿舍房门上原本的小窗，磨砂玻璃早已被捣碎，钉上了木板遮蔽。我在门的里侧加按一方木板，但不钉死，这样两层木板之间便形成一个小暗箱，依门的厚度，大致可以存放二、三本书。一闻不善来者的声响，便立即跃起，滑动里侧的小木板，将书藏在暗箱里。大概是缺乏想象力，纠察们从来没有注意到门上竟然还会有个小保险箱，于是我得以读书依旧。在暗箱的庇护下，我用了三个月读完朱生豪先生的“莎翁全集”。这套书是一位朋友的朋友的珍藏，劫后的余烬，碾转借阅，自是弥足宝贵。我小心翼翼，每周换一册来读。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恺撒大将》，剧中勃鲁图斯在刺杀恺撒之后，对罗马民众演讲，解释他用死亡惩戒恺撒称帝野心的原委时指出，“有谁愿自甘卑贱，不愿做罗马的自由民，而愿做恺撒的奴隶？”民众颇为所动。然而他刚离开，同为恺撒部将的安东尼一边称自己既无智慧，又无口才，一边却大肆忽悠群众。他最有力的一招是诡称恺撒留下遗嘱，要在死后把产业分送给罗马民众，每人可得75元。民众顿时被激成暴民，狂呼为恺撒复仇。最具点睛之妙的是接下来的一幕，旁述罗马激愤的白热化：诗人辛纳在路边被暴民截住，因为他和谋判者之一辛纳同名，便不由分说被就地正法的场景。

　　《恺撒大将》写在四大悲剧之前，但在朱生豪的集子里排印几乎在最后，我读此剧也已接近“莎剧阅读工程”的尾声，至此对莎翁佩服，无以复加。我当时猜想，莫非莎士比亚真经历过英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成，否则他对群众的了解何其如此入骨三分？莎士比亚是不是这些伟大戏剧的真实作者，在历史上始终是个迷。当时就有人质疑，以莎氏的经历教育，怎么可能会有如此超凡的眼界和深邃的洞察，依据之一便是他不可能写出《恺撒大将》，人们怀疑幕后的作者应当为牛津伯爵德威尔。

　　1969年学校彻底关闭，年轻人顶着“知青”的名义被驱往农村接受再教育。我不巧(或适时)得了急性肝炎，等到返回上海治疗时，GPT已高达1600以上。住院后一天，就有一病友因GPT过高而病故。回想起来，当时我能够坦然面对死亡阴影的是带到病房的书，高植先生翻译的《战争与和平》第三卷。恐怕已受到传染病毒的沾染，书主已断了索回的念头，因此它陪我度过了几个月的病榻生活。从反复诵读，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托翁作为现实手法的巨匠是无与伦比的，他文思高卓、文气磅礴，文体清朗、文字雄健，与雨果、莎翁有如三座高峰并肩雄峙。《战争与和平》从第三卷开始，有托翁对历史动力和权势互动的大段夹议，曾引起不少人的非议。如法文大师福楼拜对此就哭笑不得，以为全属累赘；托尔斯泰本人也曾游移不定，在书的各种版本里前后几度取舍这部分的内容。后来我才明白，按以赛亚·柏林的著名论文《狐狸和刺猬》的见解，托翁是一头多智的狐狸，尽管他愿意自己是只深邃、执着、追求单一目标的刺猬。我却以为，即使托翁本人有心成为刺猬，也必不局促于一只作家刺猬，他的终极关怀和博大胸襟必不止于文学，小说不过是他目标的一个载体而已。他在答复英国评论家罗斯顿的信中曾说，“我对自己是一个重要作家深表怀疑，……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百年后是否还会有人读我的作品，……因此我不想处于可笑的地位。”一百年后，为他的文字所折服、为他的精神所感召的，决不止像我这样一个失学失业而濒临病死的青年。我特别喜爱他的议论。托尔斯泰对历史伟人(以拿破仑为典型)的评述中认定帝王们不过是历史的奴隶，权威越高，越受制于各种力量的摆布，越不自由。而他的论断“历史，即人类的不自觉的、共同的、群体的生活，利用帝王生活的每一分钟作为达到各自目标的工具，”也一再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当时的我所要追求的固然不只文字的伟力，而当时的处境，又何尝允许人们憩享文字一端呢？从《战争与和平》开始，我对托翁的文章可说是有一篇读一篇，引为精神的北辰，他的“天国在你的心里”成了我的座右铭。终其一生托翁致力验证“上帝与人父子般的关系，人与人兄弟般的关系，” 假如没有天父，何来人和人的兄弟般的关系？总之，在父子反目、夫妇成仇、朋友之间互相揭发陷罪以求自保已成为通例的当时，人莫可奈何地堕入到无赖的境地，我从托翁的文章中汲取了莫大的信念力量。

　　以不寻常方式读的书尚有几本，再举一例以为追忆。开放前的信息钳制真如铁桶般严酷，稍不慎，即可堕入囵圄。偷听国外新闻，所谓“敌台”者，一遭猜疑，即有牢狱之灾。而在乡间务农，地处偏远，能逃避城市里的严密电波干扰，所以知青中有不少自制短波接收器，来突破障碍获取信息。我当年自制四管(晶体管)的收音机，并绕制了一个短波线圈，以便在农村的宿舍里收听“美国之音”之类的“敌台”。因为是众知青合住的集体户，唯恐室友们觉察，故意把短波线圈少绕数圈，靠手捏紧一根拖线才能补足电容校准到目标电台，手一松，电容随即变更。夜阑人眠时带上耳机，捏紧引线，“美国之音”就清晰传来；一有状况只需手一松，电波便跳回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波段上去了。如此这般，在文革中的几年里，竟能持续接收“反革命信息”而未遭祸害。我打着哆嗦听到的诸如“林彪元帅在外蒙坠机”和“毛泽东的遗孀在政变中被囚禁”之类的特大消息，都比大众早得多。

　　“美国之音”每天晚上在教授“英语九百句”之余辅以阅读节目，由何立达女士朗诵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从汤姆为了逃学被波丽姨母拔掉牙齿，到诱人刷墙赚取利润初具领导人气质，到与哈克一同和印第安老约斗法，到获得意外之财被法官收养，最精彩的是哈克在密西西比大河上遨游和探监老父亲，在在令人神往。何女士清新曼妙的声音至今历历在耳，我也曾因之遐想她皎好的面容。后来到美国

留学，才有人告知，何女士已是六十上下的老妪，觉得颇为有趣。但不经意间，我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1981年底留学，在美国补考 TOEFL，我的考分几乎到了六百，在同校百余名大陆留学生里是仅有的高分，不能不说是远程电子教学的一项副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