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但可控的CPI

　　从2007年以来，我国CPI处于逐季加速的状态，从1月份的2.2%增长到10月的6.5%，全年预计CPI增幅达到4.5%；零售价格指数(RPI)从1月的1.8%增长到10月的5.1%，而原材料价格指数和生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则经历了“先降、后升”的发展模式，使通货膨胀的风险日益加大。

　　价格上涨的四个特征

　　但是在分析2007年价格攀升现象时，应当注意本轮价格上涨具有四个特征。

　　首先，价格上涨不是普遍性的上涨，具有强烈的结构性特征。

　　CPI上涨具有强烈的结构性特征。无论是上半年还是下半年，食品类价格和居住类价格的上涨都是导致CPI加速上涨的核心原因。这两类价格上涨分别占CPI上涨的80%和15%左右，其他6大类基本保持了“3类小幅上涨，3类小幅回落”的格局。

　　零售价格指数RPI具有强烈的结构性特征。在16大类之中，除食品类上涨18.1%、建筑材料上涨4.6%之外，有7大类仅轻微上升，有6大类出现下降，1大类基本持平。

　　在RPI、PPI、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及“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之间也具有结构性特征。上游价格指数上涨幅度远远高于下游价格指数，基本呈现递减的格局。其中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总体上较2006年有所下降。

　　其次，很多价格上涨具有成本推动型特征，货币因素并不是价格上涨的核心原因。例如食品价格的上涨虽然有需求上涨的因素，但大部分来自于成本的推动，饲料价格、化肥价格、油电价格的提高是其中的核心力量。又如工资成本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对PPI上升的推动作用。

　　再次，很多价格上涨具有补偿性上涨的特点。根据我们的测算，得出以下补偿性价格上涨结论：社会零售销售价格水平只与1996年的水平相当，因为1997-2003年RPI一直处于负增长的状态；工业品出厂价格相对于1996年只上涨了12%；“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相对于1996年上涨了34%；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相对于1996年上涨了17%；国际粮食价格基本与1990前后的水平相当，而中国目前的食品价格相对1998年的食品价格水平仅有轻微上升。

　　最后，很多价格的上涨具有国际联动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食品类价格和原材料价格基本与国际市场波动同步，其核心原因在于中国对这些产品从国际市场进行了大量进口。

　　政府不应全面启动紧缩政策

　　根据上述的几大特征，结合2008年各种市场状况的变化和宏观经济结构的特征，以下几个问题应当是未来宏观经济调控中需要注意的：

　　第一、结构性价格上涨在本质上是相对价格的调整，它不仅是要素价格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核心要点，结构性价格上涨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我国将在相当一段时期要面对这种结构性价格上升。

　　本轮结构性价格上涨主要体现在农产品价格上涨以及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这些价格上涨的核心原因在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补偿性价格的上涨以及改革导致的价格约束的释放之上。因此，本轮价格调整在本质上是中国进一步国际化、市场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的产物，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

　　结构性价格上涨在本质上是相对价格的调整，而不是普遍价格的上涨。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力量必然是相对价格的调整，并最终落脚在相对价格之上。因此，本轮结构性价格上涨一方面是高速经济增长中经济结构自动调整的产物，也是进一步结构调整的动力，中国经济从根本上需要相当一段时期的相对价格调整。

　　全球化不仅要求最终贸易品价格在国与国之间，同时也会通过大规模进出口使要素产品价格拉平。但是中国要素市场和原材料市场价格改革的滞后，使中国农产品、能源、基础材料的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基础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相对价格极其不合理。这无疑对中国结构性问题的恶化起到了推波促澜的作用。例如低原材料价格使中国“补贴”全世界，形成过高贸易顺差，基础产业价格过低加重了中国能源密集、原材料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各种要素价格和原材料价格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改革是中国调整贸易战略和发展模式的关键。但在该进程中必然面对结构性价格上涨，甚至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第二，必须对结构性价格上涨演变为全面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进行高度重视。

　　事实上， 2003年以来，中国就出现以基础原材料为主的结构性价格上涨。2003-2004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最高上涨了14.1%(2007年为3.6%)，PPI最高达到6.1%。但是这些价格上涨都没有导致CPI价格持续高涨。其核心原因在于，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中间投入品价格上涨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导致单位产品的原材料与中间投入成本有了深度摊薄、大幅度下降，从而使中国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出现“上游成本大幅上涨、企业利润大幅度上涨、工业制成品价格以及消费品价格平缓”的景气局面，中国经济对于成本冲击的缓冲能力大幅度提高；另外，工资成本上涨幅度远远低于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幅度。同时，工资上涨、原材料以及农产品价格上涨在2003-2005年主要以补偿性上涨为主，最终产品存在缓冲的空间。

　　但是，上述这些因素可能在未来经济运行中发生变化。由于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带来的“成本深度摊薄”的效应不可能长期持续；最终产品缓解成本冲击的空间越来越少，在整体经济下行和利润下滑的环境中，原材料价格-PPI-CPI的价格传递率会更高，传递周期会更小；未来要素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价格调整幅度可能更大，特别是工资形成机制的改革和能源价格机制的改革，使工资上涨幅度将大幅度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在工资形成机制改革的进程中，进一步的食品价格和CPI的上涨很可能形成“生活成本-工资-物价-生活成本-工资-物价……”如此传导的通货膨胀。

　　从2005-2007年的中国价格形成机制来看，我们会发现上述变化的线索。原材料价格与PPI差距、PPI与CPI的差距收窄，出现同步运行的趋势。另外，从2007年2月以后，CPI改变了以往低于PPI运行的状况，处于PPI的上位。这说明原材料-PPI-CPI价格传递率大幅度提升，同时前期上游产业价格的上涨已开始释放。未来持续性的结构性价格上涨转变为全面价格上涨的风险已经加剧。

　　第三，在金融不断创新和深化的时代，必须重新全面认识货币供给与价格上涨之间的关系，以及货币政策与价格控制之间的关系。

　　在2000年以前，中国宏观经济基本上保持了古典的货币-价格传导机制，即货币缺口(M2增速与GDP增速之差)与CPI是高正相关的(相关系数达到0.854)，但是，自新世纪以来货币缺口与CPI增长出现了背离，2000-2007年二者基本不相关。

　　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核心在于，新世纪之后中国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加速，以及外部不平衡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的特殊属性，使大量流动性在金融层面循环，而没有转变为实体层面的需求，进而转变为物价水平的上涨。这种流动性膨胀与通货膨胀无关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美国和其他发生金融深化的国家也出现这种现象。因此，价格水平的先行指标——货币缺口就失去了传统的地位。不过中国庞大的流动性是否就与名义总需求和价格水平绝缘了？这是一个值得广泛关注的问题。

　　由于目前持续CPI走高的核心原因在于食品类和居住类价格的偏高，核心CPI依然在可控区间，政府不应当由此全面启动紧缩的政策。紧缩政策在流动性不转化为名义需求之前对于成本推动型和结构型价格上涨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

　　第四，必须充分认识到货币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之间的替代关系，理性权衡本币对外升值与本币对内贬值的关系。

　　在中国“双顺差”的环境中，政府必然要在本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之间进行选择。本轮结构性的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民币升值压力下的产物，CPI与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均衡汇率缺口是呈现正相关关系。经济体系自身调节不平衡的动力机制在无法通过汇率变动来调整时，在长期内会体现为内部价格的调整。但这两者并非完全的替代，因为前者主要依靠相对价格的调整，使贸易品价格相对非贸易品价格提高，而后者往往体现为整体名义需求的变化，带来整体价格的提高，而不是相对价格。这些差别决定了我们在不同环境中政策调节的不同选择。在目前环境中，在结构性问题日益严重的压力下，本币对外升值的福利成本可能小于本币对内全面贬值的福利成本。

　　第五，必须科学认识不完全市场中的CPI和核心CPI的价值。

　　由于房地产市场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成熟，目前CPI中居住类价格难以正常反映住房价格的变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与资产价格的长期趋势无关，使CPI等价格指数难以承担反映宏观整体运行的重任。CPI所设定的权重与目前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教育类和居住类在支出的权重分别达到了14%和11%，但CPI中这两类的权重仅为10%和8%。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时代，全球通货膨胀出现了大缓和的趋势，菲利普斯曲线也出现平坦化趋势，这将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不同通货膨胀水平所涵盖的信息，即轻度的价格波动有可能意味着宏观经济承受了很大的外部冲击，传统的3%和5%的控制目标可能成为“数字教条”，未来轻度的通货膨胀也应当在宏观上给予更高的重视。

　　短期不会出现全面通胀

　　未来结构性价格攀升的现象将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其核心原因在于，首先，食品类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增长将在高位持续。虽然夏粮和秋粮都丰收，但由于需求增长更为猛烈，农产品供求的紧张关系将在一定时期难以缓解。同时由于国际粮食库存处于历史最低点，国内与国际市场价格差异依然较大等因素，食品类价格攀升的国际压力将持续存在。其次，未来能源价格改革、国际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以及国内外能源价格差异等因素决定了能源价格攀升将在一段时期内存在。再次，工资形成机制的改革将使劳动力成本加速提升，并存在持续超过GDP和劳动生产效率提升的速度。另外，土地市场的不完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化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攀升等因素决定了土地价格的上升以及居住类价格的变化。以及，节能减排等战略任务的持续推进将大幅度提高能源密集产业和污染型产业的生产成本。

　　本轮价格上涨的结构性和补偿性特征决定了中国短期不会出现全面物价水平的攀升和通货膨胀。但是，如果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次序、速度以及规模没有很好的控制，流动性持续偏高和货币缺口持续扩大很可能导致结构性价格上升向全面通货膨胀转变。因此，在短期内应当利用行业政策和财政补贴等措施，控制结构性价格调整的力度，并“对冲”结构性价格调整带来的社会冲击。在中期依然应当对货币缺口进行控制，在积极引导总量过剩流动性的基础上，防止过剩的流动性向实体经济过度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