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叔本华的激愤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哲学，其实不仅是哲学，而是所有学术都不应该成为哲学家、学者“换碗饭吃”的工作、职业，不应该是谋生手段，更不应该“曲学”以趋炎附势，而应该是哲学家、学者生命意义的凝结

　　黑格尔哲学以其体系的恢宏严密、思想的博大精深和为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的全面辩护，不仅成为普鲁士的官方哲学，而且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对精神”。但就在黑格尔哲学如日中天、他本人甚至被看作“哲学教皇”的时候，此时还寂寂无名的青年叔本华，却斗胆向老黑格尔发出了挑战。

　　1818年，年仅30岁的叔本华几经周折终于自费出版了与黑格尔哲学体系截然相反的巨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部书出版后，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只卖掉140本，其余全部作为废纸回炉。虽然这部书在当时并未引起更多的重视，但雄心勃勃、无所畏惧、充满自信的叔本华却在柏林大学把自己的哲学讲座与黑格尔的讲座安排在同一时间，以一比高低。结果，来听讲者一直寥寥无几，据说每次最多都未超过3个人，最后不得不取消讲座。因此，他一直未提升为教授，长期默默无闻，郁郁不得志。对于这次失败，自视甚高到几近狂妄的叔本华肯定一直耿耿于怀，从十余年后 (1844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再版序言中，就可明显感到这一点。

　　在1818年简短的初版序言中，颇以出版此书自喜的叔本华只是平实地概括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和提醒读者一些读书注意事项，最后甚至还“幽默”地对读者说，如果不读此书，也不妨用此书填补书房的空角落，起码这本书内容不比其他许多书差，而且装订整洁，放在书房也显得相当漂亮。再不然，如果有博学的女友，“也可把此书送到她的梳妆台或茶桌上去”。

　　然而在1844年篇幅不小的第二版序言中，叔本华对哲学的作用、哲学家的地位等却大发感慨，虽未点名，但矛头明显指向黑格尔。尽管黑格尔已于1831年死去，叔本华的忿忿之情仍然溢于言表：“我的哲学刚一出世，哲学教授们就以他们的机智和准确微妙的手腕，识出了我这哲学和他们的企图毫无共同之处，甚至是对于他们有危险性的东西；通俗说来，就是同他们的那些货色格格不入。”“哲学教授”是指黑格尔及其崇信者，叔本华指谪这些“哲学教授”们以“无视”来扼杀他的哲学，“这种静默手段的影响，由于他们为了同伙们新生的精神产儿互相祝贺的疯狂叫嚣更加强了”。他声称自己的哲学是“没有顾虑，不提供生活条件，深入沉的哲学。它的北斗星仅仅只是真理，赤裸裸的、无偿的、孤独无偶的、每每被迫害的真理。”相反，那些“哲学教授”们的哲学只是一种谋生的职业，“也即是那善良的，可资为生的大学讲坛哲学”。这种哲学“身背着百般意图，千种顾虑的包袱，小心翼翼地蹒跚而来，心目中无时不存着对天主的惶恐，无时不考虑着政府的意向、国教的规程、出版人的愿望、学生的捧场、同事们良好的友谊、当时政治的倾向、公众一时的风尚等等等等”。之所以如此，在他看来，是因为 “没有一个时代对于哲学还能比这样可耻地误用它，一面拿它当政治工具、一面拿它作营利手段的时代更不利的了。”

　　对黑格尔哲学成为普鲁士国家官方哲学，他进一步责备道：“政府既拿哲学当作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那么，在另一面，学者们就视哲学讲座为一种职业，和任何能养活人身的职业一般无二了。他们竞奔那些讲座，保证自己有善良的意愿，也就是保证其意图是为那些目的服务。他们也果然遵守诺言。所以，给他们指示方向的北斗星，不是真理，不是明澈，不是柏拉图，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雇佣他们来服务的那些目的。这些目的立即成为他们分别真伪，有无价值，应否注意〈什么〉两两之间的准绳。于是，凡是不符合那些目的的，哪怕是他们专业里最重要、最杰出的东西；就或是受到谴责，或是谴责有所不便，就采取一致加以无视的办法来窒息它。”(《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9─22页)显然，他认为自己当年向黑格尔发起“哲学挑战”的失败，便是因为自己追求“赤裸裸”的真理而被那些以哲学谋生的“哲学教授们”的“一致无视”和普鲁士政府的遣责联手窒息的。

　　平心而论，在黑格尔已去世多年的情况下还对他进行如此激烈的指责，的确有失厚道。但在这种充满忌妒和个人恩怨的激愤偏颇中，却又不无洞见。哲学是有关“智慧”的学问，不过这种智慧不是一时一事的“生存技巧”，不是“思维术”，而是有关生命、生命意义的本体存在。所以，哲学，其实不仅是哲学，而是所有学术都不应该成为哲学家、学者“换碗饭吃”的工作、职业，不应该是谋生手段，更不应该“曲学”以趋炎附势，而应该是哲学家、学者生命意义的凝结。叔本华提出来的哲学、学术、哲学家、学者与国家的关系或不无偏激之处，但却发人深省。

　　又过了十几年，也就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问世30余年后，年已古稀的叔本华突然走红，大行其道，这本书也才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不仅博学女士要读这本书，甚至摆上了时髦女士的梳妆台和茶桌。在极为简短的第三版序中，他对在风烛残年“看到了自己的影响开始发动”表示“已心满意足了”。他欣慰地写道：“我总算在彼得拉克的名句中找到了安慰；那句话是：‘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就该满足了。’我最后毕竟也走到了。”然而，在这篇短短的序言中，他对自己30岁写出的作品要到70几岁才被世人认可仍然耿耿于怀，虽未点名，仍然指责正是黑格尔造成了这种后果，他写道：“如果不是那些自己拿不出一件好东西，同时又阴谋不让别人的东西真正露出头来的人们，那么，真正的和纯粹的东西就更容易在世界上赢得地位了。这种情况，即令尚未完全窒息，也已阻碍了，耽误了好些有益于人世的东西。这情况对我本人的后果是：当这本书第一版问世时，我才三十岁；而我看到这第三版时，却不能早于七十二岁。”

　　与叔本华全盘否定黑格尔哲学、认为黑格尔“拿不出一件好东西”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并汲取了黑格尔哲学中的 “合理内核”，但他们对黑格尔与普鲁士国家的关系却同样持批评、否定态度。他们不也一直认为黑格尔是抽象王国中的巨人、现实社会中的侏儒，在哲学上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在社会生活中却是一位典型的“德国庸人”吗？不过，无论黑格尔在现实世界如何庸俗矮小，他毕竟有真才实学，人们承认他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无愧思想王国的“宙斯”之称。而如果由一些完全不学无术、任何学问都没有的所谓“学者”来充当国家的“学术权威”、“学术教皇”，垄断、占尽种种学术资源，那可真是这个国家思想、文化的巨大悲哀了。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