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人民币汇率-专业化与贸易

　　2005年8月22-23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研讨会。与会中、英两国学者围绕贸易政策、人民币汇率、经济增长模式、金融发展、私有化改革等问题展开讨论。第一期简报报道有关新经济、人民币汇率、纵向专业化与贸易等报告的内容。

　　Danny Quah教授(LSE)：新经济“新”在何处

　　Danny Quah的演讲对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背景下产生的“新经济”特征进行了界定，并且讨论了由此带来的贸易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着眼于物质资本的增加和积累，根据经济增长模型可以预测，中国将在2016年超过除美国之外所有国家。但即使那样，中国人均收入仍然很低，并且由于不断增大的基尼系数，还会有很多穷人。

　　中国能够超过美国这一事实并不新奇，因为这是经济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几千年来这种结构变化一直在持续在进行，这种变化并非是新经济的实质所在。从供给方面来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发生着持续的结构变迁；从需求方面来说，从树皮到米粥到比萨，代表着持续不断的产品更新，这些都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新现象；同样，国际交往的日益扩大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1870-1930年就是一个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居民移民美国，欧洲居民移居到澳大利亚和南美，造成全世界1/7的人口在出生地以外的地方工作和生活，资本的转移也在不断发生，因此，全球化的因素至少150年来就广泛存在，他们并不是现在的“新经济”的实质所在。中国超过美国也是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并不是新鲜事，因为这并没有改变经济增长的本质。

　　现代经济之“新”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的价值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无形知识”，而并不是像原来那样，包含很多的可接触的实物；二是终端消费者和无形知识的特殊关系，产品是直接提供给终端消费者，不是以物质产品的形式，没有众多的服务人员。在传统经济中，以技术和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人力资本参加生产的过程，最终的制成品和服务提供给消费者，同时人力资本也在创造知识，这时促进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而在新经济的情况下，技术和教育不仅是知识的源泉，同时也为消费者所拥有，知识和知识产品直接提供给消费者，不通过中间环节，消费者直接享受知识产品。知识产品例子包括：数码音乐，MP3，DVD，计算机软件，操作系统，药物等等。

　　他们的特征是，无形，非排他性，可以无限复制，第一件产品成本很高，但是复制的成本很低，传统的产权体系失效，传播不受物理空间和距离的限制。正如诺斯所言，缺乏合适的产权体系是抑制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传统的福利经济学认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合适的市场机制下能够有效的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由于新经济改变了产品的属性，所以市场不再像以前那样运行，分权化的市场不再有效，传统的产权体系也不再适用。

　　卢锋教授(CCER)：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走势

　　1978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特点是：1978-1993年人民币实际汇率持续贬值，而1994年之后不断波动；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实际汇率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和名义汇率的变化相一致。这一现象被认为与国际经济学Balassa-Samuelson效应不相一致。为了解释这些现象，需要综合考虑

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其中三个关键因素是：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价格和贸易体制的改革，中国国际收支账户的结构变化。

　　就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而言，通过比较中国和美国以及OECD十三国之间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发现在改革最初十多年间，中国相对美国以及主要OECD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提升，因而这一时期是没有劳动生产率相对追赶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出现快速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我国制造业这一最重要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的阶段性变动，对于理解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势的阶段性演变，具有重要解释作用。

　　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进口替代战略，扭曲了许多要素的配置：农产品和原材料等可贸易产品的价格被人为压低，多数制成品得到了出口补贴和进口壁垒的保护，人民币的名义汇率被严重高估。价格改革和贸易体制的改革通过两种途径影响了人民币的实际汇率。首先，价格的放开引起了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给人民币带来了贬值的压力；其次，出口补贴和贸易壁垒的逐渐取消，也造成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在没有相对生产率增长背景下，上述改革过程在在较早时期引入民币名义汇率持续贬值和实际汇率大幅贬值。到90年代初期，90%以上的零售商品价格和80%以上生产原料的价格已经放开，而出口补贴也在1994年基本取消，由价格改革和贸易体制改革带来的人民币贬值压力得以缓解。这方面因素作用对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势变动也具有重要解释作用。

　　国际收支账户的结构变化也是影响汇率的因素。中国国际收支余额的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0年之前，特征是资本账户盈余和经常账户赤字相匹配，同时伴随着外汇短缺。 第二阶段是1990年之后，特征是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的“双盈余”，逐步缓解了外汇短缺压力。国际收支账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加工贸易是指进口原料和中间产品，生产并出口最终产品，其基础是产品内专业化(不仅不同于行业间专业化和贸易，也不同于标准模型讨论的行业内专业化和贸易)，这种专业化加强了现代的全球化趋势。数据表明，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资本账户余额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也有很强的相关性。

　　基于以上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决定因素的分析，通过一个图形分析框架分四个时期讨论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机制。1)1978-1993年，这一阶段由于可贸易部门的相对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不存在Balassa-Samuelson效应，而这一阶段总需求的增长引起的通货膨胀导致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体制性扭曲的不断消除也带来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于是这一阶段人民币实际汇率表现为持续贬值。2)1994-1997年，由于1990年代中期出现的经济过热带来了通货膨胀，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导致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温和升值。3)1998-2001年，这一阶段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加强了

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但不足以抵消导致人民币贬值的因素作用：国内经济周期导致的通货紧缩，东亚金融危机导致的人民币贬值预期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显著贬值，在名义汇率采取盯住汇率制条件下，实际汇率形成高估不平衡。4)2002-2005年，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加强了1990年代中期出现的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趋势，宏观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周期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市场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转变为升值预期，这一时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均衡水平显著升值，在盯住汇率制度下出现了人民币超额需求和实际汇率低估不平衡。

　　如果中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继续相对提升，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会持续发生作用，需要适时地调整宏观和汇率政策来实现经济成长这一内在需要。从这一角度看，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的汇率改革政策，是向正确方向走出的重要一步。

　　平新乔教授(CCER)：纵向专业化与中国的出口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和外包(outsourcing)存在着密切关系。一方面，大多数发达国家将初级产品或中间产品外包给中国生产，因为中国生产这些产品有成本优势，另一方面，中国也使用许多其他国家的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来生产最终产品，然后出口到全世界。

　　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的产品可以分为三部分：首先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即国外厂商设计好产品原型，由其设在中国的辅助部门负责生产；其次，中国本土厂商开发出产品原型，根据“订单”为发达国家最终产品的生产商生产部件；外商设在中国的生产部门和中国本土厂商往往也都会进口部分初级原料和中间产品，以完成生产过程。第三，中国厂商进口生产要素，生产并出口最终产品。

　　本研究关注三个问题：1)总的来说，纵向专业化(纵向专业化的衡量指标：进口原料占出口产品总产出的份额)占中国出口产品中多高的比重？在过去十年，中国出口中的纵向专业化变化趋势是怎样的？2)“中国制造”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置究竟如何？尤其是，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有多少成分来自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或者其他国家？3)在中国的不同产业之间，纵向专业化程度之间有何差别？

　　厂商的数据来自1992，1997和2000年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包括129个部门，由于2000年的数据只有40个部门，所以只选取40个部门)，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1992-2003年的年度数据，包括40个部门)。

　　各个产业的纵向专业化程度变化有所不同，其中，测量仪器和文具的纵向专业化程度从1992年的20%提高到2003年的接近40%；通讯仪器和计算机等电子产业的纵向专业化程度从1992年的19%提高到2003年的23%左右；电力设备行业的纵向专业化程度从1992年的17%提高到2003年的24%；运输设备行业的纵向专业化程度从1992年的19%提高到2003年的21%；皮革和毛皮制品行业纵向专业化程度从1992年的16%提高到2003年的接近17%，其中1997-1999年下降到14%，可能是由于政策原因；

纺织品行业的纵向专业化程度从1992年的15%提高到2003年的16%，其中1997-1999年出现下降。

　　研究的基本结论是： 1992-2003年之间，中国出口产品当中的纵向专业化的比例已经从1992年的14.8% (即相当于中国每出口价值一元产品，就包含0.148元的进口原料)提高到2003年的21.8%，在十年间提高了50%。其次，在所有纵向专业化份额当中，从日本进口的要素占了五分之一，而从韩国进口的要素，从1992年的约0.5%提高到2003年的约3%。日本和韩国进口的要素合起来，大约三分之一的纵向专业化来自日韩两国。这意味着中日韩三国大致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产品。第三，在中国所有产业部门中，纵向专业化程度最高的是机械制造业，纵向专业化程度最低的是公共服务业和公共饮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