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提升消费的关键

　　目前，虽然中国的消费增长速度摆脱了“低水平”困境，但实际增长幅度并不显著。在国民财富分配格局没有重大调整的环境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小幅提升并不足以支撑中国消费水平进一步的提升。初次分配格局的调整与再分配结构的调整应当共同成为未来启动消费的核心手段。

　　“低消费、高投资”格局难变

　　2007年，我国社会消费零售名义总额在2006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出现了加速增长的态势。第一季度社会消费零售名义增长率为14.9%，第二季度名义增长率接近15.4%，第三季度15.9%，全年预计16.2%。但是，由于2007年物价水平持续攀升，导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较2006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呈现下跌的趋势，全年实际消费增长速度为11.7%。

　　另外从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来看，2006年消费支出水平增幅超过历史平均水平，2007年增长速度进一步上升，预计达到9.5%，但与历史最高水平13.5%依然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我国消费实际增长水平虽然在名义上摆脱低水平的困境，但实际消费的进一步提速却难以获得实质性进展。

　　事实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中国面临的“低消费、高投资、高净出口”格局难以改变，维持在11%-13%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速度和相应的9%-10%的居民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并不足以改变中国目前消费水平偏低的结构性问题。因为，在中国消费速度轻微提升的过程中，近7年来资本形成平均增长速度为16.3%，而净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8.7%，9%-11%的消费支出增长速度依然难以挽回消费在GDP中比重下滑的局面。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6年的49.9%。虽然消费速度在2005-2006年有所提升。

　　收入分配格局不平衡造就“穷居民”

　　中国消费的实际增长速度为何难以出现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并推动

中国经济由投资与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变呢？其关键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使中国消费大幅度增速缺乏收入支撑。近几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虽然在不断提高，但由于收入的增速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盈利的增长速度，其结果是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滑。2000-2006年居民总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为11.2%，工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1.6%，但是同期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9.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5.5%。这种收入分配增长速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中国高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其中初次分配格局的恶化更为明显。从2001年-2006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1.5%下滑到40.6%，下降了10.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及固定资产折旧的占比从34.5%上升到44.8%，上升幅度达到10.3个百分点，而生产税净额占比从14.1%上升到14.6%。这种“富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投资-消费格局的恶化。过高的企业留利和财政收入直接导致企业投资规模和政府基础建设规模高速增长，使消费-投资增长速度差异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之上。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6.6%下降到2006年的36.3%。

　　同时全社会总存款中，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持续降低，从2000年的53.6%下降到2006年的50.7%。因此，全社会储蓄率的过高不是由于居民储蓄过高，而是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导致的企业存款和政府储蓄的巨幅增长与过高。因此，只有减少企业留利和政府税收在GDP中的比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消费启动的支撑基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以及工资形成机制的滞后成为中国消费增速的最大制约因素。目前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难以改变目前格局，消费启动依然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住房投资挤压消费空间

　　除了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因素以外，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来源结构和分布结构的变化也成为制约消费增速的因素。初次分配收入占总收入的占比下降，使居民长期性、恒定性和可预期性收入的占比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98-2006年转移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上升到24.6%，而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从11.2%下降到10.98%。工资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与工资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之间的差异也呈现扩大的趋势。而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对于消费提速都是不利的。居民收入分配分布结构，特别是基尼系数的提高也使全体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再有，住房投资支出极大地挤压了消费支出增长的空间。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是中国消费支出模式的“拐点”，1994-1998年消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不断提升的态势，由52.4%持续上升到1998年的58.2%，但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该比值从1998年的58.2%一直下降到2006年的52.0%。其核心原因就是居民对于住房投资的支出大幅度挤压了消费支出的空间。中国居民住房投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98年的2.96%一直上升到2006年的11.2%，中国居民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的比例从1998年的0.051∶1上升到2006年的0.215∶1。由于

房价加速性的上涨，估计2008-2009年房价的进一步提高攀升将使这两项指标进一步提高，这对于2008年实际消费支出的提速有极大的影响。

　　还有，大量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费用支出的提高，对于消费提速也起到十分重要的制约作用。2001年到2006年居民消费中，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支出以及居住支出大幅度提升了，且增长速度超过了居民消费的平均增长速度。在1998年之前，这些服务性支出大量由国家承担，具有一定的公共福利特性，1998年之后市场化改革使这些服务的支付由居民进行支付。可以看到，这些服务支出的比重在2000-2006年期间达到32.1%，且逐年提高。这大大挤压了居民对于其他消费的支付，同时也降低了对这些具有公共性服务的消费规模在这几项的支付比重。因此，加大财政对于医疗、教育以及居住的投入，加速构建公益性医疗、教育体系以及进行居住补贴的改革对于消费启动也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初次分配改革没有大规模开展、财政对于医疗教育投入没有大幅度增加、房地产价格增幅没有稳定以及居住补贴机制没有建立的前提下，即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按比例的增长，即使支农惠农政策进一步实施、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调整，中国消费支出的实际增长速度不可能得到大幅度提升，中国“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的结构性问题仍将进一步恶化。这决定了2008年名义消费增长速度虽然在通货膨胀的推动下会持续走高，但实际增速却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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