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讲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总结

　　——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朱学勤，著名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思想史，目前从事的课题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渐进变革思潮等。

　　时间：2007年12月15日

　　明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有各种声音出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文件、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

　　与郎咸平对立的观点，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皇甫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得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得很。

　　好派和糟派，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却共享的历史前提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他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得很，要么说它糟得很。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有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我的观点是：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或者说，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结束“文革”：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第一阶段改革，经过三年徘徊，第二阶段改革重新起步。两场改革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断裂，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阶段改革相连，而不是与第一阶段改革相连。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克宾派专政戛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所谓社会还俗，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席卷了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的历史含量极其丰富，我们有机会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地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我点一句，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社会大还俗，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变发起者几乎没有历史自觉。他们结束“文革”之后还是进行“文革”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抓了四人帮，可是此后三年的路线并没有改变。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否定，也是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尾巴，历史在断裂中相连。

　　第一阶段改革：青春浪漫的岁月与两个隐患

　　这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阶段改革为什么发生，为什么中断。如果说第一阶段改革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约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

　　正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文革”――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在党内开明官员、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是那样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突然迎来了一个大家好像都年轻了十岁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岁月。那是一个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岁月，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领导层。

　　邓的作用是无可置疑。而他的左膀右臂中，胡耀邦则是有火热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党内那么多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整过人，也被人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运动的阴霾，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政治家。他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几的道德资源、道德剩余凝聚起来，从“文革”走向改革。

　　但第一阶段改革也有两个隐患。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得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更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总的发展趋势很明白，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呢？党内是前后徘徊的，今天我想起来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有四个字呼之不出、呼之欲出，那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这是第二个隐患。

　　第二个隐患，第一场改革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并未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刚刚要触及，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经济体制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