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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炯木
官场“59岁堕落”现象，又多了张玉舜的标本。8月25日，备受全国关注的兰州市原市长张玉舜受贿案在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张玉舜在审判期间，将自己的腐败行为归结为“59”现象：跌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根本原因是自己长期身居领导岗位，失去了拒腐防变的免疫力，特别是在快退下来的时候，“59”思想比较严重，在金钱和糖衣炮弹面前
打了败仗。
所谓“59”现象，就是在接近离退休年龄的领导干部中，有的人感到自己快要退下来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认为辛苦了一辈子，要抓紧机会捞一把，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邪路。张玉舜如此，许多落马高官如此。
“59”现象早就向社会敲响警钟，组织纪检部门谆谆告诫“政治本色”；舆论机器用心良苦评说如何“保持晚节”，更有专家学者据此认识到高薪养廉的迫切。几乎所有的善举都缘于对“59”现象的反思，领导干部临退时失落感往往会特别大，思想容易滑波，意志容易衰退，而预防这一现象主要是思想道德上的教育管理，即便是采取制度的方式，也是就“59”论“59”居多。
看了张玉舜痛心疾首的当庭忏悔后，一个积胸许久的问题再次冒了出来：为什么会有“59”现象，“59”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59”现象，根本要害是“权为己用”，但根本原因是“权力能够为己所用”，那么，权力为什么能够“为己所用”才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红塔集团前老总褚时健可谓是“59”现象中的初始人物，当年的报道中说，褚是“在上级决定让他退休时，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贪污受贿。诚然，“退休”带来的心理不平衡是“59岁现象”的典型心理，这也是许多同类案件中的罪犯的共同心态，但是关键的问题是界临“退役”的官员何以能轻松地“利用职务之便”？更何况这种不平衡的心理本身缘于对权力痴迷。
看来，“59”现象虽关乎年龄，但年龄只是个浅层次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几乎可以呼风唤雨的权力，是支配权力的随便，是权力与责任的极不对等，是制度和制度执行有太多的漏洞。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在人们对“59”现象遍寻药方之时，贪污犯罪年轻化的现象却闯入我们视野，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头。可以想象，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遏制，如果责任没有足够分量，如果制度有漏洞可钻，不仅59岁者面临退下来就有机会“抓住机遇”捞一把，年轻者因为初生牛犊低龄冒险成为可能，各种不同年龄段的职务犯罪都会因为各自的年龄特征产生诸如36岁、49岁……现象。
张玉舜曾经面对电视媒体采访时标榜自己最大的目标是做一个“平民市长”。如今这位“平民市长”成了阶下囚，他自己归结为是被“59”念头所害，而我们却要反思产生如此念头的土壤，以及让如此念头得逞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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