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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30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二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在卢锋教授和林毅夫教授主持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宋国青教授、周其仁教授和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袁钢明分别就“下半年宏观经济走势”、“防冷重于防热”、“房价的确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短期中国经济问题” 和“通货紧缩来临，还是放松货币化解？”做了演讲。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大学、研究所及多家媒体参加了
会议。我们分两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下半场的主要内容。
宋国青教授作了题为“防冷重于防热”的精彩演讲，讲解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下半年经济走势。针对此前对今年二季度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宋国青教授认为，除了货物进出口以外，其他各项预测指标相对而言都比较理想。在“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一次报告会上曾经提出总需求U形反转，现在看来又在往回反转。对CPI的预测，去年底和今年根据一季度情况所作的预测差别不大，原因在于和去年底相比没有更多的信息。
2004年4月份国内开始实施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从M2的数据来看5-8月份的调控力度较大。在此期间，除了价格以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环比增长率跌幅较大，绝对水平较低；价格的滞后性上升但绝对水平较高。因此，今年2季度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去年宏观调控的结果。
宋教授认为，基于同比增长率得出当前我国经济处于“高增长、低通胀”时期结论似乎值得商榷。同比、环比增长率，特别是经济处于“拐点”时期，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含义与结论。因此，使用同比增长率指标时应特别注意这一问题。相对而言，今年2季度的经济形势对各项同比增长率没有太大影响，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由于实施宏观调控所导致的产出较低而价格却较高。
今年上半年GDP名义增长率为14.7%，实际增长9.5%，GDP隐含价格指数上涨4.7% (大致为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增长率简单平均)。但2004年上半年贸易逆差为68.2亿美元，2005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则为398.3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增量为466.5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由-1.0%上升为4.8%。因此，去除贸易顺差，国内名义需求增长8.4%，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仅为3.5%。而仅国内消费实际增长率一项对GDP贡献已达到3-4%左右。如果承认GDP、货物贸易以及消费数据的真实性，那么宋国青教授个人倾向于认为实际投资的增长率接近于零(不排除负增长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国内投资增长率接近于20%，加之消费的影响(10%左右)，如何能使国内需求仅增长8.4%？当然，这其中可能存在各种统计核算或估计误差，如果各种误差在增量意义上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那么从国民经济核算平衡表的角度来考察，宋教授可能更倾向于“国内实际投资增长接近于零”这一认识。何况，GDP数据真实性可以经由进出口实物量、工业产量等各项指标大致加以验证。
预计今年全年贸易顺差将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而去年仅为300多亿美元，净增加了700多亿美元；经季节调整以后，今年1、2季度贸易顺差分别为272亿与257亿美元，因此GDP增长的相当大部分依赖于贸易顺差加大。2004年1季度以后，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季节调整后)一路持续猛增，按照这个态势，宋国青教授相信去年下半年投资的环比增长率确实接近于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贸易顺差增加将对国际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宋教授一直认为，1993至97年间我国贸易顺差加大与亚洲金融危机应合在一起加以考察。中国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以抑制国内需求导致出口增加，最终将引发诸如弹性汇率、贸易摩擦等形式的国际调整。况且，上述考察依据的是海关的统计核算口径；若按照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贸易顺差可能达到1400亿美元，如果几百亿美元的误差与遗漏项目中有一部分源自于贸易顺差，那么断言今年贸易顺差超过1500亿美元似乎也离谱不远。15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增量意义上足以对国际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从预测的角度而言，继续期望贸易顺差持续高速(同比)增长似乎不太现实；一旦顺差增幅趋缓，如何启动国内需求以保证经济健康发展，恐怕有可能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今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为16.5%，6月份同比增长16.8%，6月份与3月份的3个月环比增长年率为11.8%，这大致反映了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应于GDP的增长率约为8%。在某种意义上，8%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是达到了“警戒线”：这并不意味着8%的经济增长率将引发通货紧缩，而是总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如果这一状况继续维持，则到明年2季度企业利润将大幅度下滑：因为企业利润对于总需求的弹性在边际上大约为10倍左右。利润下滑可能导致金融部门坏账增加以及银行“惜贷”等一系列问题。
季节调整后的CPI环比年增长率表现良好，大约为3%左右；6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季节调整后)与上月基本持平。宋国青教授认为，上下游价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谓“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问题”似乎值得商榷。货币当局完全有能力调节货币以控制总需求将所关注的价格控制在适当范围内。进而言之，CPI与生产者价格指数间的领先-滞后关系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性现象。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根本上源自于去年的“百日调控周年效应”，而就目前M2的3个月增长年率(剔除季节与春节因素后)而言正可谓“恰如其分”。唯一的疑虑来自于当前货币增长的结构问题。在贷款受到抑制的情形下，货币增长源自于外汇储备增加抑或其他渠道，在结构上是否与增加贷款等效，这一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宋国青教授坦言，现在也加入“看冷”的“大合唱”之中，主要原因在于：若社会各界都“看低”经济走势，就将引起当局的重视，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调控措施，如此经济才有可能避免步入紧缩的轨道。在当前国内需求同比增长极小、6月份货币增加渠道不甚明确，特别是国内投资增长“疑点重重”的情形下，如果不对上述问题加以足够关注，宏观经济有可能出现不甚理想的局面。
总而言之，宋国青教授个人认为似乎不存在出现长时期通货紧缩的必然原因；短期内可能由于政策调控不当而出现暂时的经济不景气、总需求疲软甚至通货紧缩，但还是相信刺激总需求政策的有效性。另外，由于利用利率、汇率手段抑制总需求相对容易，但要重新启动总需求则较为困难，因此宋教授建议“总需求宁强勿弱”，以为下一步有可能进行的汇率调整作好充分准备。
周其仁教授的演讲题目是“房价的确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认为包括房价在内的许多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含义，但处理所有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时仍然要尊重经济规律。在演讲中，首先解释了什么是政治含义和房价中的政治含义，其次用历史经验上的几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对于处理今天的房价问题进行借鉴，然后从制度变量看待房地产市场，最后点评了近期广东省出台的新的地方性法规对于土地供给机制的积极影响。
国务院2005年在3月份的《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4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5月11日七部委《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中把房价提高到了政治高度，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突出任务。从近几年房地产价格和投资数据可以看出房价走势明显受到政策影响。国务院政策出台后，房价从今年初高速上涨转为变缓，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样减缓。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到近年来房地产价格高速增长，但房地产在经济上的严重性远远不如政治性严重。
许多观点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有房价猛跌、出现负资产族和银行危机的危险，对此要认真分析。房价会跌，但房子依然还在；负资产族仍然有现金流可以维持生活；银行出现危机在于没能谨慎地审查贷款，是银行自身的问题，与房价大起大落无关。“泡沫”这个术语只是对资产价格大起大落的描述和比喻，并没有增加我们对资产市价变化起落的推测能力和解释能力，因此不适合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房价收入比是以现在的收入购买一套房所需的时间。如果房价持续上升，收入上升较慢，这个年限就会变长甚至遥遥无期。其中的政治含义在于房价收入比的变化会影响城市布局，如上海出现的“分圈”现象，不少本地居民居住在城市外圈。虽然世界都会城市里本土居民比例都不高，然而中国问题在于发生这一现象的时间很短，因而难以接受。住房自有率对于社会稳定、犯罪率、社会文明程度有影响，中国的自有住房率是世界最高的，城市为80%，农村为100%。问题在于在房价持续增长，新增人口的自有住房率会怎样。关于房地产开发商获取暴利的问题，值得考虑的是，如果获取的暴利是合法的，那说明国民经济中有一些需求没有满足，降低合法暴利应该讨论市场准入的问题。炒房的数据从数量和资金上都非常高，《纽约时报》报道，上海1/6高级住宅没人住，北京1/4，深圳1/3，未来几年还会大幅增长。传统的观念认为买了是为了用，但市场经济下会出现买是为了卖。投机会加剧收入分配的差别，是中国转型社会中的一个备受关注且短期内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房价上涨的原因是市场上有购买力表达的房地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从需求上看，包括开放环境下跨国、跨地区的需求，不同收入水平对于住房的需求，投资保值的需求，银行将其巨额储蓄作为贷款发放出去的需求。从供给上看，包括银行融资的供给和供地不足。需求曲线是倾斜的，如果供不应求，先满足的一定是高端需求。从数据看，土地开发指数和房地产价格具有反向关系。
历史上菜猪粮烟都曾经是政治问题。它们的共同性在于，当收入差别表现为对某些商品的购买能力差别的时候，经济问题就具有政治性；收入差别和购买力差别越大，问题的政治含义就越严重。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是，在处理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时，不可能单纯依赖经济规律；但是，在运用非价格的政治手段解决这些问题时，要尽可能给市场留下空间和时间，使供给的竞争可以逐步满足各个层次的市场需求。价格机制的作用会减弱经济问题的政治性。在实施短期调控政策的时候要兼顾长期影响。
我国现存房地产尚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从制度变量上看有金融服务体系和供地机制两点问题。目前供地以政府征地批租为主，农地直接入市似乎存在，但是没有法律地位，交易成本很高。政府卖地和农民卖地的区别在于，政府的集中供地模式对价格信号的反应不入私人有效，如果房价带动地价上涨，供地就会增加，就会满足房地产的最终需求。
广东省新近出台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于今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出让、出租、转让使用权，但是不得用于商品房地产开发建设和住宅建设。同地应该同权，不过即便如此，广东省的做法也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为满足土地供给各个需求层次做出了贡献，通过地方立法积累经验以便推进统一的土地市场的建立。
(工作人员依据记录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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