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雨霞：西方何以对后发国家开放经济不情愿

　　⊙ 梁雨霞

　　根据国际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报告，全球的国家基金总量大约在两万多亿美元，其中最大的是阿联酋的ADIA基金，大约是8700多亿美元；占据第二位的， 是新加坡投资公司 (GIC)，3300亿美元；挪威石油基金以3000亿美元列第三；并列第四的，是新加坡 Temasek 控股基金、科威特国家投资基金、澳大利亚未来基金和文莱国家投资基金；中国忝列第五梯队；增长潜力最大的，可能是韩国投资公司(KIC)，目前约为 200亿美元，长期来看可达到1000亿美元。

　　相对于其他国家基金，西方媒体对中国、俄罗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特别关切。作为焦点中的焦点，中国的美元储备，面临着尤为巨大的压力。然而，论基金总量，中国作为大国，却排在众多国家后面，很不起眼，若是比较基金的增长潜力，中国也并非最快。为什么中国的外汇投资公司会让西方惊讶呢？中国所面临的阻力，究竟来自何方？如果把国家基金放到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中，图像便十分完整而又清晰了。

　　其实，要分析钱的问题，不妨先看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是一个用银子说话的地方。在制造国家基金威胁论噪音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算得上是个“带头大哥”了。中国的外汇投资公司刚一成立，这个组织就向西方发出报警信号。旗帜那样鲜明，立场那样坚定，连表面的公正也顾不上了。为什么呢？

　　美国有人说，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 )是一个政治机构，按照这样的逻辑，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偏向美国的政治工具，一点也不过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西方报警，本质上是代表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富国集团，对发展中大国设置屏障。这和跑步比赛时，前面的人扩大摆臂幅度，企图阻挡后面人追赶的道理差不多。

　　在一个赢家通吃或多吃的时代，先进国家对待后进国家，尤其是后进的大国，无论表面文章做得多么

天花乱坠，骨子里都是不情愿看到对方超越的。除了实际利益之争之外，中国的外汇投资所面临的阻力，还有文化之争以及历史遗留的意识形态对立问题。中国人来到海外，有不少人会惊奇地发现，西方国家虽然有人妖魔化中国的社会制度，但是， 无论是看基尼指数，还是看公共品的供应，抑或是各项社会福利和保障，西方社会似乎比中国还更加“社会主义”。这说明，意识形态的名词，有时或许只是一种旗号，更形象地说，相当于球队的队服颜色。透过表象的差异，可以看到，对立的本质在于国家与文化的竞争。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里的企业被来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基金收购，变成他国(比如中国)的“国有企业”，西方人当然感到“后果很严重”。持这样的态度，把中国的一切动作都盖上了怀疑的图章，几乎是出于某种本能。一些西方人总是在寻找中国每一个动作后面的战略意义，并反其道而行之。某些行为甚至可笑地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似乎很不好理解。比如，一年前，中国尚没有成立外汇管理公司时，德国地方政府是很欢迎外资的。虽然没有不惜放低身段请进外资，却也是盼着外资能进入本地带动就业的。然而，中国成立国家性质的外汇投资公司以后，形势几乎发生了180度的逆转。比如，亲美的默克尔政府一上台，就对中国加强了防范。在德国从无中生有地炮制工业间谍谣言，到设计辱华T恤衫，人们可以感觉到， 有一种无形的东西， 让部分德国人对中国产生了怨毒的情绪。

　　有人说，中国以“市场换技术”不成功，干脆把手伸到西方本土来了，为了国家安全，要对技术转让严格控制。为此，多位官方人士宣布，总理府、财政部和经济部正在组织一套人马，研究相关的对策。经验丰富的美国，将是德国人的效仿对象。德国人要保护的产业，涉及军工、通讯、银行、

邮政、逻辑(一般指运输和仓储)、能源、航空、铁路、港口等，有人甚至提出，

零售业也须得到保护。很可能，德国也会像美国一样，设置一个专门的审查机构，用以过滤外资，从而保护有战略重要性的民族产业———至少，会设置一些法规层面的关卡。可以理解，只要竞争存在，由意识形态凝聚起来的社会集团就会继续存在，同时，相互竞争越是细致广泛，对立与合作就越是普遍深入。

　　在重重阻力中，除了实际经济利益和厉害关系外，种族和社会文化的矛盾，可能是更深层的问题。看看每天的国际新闻，人们不难得出自己的判断了。国家之间的防范和戒备，在所难免，有理由相信，久经风雨的中国会逐渐习惯国际社会的各种态度，并从容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