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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宜
想要采访余隆，真是难。倒不是他大牌，主要是因为他身兼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及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艺委会主任等多个职位，同时他还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基金会理事长，多个头衔的他实在少有空闲，特别是在音乐节前后，他的活动安排更加密集。
《财经时报》：您怎么评价音乐节目前的艺术水准？
余隆：今年音乐节在艺术上可以说达到了巅峰的状态，很多人看到节目单都很赞赏。比如我们上演瓦格纳的旷世巨著《尼伯龙根的指环》，这在国外都是很难见到的。因为整个剧看完需要十几个小时，我们将分4天演出。光演员就有600多人，整个德国纽伦堡州立歌剧院运来的布景，共有200多吨，一般的场合根本做不了。
当年在德国拜洛伊特，要排6年队才能买到全部四场演出的门票，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上演过，估计以后50年都不会有这样的演出了。算算年纪，现在20多岁的也都该不惜代价去看一次啊。
《财经时报》：国内的观众能接受和认识《指环》这样的演出吗？
余隆：北京有众多对音乐、戏剧无比热爱的观众，这之前我也没有想到。票卖得很好，当中很多是普通人。
《财经时报》：北京音乐节低票价策略收效如何？是否会一直坚持下去？
余隆：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是靠票房收入来完成演出的，组织者一定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平衡，包括市场价格、商业赞助等。运作过程做得不好都会导致演出成本过高，这些不能都转嫁到掏钱买票的听众头上。
《财经时报》：北京音乐节似乎并不避讳与商业的挂钩，比如每场演出的冠名，开幕式就是“索尼之夜”。
余隆：这是一种合作，最好的艺术节加上最好的商业品牌。能把国际一流的音乐带给国内观众，企业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不过最终是需要以高品质的音乐水准来带动一切，包括吸引赞助，确立品牌效应。
《财经时报》：音乐节会对赞助商进行选择吗？
余隆：这是肯定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合作是对事物标准的合作，我们会选择和我们一流的音乐节相匹配的一流赞助商。这对企业也是一种好的运作，因为他们可以在同一平台上宣传自己的形象，如果水准参差不齐，对音乐节和企业都不利。
《财经时报》：北京音乐节在市场运作上做了很多新的尝试，收效也不错，但你曾表示音乐节不需要市场化？
余隆：是的。我认为不应该这么做，任何事情都有好有坏、有对有错，一切都生搬硬套，往往会陷入让人尴尬的境地。
《财经时报》：您认为艺术与商业如何平衡？
余隆：永远不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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