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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人大经济学院、人大财政金融学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之二——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研讨会于3月18日在人民大学举行。图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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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大经济学院、人大财政金融学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之二——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研讨会于3月18日上午8：30-12：00在人大明德主楼举行。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以下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演讲实录：
姚洋：我谈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引进，一个是我们在引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觉
得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引进和我们90年代的改革是分不开的。80年代的时候，我们开始了思想的解放，我们没有真正进行实质性的改革，90年代是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非常关键的时代，我们有了对现代经济学的要求，我们有了市场，拿原有的理论去解释已经无法解释了，不好用了，而且很多操作层面上的东西无法去用。现代经济学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很大程度上是解决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传播过程中，梁晶工作室、北大出版社、人大出版社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像博弈论那本书出版不到一年就发行了25000册，我非常的吃惊，这本书是非常专业的一本书，能够像畅销书那样卖，可见需求是非常大，说明了引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另外一方面，我谈一下问题。我自己编经济学季刊，很多稿子拿来一看，明显的像一个练习题似的，看不出来他做的东西有多大的作用，但是用的数学工具和模型非常复杂，只是把别人的模型改了，自己就开始推导了，然后说推导的东西是正确的东西。刚才稻葵讲到现代经济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科学性，但他也说经济学还不是科学。我赞同他的后一句话，经济学更多的是接近于历史学。它是讲一个故事，一个模型就是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要讲得好，要讲出新东西来，相信不相信是读者的问题，你可以不相信。经济学不能说马上做个实验，所以就会出现五个经济学家有六种说法情况，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一些人对模型到了非常崇拜的程度，凡是模型告诉我的，就是正确的，只要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最后就推出结论，这种是非常普遍的。一方面他是没有理解什么叫做经济学模型。我们知道，做一个模型时我们已经知道结论了，然后我们来写一个模型，来验证我的结论。有人说，我想证明一个东西老证明不出来，实际上你想证明什么都可以证明，关键假设是什么。经济学是这样的，你的假设要经得起推敲，这样大家才会信你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假设更加的接近于现实，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经济学教育还不够。
现在老师教的，完全是国外引进的模型，没有背景知识。我自己教发展经济学，发现我们自己写的教科书，里面都是一些模型，模型套着模型，好像是一大堆的骨头，没有肉，没有现实的东西。但是反过来看别人写的书，比如说西方写的发展经济学，娓娓道来，讲了很多很多现实的东西，然后才来讲理论。Joseph E·Stiglitz他们写的经济学书好，就是因为从美国的问题中提炼出来的，把一些例证都放进来。但是中国的学生可能并不一定都接受，因为他们并不一定了解美国。比如，如果用信用卡来举例，学生就不知道怎么回儿事情。我们中心的卢锋教授写的经济学中国版就是针对中国的情况，很好。倒不是说中国的东西就好，而是要从学生身边的东西开始，上来就讲美国的东西，他们可能就没有概念，必须从他们身边的东西讲起，这样他们就对你的讲东西感兴趣了。因此，我们的教学必须是问题导向的。
另外，我非常赞同Joseph E·Stiglitz说的，我们要防止把理论意识形态化。理论本身没有意识形态，经济学理论都是中立的，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经济学理论是在说一个故事：我们用我的想法解释世界，它是我对世界的一种诠释，不是世界本身。关键是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把模型当作现实本身教给学生了。比如说科斯定理，它说的是当产权明确定义的时候，产权的归属无关。诺斯把它推广了，说如果不存在交易费用，那么制度就是无关的。他在这点上是完全错误的，但我们却把它拿过来，又发扬光大，到处说交易费用决定了制度的存在。为什么说错了呢？因为科斯定理必须以产权定义明确为前提，但是，没有制度怎么能定义产权呢？这是把经济理论意识形态化的现象。
最后一点，我非常赞同林老师说的，中国的现实为我们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中国过去25年，乃至过去半个世纪，或者是一个世纪的现实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2004年哈佛大学的Dwright Perkins教授到我们中心参加十周年研讨会，做了一个报告，认为中国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奇迹，而是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中国的奇迹实际上不是奇迹，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是好的，所以我们有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对外开放是好的，中国也对外开放了；教育是重要的，中国的教育搞的好，等等。但是，他没有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选择了这些正确的政策。当时也参加会议的Ross Garnaut教授，澳大利亚前驻中国大使说的是正确的，中国选择了正确的政策，和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分不开。好政策我们都知道，但为什么很多国家没有选择？为什么恰恰是中国选择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进行总结，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在国内看到更多的是中国存在的问题，但是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一比，中国的进步是非常大的。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总结，可以创造出新的理论，为世界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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