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8月22-23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研讨会。与会的中、英两国学者围绕贸易政策、人民币汇率、经济增长模式、金融发展、私有化改革等问题展开讨论。第五期简报报道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亚洲金融合作机制、贸易政策等内容。
Bert Hofman博士(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以官方汇率衡量，中国还是一个经济小国，中国GDP只占全球GDP的4%；以购买力平价汇率衡量，中国GDP大约占全球GDP的12%；中国人口占全球的21%，尽管中国的城市化率仅 40%，远低于OECD国家70%的平均水平，中国仍是世界上城市居民最多的国家；中国的贫困人口占全球贫困人口的1/5；中国的用水量与美国相当，是全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美国能源消费占全世界的22%，中国的能源消费占12%；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此外，中国在国际组织里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今后中国如何继续保持快速增长？1994-200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其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了7.8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均资本量的增加，其中人均资本量增加对GDP的增长贡献了5.1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GDP的增长只贡献了2.7个百分点。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45%，人均资本量的增加非常可观。中国工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的9倍，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比例是3、4倍左右。为什么中国工人、农民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会如此大呢？这主要是对工业的投资规模较大，使得工业的人均资本量相对较高，从而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农民的。问题在于，高度依赖投资的工业化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有限，从而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相对比较慢。
更严重的是，这种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是很难持续的。目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大约是55%，这也高于其他国家；中国投资占GDP的比例仅次于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索洛诅咒”指出，如果增长高度依赖投资，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将使得，投资增速不变条件下经济增速会放缓。我们的模型表明，假设未来20年中国的增长方式没有转变，仍然高度依赖投资，则为了使GDP达到8%的增长率，投资占GDP的比例必须提高到55.7%。这是一个前所未有，而且是不现实的比例。中国现在的储蓄率已经相当高了，预计中国的储蓄率将逐步降低。2020年后，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会显著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居民的总储蓄率将会大幅降低；随着中国各个行业竞争的加剧，企业利润率降低，企业的储蓄率也会降低；所以我们认为中国55%的投资率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合适的。出路在于加快发展服务业，降低经济增长对工业、投资的依赖；服务业的发展还将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加平衡。
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基尼系数增到0.45。仅从经济效率角度看，就会有三方面负面影响：(1)人们的不满情绪积累，会影响社会稳定；(2)如果一些富人获得了政治权力或支持，有可能去影响政策以维持特权和财富，巴西就出现了这种情形；(3)收入差距和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有可能使儿童失学，使有工作能力的病人不能及时获得救治，这些都是一种经济上的损失。
预计到2035-2045，以PPP汇率衡量的中国经济总量将排在世界首位；到2080-2090，以官方汇率衡量的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世界第一。
何帆博士(社会科学院)：亚洲金融合作与中国的作用
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大量关于亚洲金融合作机制的讨论，随着亚洲各国经济的恢复，关于亚洲金融合作机制的探讨逐渐减少。我们认为，亚洲金融合作机制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亚洲应该建立预防金融危机的合作机制。
首先，亚洲经济仍面临较大的外部风险。如果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美元贬值、美国利率上升、油价高涨等外部风险仍有可能在亚洲引发金融危机；其次，2000年东盟以及中、日、韩所签署了《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可以在此基础上向全面的金融合作发展；第三，亚洲国家汇率方面的合作仍是金融合作的重点。
以汇率风险为例，亚洲各国都积累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有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而美元趋向于贬值，这使得亚洲各国的汇率机制陷于两难境地。如果盯住美元，则外汇储备随美元贬值而贬值，同时会产生本币升值压力，引来大量投机性流动资金；如果放弃盯住美元，则汇率波动会损害贸易，并可能引发美元进一步贬值，从而也会使外汇储备贬值。以利率风险为例，美国升息同样让亚洲国家感到为难，亚洲国家经济刚刚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升息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多数亚洲国家不愿承受的，但若不随着美国升息而升息，则部分资本会流出亚洲流回美国，对亚洲国家的经济同样有冲击。这些外部风险，若是缺乏区域内部的金融合作，就很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而且这些外部冲击对亚洲国家的影响是非对称的，从而使合作成为互惠互利。如果外部冲击对所有亚洲国家的影响程度都是类似的(对称的)，那么彼此的合作并不能消减多少风险，这时候我们只能求助于区域外的援助。实事上，在金融危机过程中，亚洲不同国家受到的冲击差异较大，这样总是会有些国家有能力帮助其他国家。无论是外部供应冲击还是外部需求冲击，它们对中国的影响与其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的相关性都较弱；换言之，中国在亚洲经济中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
《清迈协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缺乏一个核心的主体，依靠双边谈判往往会使谈判成本较高，而且容易在谈判中错失良机；其次，《清迈协议》可以提供的资金有限，相对于流动性危机不过是杯水车薪；再次，《清迈协议》中 90%的资金与IMF提供的资金是挂钩的，即与IMF援助条件相联系，但IMF援助条件并不一定适用于亚洲国家。
我们建议，第一，确立一个核心主体，作为执行机构进行管理、运作货币联盟；第二，建立一个有效的预警机制，用以预防各国的流动性风险，以及时应对外部冲击；第三，亚洲金融危机是一种流动性危机，可以考虑汇集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作为稳定汇率的基础；第四，亚洲货币合作机制应当考虑亚洲国家的特殊性，应逐步解除与IMF援助条件的联系。
Razeen Sally(LSE)：中国、印度、东盟的贸易政策
印度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很相似。2003年印度的贸易依存度(外贸总额/GDP)是23.9，中国是60.4，东盟6国是134.5，其中新加坡的贸易依存度接近300，马来西亚的贸易依存度也高达200多。但印度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远没有中国发达，印度正式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口不到1000万，而总劳动力人口多达4.5亿。贸易政策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对劳动力市场的限制。印度农业的生产率也非常低，农业增加值占GDP的20%，农业人口占总人口60%。印度在劳动力密集型的服业行业上有优势，但印度服务业的工作机会往往是高收入高技能的，提供的工作机会相对有限。最乐观的预测认为，到2010，印度将会增加100万的服务业工作机会，相对于总的劳动力人口，这仍是相当少的。
自1994年以来，中国贸易自由化迅速推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制也急剧减少。1997-2000年，中国进口的非贸易壁垒大幅削减，削减幅度高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平均关税税率从1992年的42.9%降到2001的16.6%，加入WTO后进一步降到了9.8%。中国主要的贸易自由化发生在加入WTO之前，是一种单边自由化，当然，加入WTO也加快了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入WTO之前，正式的贸易壁垒就已经开始瓦解或者转化为非正式贸易壁垒，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已经深入开展。
印度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也有所加快，但相对中国还是较为缓慢，自由化程度也较低。1991年，印度平均关税税率是125%，同时存在大量的非关税壁垒和严历的FDI管制；如今，印度的平均关税税率降到了20%，大多数外贸配额取消了，其他如注册方面的管制也大幅减少，绝大多数对制造业、FDI的管制已经取消，但对农业和服务业仍然维持高度的贸易保护。
相对于印度和中国，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比较高，平均关税税率大约是10%，而且在不断降低。
中国加入WTO的一个独特性在于，政府希望通过加入WTO来推进国内改革。从很多角度看，中国都是相当信守承诺的，相对于印度、东盟国家，中国执行承诺更有力，在服务领域的承诺甚至比发达国家的承诺还要可信。
贸易谈判的作用将越来越有限，未来WTO贸易谈判将不再有明显的突破性，谈判进程将比以往更为缓慢。单边贸易自由化是更为传统的自由化方式，世界银行最新数据表明，大约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重大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是单边的，只有三分之一是通过(双边、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中国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获得了快速发展，引导着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走向贸易自由化。近年来印度快速推进贸易自由化，也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这些贸易自由化都属于单边的，不是通过贸易谈判达成的。
自由讨论阶段：
Razeen Sally(LSE)：樊刚教授昨天提到，中国保护幼稚产业获得了成功。我想补充一个观点：中国国内市场庞大，国内贸易自由化对幼稚产业的发展极其重要，国内激烈的竞争能够迫使幼稚产业发展起来；对于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保护幼稚产业很难获得成功。
曾经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会削弱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竞争力，甚至引发这些国家产业空洞化。实际表明，中国经济与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中国的发展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发展。对相对落后的东盟国家，中国发展的影响也是积极的。一方面，中国发展了，这些国家可以向中国出口大量的原材料和农产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有一些产业会转移到越南、柬埔寨等国家。这些国家只要内部改革到位，也可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竞争力。我不认为贸易保护政策有益于这些小国，因为他们的国内市场太小，无法提供充分的国内竞争来促进幼稚产业的壮大。马来西亚的汽车制造业在产业政策的保护下，就很失败。
Xu Chenggang(LSE)：向Bert提两个问题。与您的观察有所不同，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这26年来的城市化进程是非常快的。此外，去年我走访过一些企业，其中一个民营家族企业，据介绍是世界上最大的缝纫机制造厂，它的生产线高度自动化，某些车间甚至只有两个工人在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正因为它的产品多数是销往国际市场，为了保证质量，就必须全面实行自动化。尽管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使得新增就业机会比较少，但这正是全球化所带来的，是市场趋动的，而并没有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您对此或许有些看法。
Bert Hofman(世界银行北京办公室)：中国的储蓄集中于银行系统，银行的贷款又集中于国有企业，使得国有企业能进行大量投资，在城市里发展了很多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工业化过程，城市确实吸收了不少农民进城，但总体来说，民工的收入和地位都很低，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对这种工业化模式作适当的调整，可能会改善这种状况。
相关的问题是，中国下一步如何进行产业升级。我认为，中国向高附加值产业的升级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其中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挑战，此外，产业转移到哪里也是一个重大挑战。沿海省份的工资在上涨，土地供应越来越紧张，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在广东扩大生产能力，它将选择去湖南还是去越南？
陈平教授(CCER)：企业选址除了关注要素成本，产业配套也是非常重要的，许多经济学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商人特别关注产业配套，生产基地的选择与产业上下游配套是非常相关的。至于知识产权保护，如果某法律只维护一方的利益，则该法律的实施成本高不可攀，所谓“法不责众”，这是众多知识产权法规难以得到认同和执行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