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乡村强人需有效监管

　　近日，山西省高院宣布，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洪洞黑砖窑案作出一审宣判，包工头衡庭汉被判处无期徒刑，打手赵延兵被判处死刑，窑主王兵兵获刑9年。

　　一些黑窑场、黑矿山等以暴力为依托的经济活动方式在某些地方泛滥，文化方面的原因是传统的道德教化体系日趋衰落，而新的文明涵养体系又未出现，导致那些地方的乡村人文道德的荒漠化；社会方面的原因是乡村精英又日益流失、匮乏，导致乡村精英灰色与黑色化。而制度方面的原因是一些乡村程度不等的“土围子”经济体。山西洪洞县黑砖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需要监管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痛心疾首，北伐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启动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事业，把“一盘散沙”的家族成员、乡民，变成国民。政府权力开始突破古代官不下乡的界限，向基层乡村延伸。1950年代以后，鉴于当时形势需要，建立了全面的社会动员体系，乡村完全被纳入到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中，乡村建立了完整的组织单位，构成漫长的法律、政策执行体系的末梢。

　　这样，乡村出现了一批与先前完全不同的权力精英。他们的权威来自于上级政府授予，而不再来自民众基于传统礼仪或见多识广而对他们的认可和尊重(如原来的道德精英)。而上级政府之所以授予他们权力，当然为的是让他们有效地执行一些全局性的法律和政策。

　　这样，在上级政府、乡村权力精英、村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架构关系。从中央政府、省市政府乃至乡镇基层政府，每一个上级政府都依赖下级政府执行自己的法律、政策。有时，即使有些法律、政策由县市、乡镇政府来执行，也需要乡村组织密切配合，比如提供乡民的信息，进行组织等。

　　而在一些地方，对这些乡村组织权力的约束仍不够。当地民众不大可能进行有效约束，而上级政府尽管是乡村权力的授予者，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乡村权力精英有时也会规避上一级政府的监督。所以在一些地方，对乡村权力精英的活动监管不够。反过来，这些所谓的精英还可以狐假虎威。

　　权力在市场中贴现

　　在一些地方，由于上下级的信息不对称，这些乡村管理者的权力，在其乡村却是一种绝对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可以颠覆传统的家族关系。村民们就承认，乡民的关系都是按辈分，但黑窑主的支书父亲却是例外。

　　这滋生了“土围子”经济。一般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乡绅既有知识与道德优势，又具有信息与人脉资源，自然成为乡村社会生活的权威。乡绅的经济条件也会较好。但是，乡村的整个经济活动组织方式是基于私人财产权的初级市场机制，乡绅的权威并不扩展到他人的家庭经济领域。

　　但新型权力精英的管理权不同。1980年代以后，乡村经济逐渐市场化，一些乡村权力精英开始利用其权力及积累的人脉从事经营活动。通过执行法律与政策，他们与其上级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可以获得管制信息，也知道逃避管制的关窍。

　　这种土围子经济有两类。一类仍然冠以集体的名义。他们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控制了本村的资源、甚至劳动力，把本村高度组织化，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本村的经济活动。这类名义属于集体的企业，但实质上却是掌握权力者的企业，最终也必然走向子承父业。

　　当然，在另一些地方，大多数乡村权力精英则干脆不用集体的名义，而直接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在上级政府那里的关系，创办和经营自己的私人企业。他们摇身一变而成为经济领域里的“能人”、“市场经济的领路人”。一点也不奇怪，这种私人企业从一开始就带有权力的影子。因为其经营者本来就是乡村社会中绝对权力的掌握者。

　　并且，这两类“土围子”经济实体，都会继续得到他们基层及上级政府一些官员的照顾。因为，照顾这些乡村权力精英在经济上的私人利益，可以换取其为自己的政绩卖力气。于是，这类乡村强人企业家创办的企业，就存在监管真空。

　　就这一点而言，这些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也许并无太大差别：暴富者与权力的关系；而对于这种暴富者，人们不都是羡慕多于谴责？在一些地方和领域，社会的文明、道德、人文维度已经稀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