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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一：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5日 09:06 中国经济时报
-学人新论 -陈乐一 今年3月份“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谈到今年经济发展要着重抓好的几项工作之一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坚持扩大内需方针，重点扩大消费需求”，进而说：“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可以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又可以有效增加消费需求”。这意味着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可以促进消费增长，扩大消费需求。本文就此谈谈对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关系的认识。 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关系，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收入差距是否影响消费需求以及如何影响。有观点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不会对消费需求产生影响或影响不明显，这种说法在我们中国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可以这么说，收入差距与消费状况紧密相关，收入差距会对消费产生重要影响，其影响途径是消费倾向的变化，即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会导致消费倾向的变化。不同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APC 是不同的，一般说来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高。如果收入差距过大，收入集中于平均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阶层，那么增加的收入难以转化为直接的消费，就会导致整个社会消费倾向的下降，进而影响消费需求，不利于消费的增长。如果缩小收入差距，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大幅度增加，那么增加的收入最容易转化为直接的消费，对消费的刺激作用远远超过各类人员收入的普遍增加。为了加强收入差距影响消费的认识，不妨进一步寻找理论依据。 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在现有的西方消费理论中找不到现成答案，但我们可以从消费函数的推理中寻找它们两者的内在联系。研究现代西方消费理论一般都从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开始。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创造性地将消费与收入水平相联系，并用消费倾向等概念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一般被称之为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 ，其要点是：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根据绝对收入假说的方程式可以知道，如果一个人收入越高，那么消费所占收入比重则越低，储蓄所占比重越高，由此可以推导出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也包括边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高。进而可以推导出，如果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差距过大，收入集中于少数高收入阶层，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就会降低，从而抑制消费，出现消费不足和低迷。这是从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内涵中推导出来的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这种观点虽然后来受到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 和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 的冲击(这两种假说隐含收入分配不影响消费的结论)，但由于这两种假说都有许多严格的假设条件，这些假设又远离现实，在严格假设条件下得出的收入分配不影响消费的结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并没有对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造成实质性威胁。七八十年代消费理论的新发展，进一步论证了收入分配确实会影响总消费，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正确性。 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关系，还可在实际生活中找到实例，最好的案例莫过于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对于大萧条的起因，人们已经作出了许许多多不同的解释。美国一些“结构派”(structuralist)学者就曾指出，20年代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是导致大萧条的起因。美国著名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Ravi Batra)在其所著《1990年大萧条》(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中语出惊人，提出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或者任何类型萧条的真正原因，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财富集中的速度变化通常是极其缓慢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次财富集中的飞跃。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但到了1929年，即仅仅7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就上升到36.3%，富人前所未有地富裕起来，以致出现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崩溃。综合“结构派”学者和莱维·巴特拉的观点，不难看出导致大萧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美国20年代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进而发展为财富高度集中。这个案例说明的虽然是收入分配与萧条的关系，但萧条的主要部分就是消费低迷或消费不振，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美国消费价格指数(CPI)下降近25%，因此，该案例也说明了收入分配差距与消费不足的关系。 通过以上理论与案例的分析，证实了收入分配差距与消费需求紧密相关，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因此，分析我国的消费需求不足，不能不分析收入差距。事实上，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偏低，而居民收入偏低的直接原因当推收入分配严重不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不过我国收入差距到底对消费需求产生多大影响，这需要对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验证。笔者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作了计量分析，证实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呈反方向变动。回归结果显示，高收入阶层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平均消费倾向就下降2.36个百分点；基尼系数每上升1个百分点，平均消费倾向就下降0.23个百分点。这表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是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 分析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还可从储蓄角度加以论证。根据凯恩斯的收入等于消费与储蓄之和的定义，收入减去消费部分就是储蓄，因此，消费的决定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储蓄的决定过程，消费与储蓄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说明了储蓄也就说明了消费。所谓消费不足，其实就是储蓄过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消费不足论中的代表性理论就是储蓄过度论。在英国的霍布森J.A.Hobson 、美国的福斯特W.T.Foster 和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 几位先生的著作中，他们用“消费不足”来表达“储蓄过度”的意思，所以会发生危机与萧条，并不是人们没有充分的购买力，而是储蓄的比重过大，人们的购买力未能充分地用于“消费”，正是储蓄以及过度储蓄打乱了生产和销售之间的平衡。霍布森更进一步地认为过度储蓄的起因是在于收入分配不均等，储蓄的来源，多数是出于那些高收入阶层。因此，分析我国的消费不足，离不开对储蓄过度的分析。事实上也是如此。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的不断下降伴随着储蓄倾向的不断上升，消费需求不足伴随着城乡居民储蓄的迅速增长。 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超过16万亿元(去年5月以来部分居民储蓄分流到股市，但并不能说出现了“储蓄搬家”现象，实际上居民储蓄仍在增长，而且增速还比较快)，但并不能说明中国老百姓的富有，因为我国的储蓄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高收入者之所以能进行遗赠(bequest)储蓄(即储蓄的动机是为了能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一份财产，而不是为了退休时期的消费)，根本原因又是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使得储蓄总额主要集中在为数不多的高收入阶层。因此，收入分配差距是我国储蓄急剧增长的根本原因，这也从储蓄角度论证了收入分配差距是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看来收入差距严重影响我国消费需求当属无疑，那么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现状如何？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老百姓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成就的背后我们又要清醒地看到，这些年来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超过了合理界限。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在所难免，正常扩大也是应该肯定的，问题是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达到了非正常扩大程度，并且覆盖范围广阔，呈现全方位特征：不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城镇内部抑或乡村内部，收入差距都扩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难以找到权威性资料来加以严谨的定量分析，但通过不同口径的统计资料还是可以看出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1)全国居民整体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且呈继续扩大之势。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通行标准是基尼系数，但我国的基尼系数却缺少一个令人信服的数据，有各种各样的估算结果，说全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7相对有说服力，按照这个数字，则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也高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又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4月16日第2版)报道，某咨询公司最新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15%的低收入群体(月收入1500元以下)感觉近半年生活水平下降了。(2)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日益加大。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初期曾一度有所缩小，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又呈扩大趋势。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扩大到3.22(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6》第108页数据计算)。据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之比为1.5，极少超过2的，但我国却超过3。如果考虑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福利和补贴，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会更大。(3)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作了计算，城镇居民最高最低收入比(最低收入采用的是困难户人均收入)由1986年的3.24上升到2004年的10.97，高收入阶层(占人口的20%)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由1986年的0.296上升至2004年的0.410。(4)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进一步上升。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提供的资料，1990年，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的收入比为1.291，2004年已升至4.25：1。最新资料是，4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透露，2006年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附件服务和软件业，年平均工资最低的农业、牧渔业，两者工资相比大约相差4.75。(5)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急剧上升。伴随着改革的过程，大家关注的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上升，却忽视了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其实近年来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急剧上升，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以高校为例，同是教授，收入差距十分巨大，有腰缠万贯的大款教授，也有刚刚仅够养家糊口的教授(教授收入情况可参见拙文《教授薪酬革命》，载《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9月18日第5版，教授收入差距笔者将另有专文分析)。 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其中存在一些合理的因素，例如劳动者个体由于所受教育程度、工作能力乃至天赋的差异等客观因素，但是更多的是一些不合理因素甚至非法因素导致的，其中最突出和令人深恶痛绝的是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和权力腐败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据报载，国资委监管的169家中央企业，2005年度有12家利润超过100亿元，囊括了央企总利润的78.8%，其员工平均工资远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近年来某些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不仅偏高，而且呈继续快速增加之势，并且还享受着货币收入以外的高福利，例如据说电力系统职工每年可得到一些免费的“福利电”，电信职工可优惠或免费打一些电话，铁路职工可免费坐某些区间的火车，民航职工每年可享受一定的免费机票。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之所以不合理，是因为并不是垄断行业的职工工作能力、技术水平强于或高于其他行业职工，而是因为垄断行业依靠行政权力阻挠市场竞争，凭借垄断权掌握垄断资源。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直接后果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过大，激化社会的强烈不满情绪。至于权力腐败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其形式体现为权钱交易、公款消费，其后果更为严重，并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社会风险因素。 因此，要进一步扩大我国消费需求，必须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中央提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思路是：切实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就我的理解，这里的调节过高收入的重点之一，应该是如何解决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问题；取缔非法收入的重点之一则是如何解决权力腐败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治理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关键是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放宽市场准入，实行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坚决破除那些基本上已经没有理由存在的行政性垄断。解决权力腐败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但其根本办法无疑还是深化改革，从体制上铲除权钱交易、公款消费的土壤。其实不管是调节过高收入还是取缔非法收入，其根本途径都是深化改革，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只要真正能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那么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也就水到渠成，迎刃而解，消费不足的状况也将得到根本改善。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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