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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节约型社会首要在节官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8月26日 10:12 南方日报

  章立凡

  当今中国,冗员是最大的浪费。试想若官员只有如今的半数,则各级政府大楼或可少盖一半,地皮、建材、人工、能源、日常维护费用等就一概节约50%了。

  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1941年11月,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提出“精
兵简政”的议案,曾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人甚至认为李的议案有不善的动机。交付表决时,李先生发言刚毕,毛泽东就站起来,边鼓掌边走到台前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精兵简政”的议案终获通过,毛泽东为此撰写了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发表于《解放日报》;又在《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话中,再度肯定“精兵简政”。

  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故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的父亲章乃器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他一直把政务院的机关编制控制在两万人的定额之内,各单位的装备乃至交通工具的配额,也都严格控制,搞得不少单位啧有烦言。后来他转任粮食部长,这个定额很快就被突破了。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的一次会议上颇有感慨地说:“章乃器部长为不超过这个控制数奋斗了两年。两年半以后,章部长不管了,大堤溃决,一下由2万人增加到8万人。实际上现在是7.7万人,由大区上调的一万多人尚未全来,还未定,如果来了,就是8.7万人了。开始搞建设就由2万增加到8万,这是没有人管编制的结果。”(见《周恩来经济文选》之《要精简编制》)

  对治理一个6亿人口的大国而言,8.7万人的中央政府编制算不上一个大数字,但周恩来却用了“大堤溃决”四个字来形容。其后50年间,干部人数不仅以几何级数增长,还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幅度。官僚体制本能地无限自我克隆,你从这边宣布裁撤,他在那边“翻牌”重出江湖。虽历经多次精简,“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目标仍停留纸上。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固然成就骄人,但也在社会上吹起一股纸醉金迷的奢靡之风,其间的领军人物,有不少是“人民公仆”,依据有关报道,仅公款吃喝一项,每年就过千亿。

  我国的人口膨胀,因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遏制,但“官口膨胀”却未见有相应的铁腕来钳制。目前社会资源的浪费,远不止于官民比例的失调,因官员而付出的各种社会成本,不仅大大高于共和国成立之初,也高于当今的发达国家。

  自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迄今,历史已翻过64年,中外政治舞台白云苍狗,社会变迁历历在目,诸多教条皆已失灵,惟“精兵简政”仍是政治家的金科玉律。

  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

节约型社会”的国策能否奏效,要看执政党和政府能否身体力行——首先把社会管理成本降下来。因此,欲倡“节约型社会”,须有“节约型政府”;欲建“节约型政府”,请自“节官廉政”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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