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现在钱的确多

　　陈志武/文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的“钱”化程度直线上升，到2003年达到最高，流通的“钱”量是GDP的1.9倍，社会上的确到处是钱！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从来不曾这么有钱！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革和转型是多方面的，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城市化的提升、产业结构的转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融合，这些都大大改变了中国，也同时提高了中国经济被货币化的程度。如果按广义货币与GDP之比来衡量中国“钱”的供应量，那么，在1980年中国的广义“钱”量只是GDP的22%，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产出，只有0.22元钱在流通。如图一所示，从那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的“钱”化程度直线上升，到2003年达到最高，流通的“钱”量是GDP的1.9倍，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产出差不多有2元钱在流通，社会上的确到处是钱！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从来不曾这么有钱！

　　当然，说到这里，一不小心，我们可能会以为中央银行在不负责任地乱印钱，制造虚假繁荣。但，实际上，这些年中国并没出现实质性的通货膨胀，说明这些“钱”多得有因，是实的而非虚的。为什么呢？在4月14日我们谈到《中国的钱为何这么多？》时(本文参见《长江》5月号6—8页)，那次的解释集中在资产金融化以及未来收入的证券化上，过去十几年加速了的资本化改革将土地、资源以及未来收入转换成了金融资本，那些资本化运作必然增加中国的金融资本供给，“钱”当然就多了。可是，中国社会这些年的变化还远不止如此，还有其它“钱”多的原因。

　　撇开历史上的中国不说，就以文革时期为例，那时人们普遍没“钱”。而之所以没“钱”，并非完全由于那时候没有“东西”收入，而是由于那时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极低，几乎没有“东西”可以通过市场换成“钱”，经济被“钱”化得太少，所以，那时候张三可以有“东西”、有一双手，但他没有“钱”。文革时期我还小，但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是，在农村，大人出差旅行时，都得带上一袋大米、菜以及被子、席子等等，而不能带“钱”。也就是说，那时候要东西，有，但要钱则没有。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出差旅行要靠自己带粮菜、被席，一方面旅行在外的时间不可能太久、走的距离不能太远，另一方面能够跨地区运输的货物也必然有限。因此，“钱”化程度低的社会自然是人口流动少、跨地区贸易有限的社会。

　　相反地，如果市场化与货币化水平都很高，远道旅行就容易得多，人口流动自然会上升。换言之，如果市场很发达、“钱”的供应不稀缺，张三出差之前可先把自己产的粮食、蔬菜、家禽等在本地市场卖掉，换成“钱”，然后带着“钱”而不是“东西”出差，每到一家目的地餐馆、酒店用现金支付即可。到今天，当然连现钞都不用带，信用卡更方便。因此，货币化发展对人口流动、异地贸易是一种根本性的催化剂。

　　不过，许多人会说，虽然货币化带来方便，可是各地市场物价差别很大，张三家乡的大米、蔬菜、肉食比外地更便宜，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自带食物、被絮合算。这当然有道理，但这恰恰说明市场化的重要性，如果市场化发展足够到位，如果跨地区的“投机倒把”商业运作畅通无阻，那么，到最后，各地之间的物价可能会因为运输成本还有差别，但那种价差会低于异地运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张三当然会选择先将“东西”换成“钱”，带“钱”出差。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有人还选择带粮菜出差，那说明中国的市场化还有路要走。

　　货币化催化人口流动、推动跨区域贸易，但从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的增加、异地贸易的上升也反过来刺激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增加对“钱”的需求。当一个村、一个镇、一个社会的人哪里也不远游、不外出的时候，他们对“钱”的需要会很少，金融在经济中的份量会很低。可是，一旦社会中的人们开始盛行远游，一旦异地就业日益普遍，对“钱”的需要自然会快增，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钱”相对于经济产出的比例就越多。换句话说，由于中国人口流动以及外出打工、异地就业机会在逐年增加，即使人均收入没有上升，货币的供应量也必须增加，更何况GDP在快速增长呢！这种因真实需要而增加的货币供应，当然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这即是图一中看到的货币供应量猛增却并没带来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城市化是社会货币化的另一个催化剂。1800年时，美国95%的人口生活在农场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吃住都靠自己的农场，许多农民连续数周见不着一分“钱”，也用不着“钱”，最多与邻村农民以货易货就够了。那时，全美国的货币供应才2800万美元，农业经济不需要“钱”。反过来说，农业经济也就没“钱”！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城市创造了众多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美国人逐渐离开农场进入城市，靠领薪水过日子，这时，人们的吃住行都要靠“钱”买，要用“钱”的地方真是多多了！对货币的需求因非农的发展、因城市化而自然地猛增，到1900年基础货币供应量升至24亿美元。到去年，美国经济已完全以服务业为主，农业占GDP不到2%，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超过80%，对“钱”的需求自不用说，2006年仅基础货币量就高达13000亿美元，比1900年的水平更是多上了许多层楼！自然地，美国的“钱”就多了。

　　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过去28年也在飞速发展，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16%，到2004年超过40%的人生活在城镇；1978年时，农业占中国GDP的41.3%，到2002年则只占14.5%。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当然也使中国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上升，“什么都需要钱”！这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也不表明中国人本质上更自私、更自利了，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后生活方式、工作性质的必需。农村人的温饱可以通过自己双手、不用现金就能实现，而城市人连基本温饱都要用钱买。

　　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我们发现，一个社会可以有很多“东西”收入，但并不一定有“钱”，人们照样感到“没钱”。原来一个社会还必须能够将“东西”转换成“钱”，而是否能将“东西”进行“钱”化、将未来收入与资产做资本化，又取决于该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否稳定、产权与契约权利的保护架构是否可靠，否则，生产的“东西”再多，还是会感到“没钱”。

　　的确，对社会生活日益货币化、对“什么都要钱”和“什么都向钱看”，我们可能感到越来越不安，市场化冲击了我们传统的心理平衡，商业化带来了心理上的断裂。但，如果仔细观察我们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的变迁，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仍在深化的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是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把我们的生活从追求生存转向追求更高境界的人生体验。

　　(作者现为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学者，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原文刊载于2007年5月16日出版的《证券市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