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建才：经济学的边界 谈经济学科学主义的争论

　　皮建才

　　经济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的争论由来已久。据说在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因为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极力反对，最后还是在瑞典重量级学者冈纳·缪尔达尔(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极力保荐下得以成功。艾克纳主编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收录了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科学的看法，其中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真知灼见。

　　姚洋教授的《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读书》2006年第12期)一文，曾在网上广泛传播，影响很大。他从另一个视角反思了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这个视角跟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科学的争论很不一样。具体差别在于，他侧重于强调以经济逻辑代替深入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分析的谬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过度扩张)，传统学者侧重于强调用数学公式替代深入的经济分析的谬误(数学帝国主义的过度扩张)。我们要反对的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也不是数学帝国主义的扩张，而是它们的过度扩张，反对的是任何形式的“皇帝的新装”。当然，经济学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数学的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但不管是数学还是经济学，作用再大也不能到“包治百病”或“包办一切”的地步，作用再大也要有一个自身的“作用边界”。

　　至于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科学，我想谈的是经济学对“约束条件”的选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把秩序分为三种：自然秩序、人为秩序和自发秩序。他认为人类社会属于自发秩序而不是人为秩序。物理、化学等学科之所以是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处理的是自然秩序。在自然秩序里,学者们选择的约束条件基本上不会随外界发生变动，所以在逻辑推理下得到的结论很容易具有普适性，从而看上去很“科学”。在人为秩序里，我们很难找到哪怕是短期不变的通用约束条件，所以只能进行描述性的“案例分析”，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虽然可以把事实记录下来，但很难有普适性的结论，所以看上去很“艺术”但是不“科学”。在自发秩序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相对而言短期不变或长期不变的约束条件，所以处于这个领域的学科(比如经济学)的科学性处于“自然”和“人为”之间。人类的主动性会改变人类面对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的改变又会改变人类的行为，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对此过程的一个诠释。马尔萨斯的预言(“马尔萨斯陷阱”)之所以失效，就是因为他在分析中选择的约束已被人类打破。经济学理论不可能像现实中的约束条件那样改变得那么快，这就必然会造成“运用经济学模型方法来解释人的行为同经济学方法的机械性之间的脱节”。用林毅夫教授的话说就是，经济理论只能“刻舟求剑”，但“刻舟”和“求剑”是分开的两个过程。经济学之所以永远无法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经济学处理的是变化着的约束。

　　至于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我想谈的是“威斯康星传统”。“威斯康星传统”和“芝加哥传统”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在《制度经济学三人谈》中，姚洋教授(秉承威斯康星传统)的分析进路在很大程度上跟汪丁丁教授和韦森教授(秉承芝加哥传统)的分析进路很不一样就说明了这一点。威斯康星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布罗姆利(著名学术期刊《土地经济学》主编)，其专著《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由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好几版。布罗姆利教授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的一点就是，用经济效率对制度变迁进行分析属于循环论证，因为是制度结构赋予成本和收益以意义并决定这些成本和收益的发生率，是制度安排决定了什么是效率，因此我们不能在寻求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变迁模型。如果仅从经济学的理性角度出发思考问题的话，经济学的理性很容易被滥用，这种滥用的最终表现就是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经济学科学主义谬误和哈耶克意义上的“科学的反革命”虽然不同，但有相通之处，所以有必要把它们联系起来。

　　经济学的理性被滥用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理性不及的地方使用理性进行分析。哈耶克所批判的计划经济“致命的自负”就是因为计划经济试图“超前”使用理性。兰格的回应所声称的计划经济在经济学上是可行的，其不可行的地方已不属于经济学的分析范围，本质上是拐弯抹角地承认了计划经济的不可行，因为人类社会的真实生活不光是经济学的世界。达龙·阿塞莫格鲁(Acemoglu)用“理性倒推方法”对西方国家为什么在19世纪逐步扩大选举权覆盖面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嵌入的否定，这跟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进路很不一致。奥利弗·威廉姆森认为非正式制度、惯例、传统、信仰等会形成社会嵌入，这些社会嵌入构成了原始意义上的约束。一旦社会嵌入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也会跟着发生变化，这不是效率还是非效率的问题，而是社会约束改变的问题，“理性倒推方法”根本就不能识别这个环节。你不能容忍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事情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事情没有效率。当年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度不是因为没有效率才被废除的，当年英国工厂的童工制度也不是因为没有效率才被禁止的。仅从理性角度出发是得不出这些结论的，如果非得用理性和效率进行分析的话，只能是“出力不讨好”，跟“算命大师”的行为无异。

　　理性和效率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们不能试图用这个方面涵盖一切。这时候需要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寻找新的约束条件，然后把这些约束条件囊括到经济学模型中，也只有这样，经济学帝国主义才不会过度扩张，经济学的“专业精神”才不会在经济学家的“冷酷”中丧失。国外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盛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想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寻找跨学科基础，而不是用理性假设“一竿子捅到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在《一个经济理论家讲述的故事》的引言里说过：“经济模型仅仅考虑‘经济现象’的这个不成文规则，以及把经济主体视为个人主义的、自利的最大化者，不仅限制了经济理论的适用范围，甚至使得经济学专业在某些情形下显得特别荒谬可笑。”

　　姚洋教授认为，回归历史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出路，历史学复原和解释大尺度的历史，经济学复原和解释短期发生的历史。表面上看，他的这个提法实际上是要我们重新回到价格理论的老传统，重视调查，重视事件的本来面貌，重视解释而不是预测；实际上远不只是这些，经济学研究要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可以考察我们要研究的现象是不是历史上的重要现象；第二是考察一下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相关结论是不是具有历史一致性。一篇好的经济学论文要具有逻辑一致性，在逻辑上要自洽，但光考虑逻辑自洽性还不够，还要考虑历史一致性，跟历史事实明显不符的经济学论文算不上上乘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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