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红春：经济学对幸福的离弃与回归

　　经济学对“幸福”的离弃与回归

　　——“斯密之谜”的一种解释

　　傅红春

　　英国学者斯密(1723-1790)给后人留下了两个“谜”:一个谜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一般称为斯密的“价值之谜”，说的是钻石用处小而价格高，与水用处大而价格低的矛盾。这个谜的谜底，被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学派给出，得到大家公认。本文所关注的是另一个谜，它是斯密去世后的19世纪中叶，由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提出的，一般称为“斯密之谜”、“斯密问题”、“斯密难题”、“斯密悖论”，说的是斯密两部著作即《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矛盾。这个谜的谜底，100多年来众说纷纭，未有定论。

　　“斯密之谜”的几种解释

　　对于是不是存在“斯密之谜”，本身就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斯密之谜”是个伪问题，没有“谜面”，也就无从谈到“谜底”了。在认为确实存在“斯密之谜”的人中间，对于“谜面”到底是什么？也有不同意见。而谜面的确定(即两个不同的斯密，如何表述，如何概括，如何比较)，直接关系到谜底的探究和揭晓。

　　有人说，矛盾在于《道德情操论》中把人的行为归结于同情，与《国富论》中把人的行为归结于自私的不一致。《道德情操论》表明，斯密在伦理学上是利他主义者，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而《国富论》则表明，斯密在经济学上是利己主义者，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心。也有人说，《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其实是同一个经济学的上下册。《道德情操论》是经济学的“感性学分册”，《国富论》是经济学的“理性学分册”。有人认为，“斯密之谜”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17世纪中叶的霍布斯提出过，与斯密同时代但比斯密成名早的休谟提出过，休谟和斯密之后的康德提出过，现代的帕森斯和哈贝马斯也提出过。

　　笔者认为，说《道德情操论》的斯密和《国富论》的斯密截然相反、针锋相对、不可调和，是说不过去的。因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斯密长时间地、交叉地、多次地打磨而成。《道德情操论》初版于1759年，31年后1790年的第6版是定型版；《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10年后1786年的第4版是定型版。不管有意无意，斯密的思想，不可能是断裂的、游离的。

　　说《道德情操论》的斯密和《国富论》的斯密完全是一回事，没有一点差别，也说不过去。那么差别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前面列出的几个“谜面”都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还有一个“谜面”，那就是《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而《道德情操论》的主题则是“欲望约束”。

　　“斯密之谜”的谜面与谜底

　　认为《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应该不会有什么疑义。而认为《道德情操论》的主题是“欲望约束”，明确提及的人不多。如果细读此书，会找到许多证据。限于篇幅，只引一段：“称为节制的美德存在于对那些肉体欲望的控制之中。把这些欲望约束在健康和财产所规定的范围内，是审慎的职责。但是把它们限制在情理、礼貌、体贴和谦虚所需要的界限内，却是节制的功能。”《道德情操论》书名的“道德情操”，在斯密时代，就是用于说明具有自私本能的人，为什么又不可思议地会具有克制这种自私本能的能力。

　　简单地说，笔者给出的“谜面”，是“财富增长”和“欲望约束”(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那“谜底”呢？就是幸福，或者说是“幸福最大化”。

　　“幸福=效用/欲望”的公式，是萨缪尔森给出的，但这个公式体现的思想内涵，在斯密那里是存在的。《国富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财富”(更现代的表述就是“效用”)更快更大地增长；《道德情操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欲望”在道德规范中不至于恶性膨胀(和许多宗教所推崇的“无欲”是有区别的)。

　　为什么会有“斯密之谜”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斯密那里，分述财富增长(《国富论》)和欲望约束(《道德情操论》)，对于“幸福最大化”而言，思想上、逻辑上和操作上都是一致的，为什么后来会演变成一个世界性“难题”——“斯密之谜”了呢？

　　这是因为，斯密之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离弃了幸福。这种离弃，在凯恩斯(1883-1946)那里达到极致，至今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汤普逊(1775-1833)在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于19世纪中叶提出“斯密之谜”之前，就非常明确并尖锐地指出了经济学对“幸福”的这种离弃。他在1822年完成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中写道：一切研究经济学的人，“都可以被分为两派——精神学派和机械学派。‘精神学派’宣称人只要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差不多不必凭借物质的从属作用，就能够得到幸福。‘机械学派’则正好采取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做出这样的安排，……尽可能多地生产……，另一方面，则是想出各种办法来找到足够的消费者使用生产出来的这些物品，……这一派学者所关心的，只是怎样达到最高额的生产和保证最大的消费或有效需求。”

　　汤普逊所划分的两派，前一派到后来基本上不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至少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而后一派则离“幸福”越来越远。最开始的离弃，也许只是研究方法的需要。一是因为幸福没有标准的统一的定义，很难定性，进而造成幸福很难定量；二是财富确实是增进幸福的重要手段。所以，在很多的经济学研究中，直接研究的就是既容易定性又容易定量的财富。

　　对“效用”的研究，是经济学发展离弃幸福的趋势中，难得的对幸福的回归。讲效用比讲财富，更靠近幸福。但这种回归并不彻底，也不成功。因为效用也很难计量。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经济学家的内心是否还记得“财富增长可以带来幸福增长”的假定，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对幸福越来越漠视和疏远。西尼尔(1790-1864)明确说，“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我所要研究的不是幸福而是财富；我不但有理由省略，而且也许必须省略掉一切与财富无关的考虑”。到了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奠基人的马歇尔(1842-1924)，财富也好，效用也好，进一步被规定为必须由货币来表示，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使个人的货币收入最大化(包含了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凯恩斯关注的，如果极端一点讲，就是一个国家总体的货币收入(现代说法就是GDP)。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也好，IS-LM模型也好，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只要消费沦落为生产的附庸和工具，幸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GDP崇拜症的根源。

　　就我国的情况看，在经济改革之前，有点汤普逊所批评的“精神学派”的倾向；而经济改革之后有一段时间，则有点汤普逊所批评的“机械学派”的倾向。事实证明，这两种倾向，都不是“幸福最大化”这个终极目标本身。

　　回归幸福：“两个斯密”合二为一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忘记了“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长”只是一个假定，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普遍的真理，是不对的。在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回归中，许多研究表明，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这些经济学家中，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现代斯密”的阿玛蒂亚·森，是一个代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也是一个代表。但是另一方面，完全否定这个假定，认为财富增长一定不带来幸福增长，甚至是一定带来幸福的负增长，也是不对的。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逻辑上并不能够推出幸福增长要求财富负增长(实证研究也不支持这种推论)。

　　回归幸福的经济学，也不否定已有的经济学的成就。作为分析和追求效率的科学，当我们记住成本和收益不只是以货币计量的所费和所得，其终极目标是“幸福最大化”的付出和成果时，仍然是非常有用的。(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链接

　　亚当·斯密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以《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而闻名于世。

　　《道德情操论》是斯密的伦理学著作，主要阐释的是道德情感的本质和道德评价的性质。斯密在该书中继承了哈奇森的道德感学说和休谟的同情论思想，形成了自己的道德情感理论。他反对神学家用天启来说明道德的根源，而把人的本性中所有的同情的情感作为阐释道德的基础。他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他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来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表明各种基本美德的特征。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会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国富论》出版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因此获得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创立者”的称号。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