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乐：郎咸平沉默的背后

　　康乐

　　科龙事发，顾雏军锒铛入狱，而当年“郎顾之争”的另一位主角郎咸平教授却出人意料地保持着沉默，一句“我不方便发表看法”听上去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篇得胜者应有的胜利宣言。这似乎让大多数网民们有些扫兴。网民们曾经将顾雏军的倒下视为“庶民的胜利”，而当“胜利”之后的狂欢开始，他们却发现当年的领袖似乎已悄然从后门溜掉，就好像他 与这场“胜利”从来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仅要问：郎咸平到底为什么沉默？这沉默的背后又隐藏了什么？

　　熊奕在《骂声中旁观顾雏军事件，郎咸平也独自失语》中将“郎顾之争”总结为“郎咸平著名的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背后其实都有贯穿其中的逻辑。郎咸平的逻辑从头到尾只有两条：第一，顾雏军有问题因此改制有问题；第二，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有效率所以没有必要改制。试问，当改制本身就没有必要而且会带来问题，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继续坚持改制？郎咸平用他的这两条逻辑得到了应当重走“国进民退”回头路的结论，而正是这条结论，挑战了主流经济学家多年以来达成的共识，构成为了双方论争的焦点所在。

　　可惜的是，郎咸平的这两条逻辑从一开始就错了。

　　郎咸平的第一条逻辑，用的仅仅是案例研究的方法，但郎咸平又无法穷尽这个世界所有的案例，因此这注定就是一种不完全归纳。不完全归纳法到底能不能得到普适的结论？

　　这一点我们在学习中学数学时都学到过，我们不能因为昨天下了雨今天下了雨，就去断定明天一定也会下雨，更重要的是，没有人会得出一个“天天都将是雨天”的荒谬结论。

　　郎咸平将名单从科龙开到了海尔开到了TCL，从顾雏军开到了张瑞敏开到了李东生，无非是想告诉我们连着三天都在下雨，可接下来推而广之，得到“雨一直下”的结论，恐怕中学生听了都要发笑，无怪乎陈志武教授这样讽刺道：你总不能因为阿炳是个音乐家又不幸双目失明，就得把所有未来音乐家的眼睛先给弄瞎罢！

　　郎咸平第二条逻辑的错误要稍微专业一点。郎咸平声称当今中国只有他才用数据说话，这完全无视多年以来其他经济学家经验研究的成果。然而更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郎咸平基于数据的研究本身在方法上就有问题，先不论当今中国是不是只有他才用数字说话，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拿到了数据，他也根本不曾知道该如何正确地表达。

　　朗咸平在对比企业绩效的研究中采用的主要是平均数相关的方法，大意是国有企业平均利润高于民营企业，因此国有较民营更有效率。然而正如姚洋教授在《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中指出的那样，“对计量经济学略知一二的人都清楚，仅仅比较平均数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比如考虑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差异，我们不能因为男女平均工资的显著不同就断言性别歧视的存在，因为这种不同完全可能来自于二者教育程度的差异而不是简单的性别歧视。

　　在国有企业的例子里，国有企业较高的利润则完全可能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而不是其国有的身份，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多元回归的方法控制住其他变量，这是今天大陆任何一所大学经济学院三年级计量经济学所要讲授的内容，然而我们在郎咸平的文章中却很难找到这一点，号称当今中国唯一用数据说话的人却不懂计量经济学，我们不得不说郎咸平的所谓结论其实根本就不曾成立过。

　　正因为郎咸平的这两条逻辑有着根本上的错误，因此所谓“国进民退”一开始就成了一个笑话。郎咸平在“郎顾之争”的开始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并不知道，但当其他经济学家尖锐地指出这一点时，起码郎咸平应该感到汗颜，而汗颜之后自然是保持沉默。对于郎咸平来说，挑战“国退民进”也许会有信心，但挑战归纳法与计量经济学，我只能说恐怕信心不大，也正因为这个，郎咸平的沉默接下来有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回到顾雏军落马上来。顾雏军入狱，证明的至多是顾雏军本身而不是改制的问题。郎咸平的“三天下雨”，到顾雏军被捕为止也不过只下了一天，离“天天都将是雨天”更是相距甚远，这第一个逻辑还远远没有完成，更遑论接下来的第二个逻辑。而将顾雏军送进监狱，郎咸平与顾雏军无冤无仇，恐怕志不在此。郎咸平真正想论证的依然是“国退民进”的失败，依然是要重走“国进民退”的老路。郎咸平深知顾雏军落马根本不会给他的逻辑带来任何支持，而在没有完善他的逻辑之前，高调发表所谓胜利宣言只不过是徒增笑柄，因此只好选择继续沉默。

　　与之形成对应恰恰就是那些郎咸平的网络支持者。这些网民们曾经历经或者目睹改革以来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并且这种不公又与他们当年所接受的关于公平的教育截然对立，于是他们心里充满了对社会的不满、对富人的仇视、以及对过去年代的怀念。当这些情绪以民粹主义的方式高昂地交织在一起，郎咸平无意之中就点燃了网民的们的民粹主义之火，却也被抛到了风口浪尖，郎咸平一夜之间就被异化为一个符号，一个民粹主义的所谓旗帜与领袖。

　　对于郎咸平来说，这恐怕不无尴尬。更重要的是，当郎咸平认识到他逻辑的缺陷，便已深知他说话的不方便。在没有从学理上完善他的逻辑之前，仅仅是就顾雏军被捕一事，他的任何高调亮相一方面对于他想要的“国进民退”没有半点用处，另一方面只会让民粹主义的愤怒之火燃烧得更加猛烈，因此郎咸平理智地选择了沉默。这同时也可以解释主流经济学家的不予置评，既然顾雏军被捕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主流经济学家就没有必要对此任何评论。

　　正因为如此，郎咸平的沉默得到了最好的解释。坦率地讲，知识分子们应当赞赏郎咸平的这种沉默，这种沉默之后隐藏着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正如姚洋教授所说：“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引导民众缓解挫折感，督促政府改进制度建设和再分配机制，而不是点燃民众的愤怒之火。民粹主义可以图得一时的痛快，但对国家和民族都是一剂慢性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