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洲：经济学家关键在于认识和观察问题角度

　　

　　由人大经济学院、人大财政金融学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之二——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研讨会于3月18日在人民大学举行。图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黄海洲教授。

　　由人大经济学院、人大财政金融学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之二——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研讨会于3月18日上午8：30-12：00在人大明德主楼举行。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以下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黄海洲教授演讲实录：

　　黄海洲：首先感谢人民大学邀请我参加这个很有意义的会议，我觉得中国经济学教育 在这些年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国内在经济学教育方面，林毅夫教授所做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梁晶工作室在经济学出版方面的贡献也是非常令人赞赏的。

　　我理解我为什么是最后一个发言，我是

清华大学的特聘教授，但是兼职的，其他的发言者都是全职教授。我现在的全职是巴克莱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今天前，我不知道是先有需求，还是先有供给。今天的观察告诉我是先有供给，后有需求，而且需求是不足的。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研究，还有金融市场一些同仁的研究，逐渐提高对

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的需求。

　　我想从需求方面谈几点看法。大家都是培养经济学家的，我是应用经济学的，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和国际市场的问题。从需求方面看，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需求方面，经济学教育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林毅夫教授刚才也说了，本科生教育要教他们怎么样看问题，研究生教育可能要重视政策上的问题，还有对大的事实的观察。我非常认同这样的观点，从需求方面看，这是非常值得推荐的模式，就是大的事实要清楚，对大的问题的观察视角要清醒，对政策的把握力度要清晰。尤其是中国的问题。很多跟政策有关系的，中国的特性也表现在中国的政策方面。

　　我在清华教银行与金融机构方面的课，我告诉学生，要想成为银行家和经济学家，最难的就是认识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但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观察问题的角度没有看对的话，做的数学模型再漂亮，可能也是垃圾。

　　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关于历史、哲学等方面的问题，大家也认识到了重要性。实际上国外也有好的成功经验，比如说英国牛津大学的PPE项目，即政治、哲学和经济学培养计划。在国际金融机构里，世界银行、IMF和WTO，牛津大学PPE培养出来的人占了重要的地位。另外就是伦敦经济学院。从需求方面讲，我非常赞同林毅夫教授的观点。

　　第二，关于中国经济共性的问题也很重要，中国经济的增长非常迅速，实际上过去五年最精彩的故事就是中国。中国的故事也非常的复杂，不容易讲清楚，在这方面世界经济学家和国内的经济学家做了很多的工作，林毅夫、胡鞍钢等教授都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在金融市场上讲，我需要经常把中国的精彩故事讲给我的客户听。比如说中国所谓的双轨制，外国人也不容易明白。经济学本身是一种提供分析逻辑的方法，从共性上讲的话，是可以把中国复杂的问题讲清楚的。中国经济的增长，我觉得可能有三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第一是市场化(Marketlization)，第二是城镇化(Urbanization)，第三是国际化(Globalization)，可以称为MUG模型。我后来发现，用类似于MUG模型这类非常简单的语言，可以把中国的情况讲清楚。

　　市场化把经济里刚性的东西降低了，增加了经济的灵活性，显然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只要是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人，这一点能讲清楚。另外是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很清楚，城镇化的过程必须伴随工业化，收入的增长自然带来经济的增长。

　　另外是国际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既有大量的进口，也有大量的出口。中国在国际原材料市场是最重要的进口国家，在石油市场成为第二个最重要的进口国家。中国的出口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并降低全世界的通货膨胀。中国的出口帮助了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这对中国也有利，对国外也有利。我每次演讲的时候都带一个中国的茶杯(MUG)，茶杯是陶瓷(China)做的，在美国和英国见到的茶杯也经常是中国制造的(Made in China)。我的MUG模型只是抛砖引玉，类似比较简练的东西，可以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精彩的故事抽象出来，用简单的语言讲清楚，这即是经济学中的共性。

　　大家也提到了华盛顿共识，实际是强调了三方面，一方面是资本账户的开放(Liberalization)，另外是私有化的问题(Privatization)，第三是

汇率政策的稳定(Stabilization)，用英文可以缩写为LIPS。类似的简单模型可以把复杂故事讲得清楚，这些都是共性的东西。

　　共性的东西，我的理解，是可以用经济学的逻辑语言和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的复杂问题，帮助我们用简练的语言把中国复杂的问题给国外的人讲清楚。

　　第三，我认为中国经济确实有很多个性的东西。我们从国际金融方面看一个中国经济的个性问题。中国经济在过去五年里，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25%，而美国贡献50%，可以说全球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美中两个国家决定的。虽然美中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中心，但是国际金融里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目前讨论的最大问题就是全球失衡的问题，全球失衡问题是不是重要，当然重要。比如说美国第四季度经常账户赤字超过其GDP的7%。全球180几个国家里，只有28个国家全年的GDP大于美国一个季度的经常账户赤字，如果以美国全年的经常账户赤字来算的话，全球只有包括美国在内的九个国家GDP大于美国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这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多人也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共性的问题，也不是个性的问题。对中国而言，国际金融最大的个性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国际金融过去五年发生最大的事，不是全球失衡(失衡早已存在，也将继续存在)，而是全球的原材料市场价格猛涨。最大情况是过去五年里有国际财富大转移，财富从中国，从亚洲国家转移到石油输出国，转移到俄罗斯，转移到巴西、阿根廷。所以说巴西、阿根廷和俄罗斯都提前还了IMF的贷款。财富的转移给中国带来的效应是什么呢？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面临的外部环境在恶化，这是中国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很高兴李稻葵教授回到清华大学发起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中国个性的问题，也是国际体系里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这样的问题如果研究清楚了，对中国非常重要。实际上，我觉得从中国大国崛起的角度出发，对这类个性的问题要有相当的重视。

　　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经济学发展充满了希望，我自己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充满期待。中国名义的5%的GDP却贡献了世界25%的经济增长。在大的投资银行的经济研究中，如巴克莱，他们只考虑四个区，分别是美国、欧元区、日本和中国。在未来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里，会有大量的对中国经济学家的需求。我希望供给方能提供更好的产品。我也希望21世纪最好的产品里，包括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