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理论意义与借鉴意义

　　2005年8月22-23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研讨会。与会的中、英两国学者围绕贸易政策、人民币汇率、经济增长模式、金融发展、私有化改革等问题展开讨论。第四期简报报道有关中国改革的理论意义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等内容。

　　陈平教授(CCER)：作为社会试验的转型经济

　　在20世纪有两项最重大的社会实验：大萧条和经济转型。原因在于，首先，他们的时间跨度都很长，大萧条持续了将近十年，而在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转型持续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十年；第二，它们都带来了经济结构以及经济政策的巨大转变，很多转变甚至不能由传统理论所解释。从数据还可以看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转型期出现的萧条比大萧条时期严重得多。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从转型经济我们可以学到什么？陈平教授比较了两种理论：均衡论和进化论。均衡理论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宏观、微观、金融和产业组织的理论，这些理论内部存在矛盾，并非完全统一；进化论，也被称为渐进主义，它的理论来源可追溯到马尔萨斯、达尔文，然后到马克思以及熊彼得。这一理论对理解长期的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结构转变有很大贡献。

　　为了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陈平教授在正题开始之前先提出了一些问题：第一，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会出现长期的经济萧条，造成萧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通常的回答是源于市场的不稳定。而阿罗-德布鲁模型认为，如果产权界定清晰，供求系统将自动形成唯一的均衡点，市场可以有如此大的魔力。那么市场长期的不稳定又是从何而来？况且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从二战之后并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战争。第二，政策目标中最首要的是什么？是稳定、制度还是增长？第三，宏观的稳定性与微观的有效性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最后，真实情况是否正如主流理性预期学派所言，微观是宏观政策的基础，还是如我们从转型经济中所见到的，宏观是微观行为的基础？投机、欺诈、人员外流等等行为都是由宏观环境所决定的，而不只是简单独立的自我决定。

　　接下来陈平教授提出了一些更本质性的经济学思考：首先，微观领域内，价格机制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价格是经过一系列均衡、收敛的过程而确定的，那么市场就可以完全有效。但如果价格是一个不断学习、调整的过程，它就不是由供求两方决定，而是如哈耶克曾指出的，是通过一个供给链的复杂网络、通过正向或负向的回馈决定的。第二，宏观领域内，自然失业的根源是什么？劳动力的自然失业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理性选择么？宏观政策的本质又是什么？是价格刚性、大政府还是技术变迁？第三，金融领域内，金融市场是内在稳定的还是内在不稳定？如果经济出清并且有效，价格由供求决定，那么金融市场应该毫无问题，不存在任何的投机动机和行为。但看看东亚金融危机，其中存在大量的投机行为——这证明理论是错误的，最起码是有限的。另外，在微观的有效以及宏观的稳定中，金融市场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最后，在产业组织领域内，组织的发展是某些超人、经济学家理性设计出来的么？组织的发展是否是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组织是存在于竞争性的利益集团下的前进化过程？东德的经历已经证明第一个论断是错误的。

　　整个大萧条时期从1929年持续到1942年，在此期间，美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将近47%，并且持续了整整14年，其他的国家，例如英国，损失小很多。然而，经济学从大萧条中学到了很多，货币学派、凯恩斯的改革以及宏观经济学都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福利国家出现；金融市场更多地受到政府管制；中央银行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贸易中的地区性保护措施被严格地加以控制。这一课不应被经济学界所遗忘。

　　东欧和前苏联毫无疑问应该比中国发展得更好，因为他们有更优秀的禀赋，很多理论都可以印证这一点：从古典经济学而言，东欧和前苏联有更好的自然资源；从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而言，他们有更好的工业资本；从内生增长理论而言，东欧和前苏联的人力资源教育、科技背景上都强于中国；从产业组织理论而言，他们的经济不论横向还是纵向都长于中国；从经济地理学角度，东欧和前苏联都更易于与世界市场联系；从文化经济学角度，他们都有更深厚的西方法律的文化传统；最后，从国际环境方面，他们拥有国际援助。

　　我们来看联合国提供的数据，对比而言，东欧在20世纪70年代做得不错，而柏林墙倒后，社会主义呈下降之势，仅从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而在华盛顿共识之后十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南美的平均GDP增长率最高，为2.9，东亚和北美为2.8，而东欧则下降了46%，平均增长率为-4.4。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转型的萧条比大萧条严重得多的原因。通过不同的国家的对比，日本、德国、中国和越南是一组，波兰、匈牙利是东欧的转型国家再加上前苏联。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华盛顿共识没有得到任何现实证据的支持。

　　再看转型经济的比较(东欧)，可以发现大规模的衰退。很多严重的国家衰退达到40%，轻点的，像捷克、斯洛伐克，13%、22%。但要提到的是中国，3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的GDP也只衰退了11%，比东欧转型经济中最轻的捷克、斯洛伐克还要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经济也保持了和原先一样的增长。如果抛开这些事实，只空谈理论，就没有很好地领会实证科学。再看前苏联转型衰退的数据，比东欧国家更加严重。

　　陈平教授提出一些产出衰退的主要原因。首先是

汇率的变动。陈平教授举了个例子。因为东德是休克疗法的最终产物。东德本来有稳定的宏观环境、先进的技术、并且有第二次马歇尔计划提供的大量国际援助。但东德仍然遭遇了衰退。东德的耶拿地区的主要生产相机的Zeiss光学公司，是国际著名的企业。他们在德国统一后丢掉了超过90%的东德市场。原因在于改变外汇体制，由东德原来的货币改变为西德的马克。因此这个本来主要市场在东德的公司突然发现他们手上没有硬通货。因此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易的媒介，而更是一种力量。中国要积累外汇储备也是同样的道理。第二个原因是前面提到的，打断了供给链。

　　樊纲教授(中国改革基金会)：全球化环境中的中国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全球化过程密不可分，现在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高达70%，也是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作为一个低收入转型国家，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化的关系有一定的特殊性，与许多正统的经济学说，如华盛顿共识有较大差异。哪些政策因素促进了中国的快速发展？

　　首要的，是一系列体制改革。其中，私营经济的发展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最为重要，此外，法制建设、行政体制改革等也在逐步优化中国的商务(投资)环境。现在，70%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已经完成了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26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下岗。现在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大大降低了。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中国获益最多的外部因素。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大量资本的跨国流动。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技术、知识，FDI正好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这些要素。FDI的积极作用是华盛顿共识比较正确的一点。

　　与FDI相关的另一条成功经验是，通过贸易壁垒保护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同时向机器设备进口和技术引进提供特殊政策。80年代以来，人们一般对产业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主要理由是不知道如何去保护幼稚产业，也不知道要保护多久，而且保护政策排斥竞争最终往往扼杀了整个产业。但在一个人均GDP仅相当于发达国家1/300的国家(1980年的中国)，幼稚产业的本土公司确实无法对抗强大的跨国公司。落后国家只在一些初级产品如农产品上有一些比较优势，制度、技术、知识等各个层面的差距都使得幼稚产业很难获得产业升级，无法参与国际竞争。过去20多年，中国的电子、汽车、机械设备等制造业在一直存在政策保护，直到加入WTO，政策保护才大幅减少，从实践来看，中国的产业保护政策确实起了一定的扶持作用。理论上，一方面贸易保护给予幼稚产业一定时间去发展；另一方面面对贸易壁垒，跨国公国往往选择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这样，贸易保护就鼓励了FDI的流入，FDI的一系列外溢效应会提高整个经济的竞争力。

　　资本项目管制也是中国的经验之一。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可能会带来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入，伴随着高风险；而且资本项目管制可以限制灰色收入流出国境，有助于抑制腐败。

　　此外，快速发展的同时来要避免陷入民粹主义(Populism)的困境。今天人均GDP1000美元的国家与200年前人均GDP1000美元的国家大为不同，200年前，人均1000美元的国家就是当时的发达国家，而今天，低收入的国家的政策会倾向于效仿发达国家的政策：高福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等等。这些当然是好东西，但会损害长期增长的竞争力，问题在于如何去平衡长期增长与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的关系。

　　像印度、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解决种种社会问题最终是要依靠持续增长，持续地增加非农就业人口。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往往经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过程，这个阶段很容易走向民粹主义。人们常说，美国、欧盟等对农民的补贴有多高，但人们往往忽视了美国的农民只占该国劳动力的1.7%，法国的农民只占该国劳动力的2.5%。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补贴百分之几的农民是可行的，但中国的农民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超过40%，补贴农民谈何容易。奉行民粹主义的国家，往往伴随着巨额财政赤字、巨额外债、基础建设投资不足。南美许多国家就曾陷于这种困境，印度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10%，但政府还是缺钱修

高速公路，大量的财政支出是在社会福利和各种补贴上。民粹主义的长期后果是，损害了经济的竞争力，无法持续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反而会加剧。

　　中国改革开放前经历过政府包办一切的痛苦经验，这或许可以避免中国走进民粹主义的困境中。只要中国能保持8%的年均增长率，每年大约可创造1000万的非农就业机会，则农民总是可以寄希望于下一代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逐步改善生活。

　　相对于华盛顿共识，中国发展的特殊经验在于没有在改革初期就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是先发展私营经济；中国也不是一开始就实行自由贸易，伴随着大量的FDI流入，中国广泛的贸易保护政策对幼稚产业的发展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也走得比较慢；中国并未实现民主化，重要的是中国也没有陷入民粹主义的困境中。这些经验或许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