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从税制改革切入中国观察

　　○ 卢 波 /文

　　李伟现为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和达顿商学院副教授，世界银行顾问，曾获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并任教于杜克大学商学院。李伟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Transition economics,中国经济；政治经济学；Emerging markets finance；公共金融学；应用经济等。其研究成果多见于如《美国经济学期刊》、《政治经济学期刊》、《经济学研究期刊》等国际一流学术杂志。因其出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李伟博士曾多次获奖，如1992年获梅隆博士学奖学金；1991年获Rackham奖学金; 1991年获Rackham奖学金等。

　　今年夏季，李伟教授成了成千上万“海归”中的一员。与其他“海归”不同的是，在世界经济学界拥有相当名望的李伟，已经获得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终身教职。他为何选择“停薪留职”，孑然一身渡海前来，到中国长江商学院任教；这个经历对他的学术生涯有何意义，初夏的北京，本刊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与李伟教授进行了对话。

　　研究中国经济最好的地方是在中国

　　在杜克大学教学时，很多企业家在来中国前都要问李伟教授需要注意什么，李伟教授给他们的建议是要穿纸尿裤。这个形而下之的回答是因为李伟教授的亲身经历。李伟教授多次随美国企业团到中国，下了飞机上火车，下了火车换长途汽车，到地方的时候很多人都吐了，来到工厂后，很多人为了不在工厂上厕所，甚至花1小时回酒店解决。很多大的生意都是由于这些小的细节没有成功，所以后来中国企业家找他，拉出一个单子问李伟教授什么需要改变，单子上有会议室，厂房等等，李伟给他们的建议是先修厕所。

　　这种意识的鸿沟也促使李伟教授来到中国。

　　身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终身教授的李伟博士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经济问题。据他介绍，国外做中国经济研究的不多，中国经济还不能算是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各个国家的经济在经济学上都差不多，但李伟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由于在转型经济中有类型价值，很值得研究。

　　李伟认为，中国经济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试验，中国的转型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是在政治体制基本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转轨。“邓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泛政治化就这样瓦解了。”大跃进之后，经济政策都是具体操作者(省长，市长，厂长)摸索出来的，责任田政策就是农民为了恢复生产，恢复了过去土改后的办法。

　　今天主流经济学界研究中国经济，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企业，也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二是拿中国的经济政策和苏联、东欧的比较，转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他们摸到了不同的石头。

　　中国的税制变迁

　　李伟对中国经济长期关注，最终把研究重心聚焦到一个很重要的领域——财政税收和税制改革。李伟说，他做了很多研究后发现，中国经济中很多现象都跟税收有关，这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焦点，产业、金融方面的政策形成都是由财税政策改革引发的。

　　上世纪80年代，企业赚了钱给国库，亏了钱国家给补贴，盈亏企业都不负责，这种情况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国家为了激励企业，引发了税制改革——企业责任制从企业上缴利润转化到上缴税收，税后利润留下来，发奖金，支付企业的其他开支。

　　国有企业一度长期亏损，而改革后的“增量”又没有很好地纳入税收系统。财政一度非常困难。这就引发了第二次税制改革。企业类型增加后，仅仅靠缴纳所得税，税基就太小了。

　　李伟介绍说，从1997年开始，前国家总理朱镕基搞了一个新的财税改革，中国这个时候市场经济已经比较完善了，在市场经济比较完善，产品价格的制订已经比较合理的情况下，可以引进

　　李伟观察到，在增值税实行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很多创新，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发票，这是中国在增值税跟营业税征收方面一个很大的创新。因为中国现在很多行业依然是现金交易为主，用现金交易收税方面就很不容易监管，怎么办呢？在中国就靠发票。在美国，发票起到的作用主要是有了发票可以退货。在中国这个发票不是用来退货的，是用来刮奖的。增值税有很多问题，中国的增值税主要靠发票来监督执行，企业进货卖货的时候，通过发票抵消的税，经常有造假的事情。但无论如何，自从朱镕基主管经济以后，中国税收的增长是高于经济的增长，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一直涨到现在达到20%以上。所以，现在中国政府可以说是财大气粗，跟九十年代中期的差别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增值税实际上是救了中国的财政。

　　中国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税收来源是银行。大部分国有企业在“抓大放小”中放掉以后，中央就开始着手调整金融政策。中国老百姓赚了钱以后在什么地方投资呢？首先是银行。

　　李伟说，在中国，居民存款利息2%，按揭贷款的利息可以达到5%~6%，这么大的差距就是银行的利润。在国外，由于投资的渠道很多，银行面临很大竞争压力，它必须提高利息，否则资金不会来。李伟自己在美国买房子的按揭贷款的利息是5.5%，存银行的钱利息也是5.5%。这表明在美国银行赚钱的空间很小，银行不是简单地赚取利差，它必须通过非常好的金融运作才能赚到钱。而中国的银行挣钱就容易多了。但很多银行也抱怨赚不了钱，什么原因？银行要交营业税。银行也是中国的一个财税大户。

　　税收对资本市场的导向意义

　　5月30日，监管当局宣布印花税上调到千分之三，在股市引起掀然大波。李伟评价说，税收是中国经济决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制约环节。证券市场出现后，也成为财税大户，证券市场印花税刚开始是千分之三，后来千分之一，现在又涨到千分之三。这次的短期“股灾”说明，税收的调控能力是很强的。

　　中国股市与宏观政策的关系一向很密切。2001年的时候，股市已经涨到了不能再涨了，国企开始改制，将原来的国有股、法人股放到二级市场上去卖，这样股市不就可以为国企改革作贡献了吗？智囊们的想法非常好，但老百姓一听这个想法，马上反应到，把70%的非流通股再卖掉，这个价格不是马上就掉下来了吗？国有股减持无论如何不是个利好消息，导致了股市长期低靡。国有股减持基本完成，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利好消息，所以股市就又开始继续上涨。

　　资本市场征税和实体产业征税有所不同。银行和股市电子化交易程度高，收税相对容易，另外一些资本活动就没那么容易。以前，中国的资金流基本上流入了银行跟证券市场，现在有很大一块流入了江浙

　　流通到这些环节的资金，基本上都可以避税，国家基本上征不到，而把钱存在银行，投进股市这些公开渠道，大家都知道要交2%的利息税，交千分之三的印花税。这些资本税提高了非正规渠道的吸引力。没有这些税收的话，也许大家并不愿意冒风险把钱交给炒房团、地下钱庄。

　　所以说，税收里面就涉及到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对资金的流量进行控制，对流量的渠道进行控制。

　　先天不足的中国资本市场

　　李伟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形成颇有独到见解。他向本刊介绍了他对中国证券市场独特的发展路径的观察。

　　最初，很多城市都搞过一级市场，股票在柜台交易。上海、深圳、武汉、沈阳，各大城市都想拿到办证券市场的证，大家都到中央运作。最终的裁决权还是在央行，中国所有的金融管理权都集中在中央银行。

　　央行对证券市场刚开始的态度是反对，因为证券市场和银行是竞争关系，存在一个资金争夺问题。后来看看不行了，地方上做得很好。本来企业发行股票时上面写着股票不可交易，跟粮票一样，但老百姓就去买卖了，开始是违法，后来变成灰色的，再变成合法的。中央银行也知道阻挡不了，既然阻挡不了，何不自己来办呢？所以，中国股票市场在上海诞生后，证券市场管理的很重要的一个大管家就是中央银行。

　　在证券市场里面，什么权力是最重要的呢？这就是决定谁可以有资格上市。这个权力交给了国家发改委。但是辅导上市的机构只能由央行产生出来，证券市场刚开始的时候，华夏证券等券商都是从银行体系分出来的，而不是独立产生的。

　　那个时候央行下面的金管局，就是金融货币管理局，大家都叫它全管局。金融管理变成全管，跟货币有关的，跟证券有关的，跟金融有关的，什么都管。

　　由于有个“全管”在上面，金融部门就可以限制住证券市场，不要做得太大。以防资金从自己的这个领域流失太多。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上市资格。谁可以上市，谁不能上市，上市多少要进行控制。所以不管审批制还是核准制，这个东西不变，上市公司的“壳”就永远都值钱，拿到上市资格就永远需要付租金。

　　中国的股市从无到有，生下来就受到了限制。既然受到限制，上市的股票总会是稀缺资源。所以，中国的股市刚一开始就是利好的，涨到中国的股票变成世界上最贵的股票，市盈率达到100倍，美国股市的市盈率大约在10~20倍，香港大约在10倍左右。难道中国企业的素质真的如此优良吗？

　　中国人的钱为什么会发疯

　　谈到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李伟教授认为，最关键的是增加投资渠道，提高投资效益。

　　李伟认为，中国目前的投资渠道是非常狭隘的。除了银行、证券之外就是房地产市场，还有一些灰色的钱庄，地下金融机构。除了这些，就是去炒邮票啊，炒龙井茶，炒普洱茶，这些在外国观察家看来，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好像中国人突然间发疯了一样。

　　可是在美国的话，选择就很多了，中小投资者可以投资美国、英国、日本和欧洲的股市、可以投资房地产、可以自己开公司、可以买各个国家的债券，在美国还有这种所谓的私募基金，就是说一般的投资者也可以去加入私募基金里，可以到这里面去运作。还有很多的对冲基金也可以去增加。现在各种衍生工具，各种投资的渠道很多很多，而且这个渠道还在延伸，主要是向投资者有利的方向延伸，而不是延伸到这些龙井茶这些东西。

　　这就说明中国的投资渠道，还很狭窄，所以热钱都流动到股市和房地产上。如果不增加投资渠道、提高投资效益，金融市场开放后，我们会很被动。

　　“长江”的引力

　　在采访李伟教授之前，他先告诉我们认真的看过校刊《长江》，觉得非常不错，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在谈到诸多商学院中选择长江的理由时，李伟教授说，首先他觉得长江商学院在办学、办校方面，是与国际接轨最好的学校。他认为，长江基本上不受中国教育体制里不好的那一面限制。

　　李伟坦率地指出了传统高校最大的弊病是：实际上并不是教授治学、办学，而是行政人员办学治学，实际上还是外行领导内行。“尽管现在领导阶层已经吸入了很多的内行，但是他们仍然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而不是多数人控制少数人，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长江虽然没有完全与国外一样，但在治理结构上基本上做到了教授的声音比较强。

　　第二是长江从国内回来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教师，李伟说和这些教师一起共事，非常荣幸，在任何的地方，特别是在学术界，大家都想和优秀的人在一起，这一点非常重要。

　　李伟介绍说，美国的学校有一个终身教职制度，学校的决策是有终身教职的教授集体作决定的。在这个制度设计下，终身教职教授在决定招聘学科教授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招来的教授学问比我好，所以我的职位可能丢掉。所以不担心来的人比我聪明、比我能干。相反，他更希望周围的人比自己聪明，因为跟聪明人在一起，可以更好地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好的学校可以百年保持强盛不衰，而企业很难保持百年发展的道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