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中国究竟有多富

　　作者：向松祚

　　向松祚：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师从“欧元之父”蒙代尔

　　友人游学英伦多年，专攻发展经济学，近日回国学术调研，相聚欢笑之余，我问：“依你之见，中国究竟有多富？英伦三岛面积只有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六千万，但国民生产总值却排在中国之前。他们的财富究竟体现在哪里？”友人听罢，脱口而出：“我没有答案。”

　　其实友人对这个问题下过功夫，说没有答案，正说明这个问题不易回答。认真思考过各国财富大小的人，恐怕都不会声称自己已经找到秘密所在。

　　这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问题。中国到底有多富？不仅牵涉到我们自己对发展阶段、发展潜力、发展战略的重新评估，而且涉及同世界各国的金融贸易关系。几年之前，在谈判中国重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克林顿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肯特就坚决认为中国是发达国家，不能再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某些专家和美国的一些思想库(如兰德公司)不断地发表研究报告，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远远高于一万亿美元，

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这其实就是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基础。几年前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发表文章，说中国大量低价向国外倾销商品，是世界通货收缩的重要原因，其基本逻辑也是夸大中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比例。类似的问题以后还会反复出现。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远远没有达到官方公布数字所显示的水平，声称中国统计数字存在大量水分，实际情况要糟糕得多，甚至中国即将崩溃。国家统计局的官员不得不正式出面反驳“水分”指责，强调中国国民收支统计的准确性和严肃性。

　　我同好些游历过外国的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按照目前的汇率计算，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前六名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中国。有些人到这些发达国家走马观花一番，回来就说，外国生活水平不过如此，好像还没有我们好，除了环境清新以外，看不出更多惊奇之处。最近日本国内就有议论，说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如日本，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已经与日本不相上下，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两个地区的人口总和超过日本人口一半，假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水平与日本相若，再加上其他地区，中国经济总量岂不是直追日本了？这就是竟然有些人说中国实际经济规模不是第六、而应当是第三的原因。在国外居住游学多年的人，对此观察显然不同。他们多数人的观点是：发达国家的财富更多地体现在无形资产、生活质量和竞争能力方面。就像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当年说的那样：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许多方面看不见，发展中国家初期的发展却是到处高楼林立，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

　　对于各国财富的衡量和比较，经济学家是怎么说的呢？与经济学其他分支相比，国民收支统计账户的研究是一门相对新的学科，至今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最早试图准确衡量国民财富的人是凯恩斯、詹姆斯·米德和里查德·斯通(后两位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40年前后，凯恩斯为英国政府编制战时财政预算，最苦恼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英国国内可以动用的资源是多少，他请米德找几个人来研究这个问题，结果就是著名的《国民收入白皮书》，这是第一份系统计量国民财富的方案。同时期进行类似研究的还有库茨涅兹，他被称为现代国民收入统计之父，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今天宏观经济学第一课就是他们发明的国民收入统计。经过联合国的推荐，世界各国均采用了库茨涅兹-斯通的国民收入计量标准。

　　经济学家试图从多方面来改进国民收入或国民财富的计量。有两个方面取代很大进展，值得高度重视。首先是在国民财富的计算中考虑贫富差距。极端的例子是：一国财富为一人拥有，他人皆为赤贫。此时穷人固然不会幸福快乐，拥有全国财富的那个人也不会幸福。一般而言，贫富差距越大，对人们心理的刺激越大，社会不安定因素越多，越阻碍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绝对公平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对效率伤害太大。公平和效率之间究竟维持什么尺度合适，没有一定的结论。1998年获诺贝尔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对贫穷问题研究最为深入，并设计了考虑贫富差距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数，为联合国所采用。有些学者认为衡量财富最有力的指标是社会总效用。因为效用包括了人们对贫富差距的感受。可惜效用概念如海市蜃楼，不可捉摸。

　　另一个重要发展以诺德豪斯为主要代表(与萨穆尔森一起编教科书的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充分考虑环境对国民财富的影响以及家务活动对国民财富的贡献。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家务活动是人们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主妇或保姆的劳动却没有计入国民收入账户。有些人(尤其是国有单位或非赢利部门的人)工作时间不努力甚至开小差，留着精力营造小家庭，免去了雇佣家庭劳力的开支，但他们这部分劳动无法计入国民收入。弗里德曼夫妇在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中说了这样的故事：芝加哥大学传奇般的校长哈钦斯上任之后，出台新政策，要求芝大教授把业余创收的收入如数申报上缴给学校，学校给大家提高工资。结果许多教授不愿意上缴业余收入，又不敢继续业余创收，就自己

装修房子、制造家具。教授们以前的劳动成果能够计入国民收入，政策改变后的劳动就无法计入了。难道国民收入下降了吗？显然没有。

　　环境影响是另一个重要因素。谁都知道：中国价钱再贵的

别墅，与欧、美、澳等国的别墅环境有天壤之别。这个差别如何计入国民收入之中？有人说中国国民收入如果减去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要低很多。衡量环境影响的简单办法是假设要恢复优美环境，需要投入多少。如果一个工厂破坏周围水资源和空气，要整治环境的花费比工厂赚的钱还多，那么工厂创造的实际国民收入就是负值。

　　库茨涅兹-斯通国民收入账户最大的缺憾是无法计量国家的无形资产或无形财富。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源、畅顺的交通固不必论，健全的法治、高尚的情操、温馨的氛围、创造的冲动、求真的精神、互助的友爱等等才是人类生活更重要的追求，甚至是最本质和全部的追求。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如哈佛、剑桥、牛津等)，其有形资产可能只有几十亿或数百亿美元，其悠久的学术传统、自由而极富创造性的研究环境，却不是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美元可以建立起来的。国内好多大学喊出豪言壮语，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但主要手段似乎就是盖几座新的办公楼而已。中国国民财富与发达国家另外一个主要的差距是国际竞争力。纵观影响人类生活的全部产业，中国能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的领域几乎没有，位居前列的也不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就更加令人忧心(主要是科学创造和技术创新的能力)。

　　美元数字的国民收入不仅无法衡量这种最宝贵的财富，而且会误导人们对社会和人自身发展正确策略的理解。阿马蒂亚·森用详实的数据说明：美国许多社区人均收入比某些发展中国家高出几倍乃至几十倍，但生活质量(包括安全感、社区友情、种族平等等)却反而低很多。其他国家当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切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每个人生活得幸福，或者如马克思所说：是要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金钱或美元数字的国民收入或许是达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手段，但绝对不是惟一手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必须认真思考自己的发展战略。追求高楼大厦、热衷美元数字上的国民收入固然重要，但如果没能解决好收入差距、环境保护、社会和谐、科学创造、技术创新、人文关怀等无形财富问题，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就要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