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不好的经济学理念对社会可能是一场灾难

　　

　　由人大经济学院、人大财政金融学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之二——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研讨会于3月18日在人民大学举行。图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

　　由人大经济学院、人大财政金融学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之二——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研讨会于3月18日上午8：30-12：00在人大明德主楼举行。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以下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演讲实录：

　　主持人 黄卫平：下面我想请评议人对上面的发言进行评议。首先请胡

鞍钢先生。

　　胡鞍钢：昨天在清华大学也做了关于十一五规划的讨论和分析，我在会上给学生做评论的时候讲到了Stiglitz教授演讲的三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基于经济学的理论深厚功底对中国提出进行建设的建议。第二，他对中国也非常了解，从80年以来不断的对中国进行来访，因此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是有针对性的。第三，因为他具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具有可比性，他看中国问题也非常有国际视角，因此虽然他昨天在我们的介绍来看，对于我们来讲，去理解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他又就经济学教育的问题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看法，当然林教授和杨教授，刚才也做了很多详细的发言，我的评论就更多的争论Joseph E·Stiglitz教授的看法跟大家也做一下交流。

　　我想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简单讨论和回答一下，第一就是所谓为什么经济学成了中国的显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显学；第二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第三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教科书；第四，就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和方法。应当说，Joseph E·Stiglitz也好，包括两位中国的教授都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分析和讨论，中国经济学成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的显学。我们以一个数据为例，最近我们查了CSSCI(中国社会科学文献索引)，一算下来，从大的学科来看，从2001—2004年发表的论文数，经济学论文占总量比例超过了40%以上，一个学科就相当于其他七八个学科的总数，包括历史学等等的。

　　从教学角度看，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最大的经济学教学基地了。实际上，中国本身已经逐渐的成为世界最大的学习型社会，十几亿人口集体学习开放学习现代市场经济，而最大的学习型社会之中，经济学又成为了一个基本的学习。比如说我们公共管理学院，在MPA的核心课程中，经济学是其中的核心课程之一。那么也就导致将来中国七八百万的

公务员要学习MPA核心课程的话就必学经济学，所以中国社会很快的成为学习型社会，特别是学习经济学，这个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那么也给我们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我想Joseph E·Stiglitz的研究就非常有意义，他不仅在信息经济学有创新，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转型，来进行分析和讨论，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是第二版，专门列出了一章以中国转型为例来总结经验和理论，放在基本的教科书之中深入地讨论。

　　作为中国转型，我也是不断的分析和讨论，我认为主要是四方面的转型也决定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第一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济转轨，第二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到现代城市工业经济的转型，这一直要先需很长的时间。第三个转型，就是政治转型，实际上也在从传统的政治集权的模式向不断的称之为社会主义民主这样的一个方式转变，不管方向是什么样的，但是还是在不断的转型。第四，就是今天Joseph E·Stiglitz谈到的在经济学上讨论不是太多的就是开放和全球化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断的从封闭的经济下向更加开放的经济转型。第一个转型是怎么样创新和应用转型经济学，第二是学习\应用和创新发展经济学，第三政治转型很重要的，就是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和经济不能脱离，第四，就是以全球化为标志的，客观的说，我们现在想想，在五年前，我们对中国加入WTO的结果的分析预测基本是错的，无论是国际上的，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能够预测它的巨大变化。我们加入WTO以后，整个中国贸易格局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对这个问题，Joseph E·Stiglitz也提出来，能不能发展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且他昨天在我们的讲座中讲得很清楚，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从来都不是一个，是多个，有不同的模式。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也是中国特色的，而不完全是苏联的模式。将来的市场经济也是一个特色，你这个特色是如何回答四方面的转型。

　　第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教科书，我想高鸿业教授的评价是比较对的，从刚才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来，二次大战关于经济学教科书是两次革命，一次是Samuelson这个，第二次是以现在Stiglitz为代表的，这场革命也刚刚开始，中国称之为现代市场革命，或者是经济学教学革命，我们也应该主动的适应这样的过程。因我认为，人民大学出版社能够在年前就把Stiglitz《经济学》的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将来可能有第四版，不断的翻译出来，进行这种引进和普及性教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应当说，中国在第一次经济学教科书革命的时候(二战之后)，我们不是参与者，我们甚至还不知道，或者了解也不是很多，只是专业人员了解，当时我们主要是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是毛泽东主要推荐的书籍。还有就是所谓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版、第三版，那是我们的圣经，因此才有了所谓莫斯科共识，就是1957年毛泽东是视为标准，你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分界线，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分界线，那时我们没有赶上，但是这次经济学教科书的革命，如果斯比克斯作为很重要的代表，我们不仅要参与，不仅要学习，还需要创新。

　　我们很多问题，一般的经济学还很难回答，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的经济周期，当然我本人是在十年前发表了《中国经济波动报告》里谈到和政治周期、政策周期的相关性，很显然你的视角完全从经济学的视角很难回答。前面Joseph E·Stiglitz谈到治理对中国的影响，包括腐败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减少腐败对发展的影响。我想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多的识别和关注中国的特点。我跟我的学生讲，中国是一部天书，你很难读懂，即便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也写了很多的书，还是知之甚少。我们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写出中国的经济学教科书，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实际上，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说，Stiglitz讲到了以开放的态度成为终生学习，也就是说，如何教会大家方法，刚才两位中国的教授特别强调了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授之于以鱼，不如授之于渔，特别是教会学生认识、观察社会的方法，那么来讨论中国所遇到的经济学问题，因而也可能使他们终生受益，终生学习，最终要的是他们终生的创新，超过老师，我的概念，作为老师是为后人创新的一个台阶，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超过我们自己，也如同Joseph E·Stiglitz讲的，经济学的教育是相当之难的，但是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特别是今天强调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学习型社会，又是以学习经济学为主，当然也包括其它社会科学。作为经济学知识的学习，它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还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会有效的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如果有不好的理念，则是负外部性，对社会也不是福音，可能是一场灾难。

　　总之，作为中国的学者，面对中国现在所面对的巨大经济问题，给我们提出了空前的机遇，但是对我们自身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也愿意与同行们一块对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包括经济学教科书各方面的经济学研究做出重要的贡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