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再思考 兼与何伟先生商榷

　　-学术争鸣 -李跃

　　2005年3月29日的《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何伟先生的学术争鸣文章《中国有“主流经济学派”吗？》，对笔者的《也谈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困境》(以下简称拙文，见2005年3月1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进行了批驳。现就何文提出的批评并围绕拙文中的“中国主流经济学”这一关键词作进一步思考，以就教于何伟先生及关心这一问题的学界同仁。

　　“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派”的异同

　　“主流经济学”或“中国主流经济学”是拙文的关键词，“主流经济学派”则是何文的关键词。何文把拙文的关键词“主流经济学”置换为“主流经济学派”，然后再加以批驳，不知是一时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若是前者，则说明何伟先生在治学的严谨上有所欠缺，开展学术批评，至少不能把批评对象文章的标题都弄错了(何文将拙文标题《也谈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困境》误为《也谈中国主流经济学派的困境》)，一字之差，差别不小。

　　就本人所掌握和接触到的文献来看，“主流经济学”这一说法和概念很早就有了，而何文所说的“主流经济学派” 这一说法并不多见。我以为“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派”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既有部分重叠但又不能完全等同。显而易见的是，拙文并不是在经济学派的层面，而是在经济思潮和理论范式这一更高的层面上来使用“主流经济学”这一概念的。尽管理论流派是经济思潮、特别是理论范式最重要的载体和体现，但“经济思潮的范围要比经济学流派的范围广泛得多。这二者是不能划等号的”(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16页，商务印书馆，1982)。比如，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学派，但二者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

　　中国到底有没有“主流经济学派”、甚至是否已经形成经济学流派，那是需要研究经济学说史的学者和专家去探讨、研究的课题。笔者基本赞同何文的观点，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借鉴国外的多，自己独创的少，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有鲜明观点的、得到社会公认的中国经济学派还没有形成”。现在通常所说的“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与其说是两个经济学派倒不如说是两种经济思潮更为确切。但中国经济学派没有形成，不等于中国就不存在主流的经济思潮。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的理论学派尚未完全形成，国外的各种理论思潮在“拿来主义”风行的中国学界成为主流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何文用“中国并无主流经济学派”这一“杀手锏”来反驳拙文对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主流经济思潮的批评，不仅是不得要领，而且其逻辑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用理性的态度认真阅读所批驳的文章，而不是用情绪化的态度对待拙文提出的“困境”问题，我相信何伟先生应该能够把“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派”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

　　“主流经济学”与市场经济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到本世纪初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是国际经济思潮“中国化”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特征，尽管它还没有形成体系完整的经济学派，但属于这一经济思潮和理论范式的经济学家通常具有如下的相同的价值取向、理论主张和政策主张：在所有制改革问题上，以产权理论为依据，强调加速推进产权改革，实现全面的、彻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在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问题上，过分强调效率，严重忽视社会公平；在利益倾向上，侧重于为强势集团代言，甚至主张为了快速“发展”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属于典型的“富人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强调中国经济学研究与国际主流接轨，推崇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唯数理化”和“去思想化(no-idea)”，等等。换句话说，它几乎就是“华盛顿共识”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中国版本”。

　　“华盛顿共识”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人类发展史出现了罕见而巨大的“转轨陷阱”——十几个国家在十多年里陷入长期社会混乱和经济停滞并且还在继续。“华盛顿共识”已经在国际上破产，“北京共识”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们的共识，“华盛顿共识”的中国“版本”陷于困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正是拙文所说“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困境”的本意之一。笔者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就在于，如果中国也完全按照“主流经济学”的上述主张推进改革与发展，将面临着陷入“拉美化陷阱”与“转轨陷阱”的巨大危险。

　　拙文既没有“认为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学家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崇拜者”，也没有“武断地将主张市场经济的说成主流学派”，更没有对“坚持市场经济改革者进行声讨”，相反，笔者对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的确存在两方，但两方的主要分歧并不是何文所说的要不要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的问题——是要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要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拙文所要批评的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倾向。这也正是拙文中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信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存在矛盾”的本意。

　　“主流经济学”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前进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无论是取得的成就还是存在的问题，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与包括“主流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有关。“主流经济学”在中国走向市场化方向的改革过程中，发挥过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对此必须充分肯定，拙文在开头就说得很明白。与此同时，“主流经济学”也曾对改革(特别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操作层面的理论主张)产生过某种程度的误导，这也是不容置疑的公认事实。请何伟先生注意，拙文在说到“误导”问题时，说的是“某些误导”，而不是何文所曲解的“全部误导”，并没有把存在上述矛盾和问题的全部责任如何文所说的那样，都推到“主流经济学”身上。何文在这里再次犯了一个“部分等于整体”的逻辑错误。

　　在何文看来，由于经济学家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中央，经济学家与经济理论便成了几乎与改革没有发生关系的、可有可无的旁观者；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与经济学(家)无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就不是经济学(家)的“误导”所致。中国改革是由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的、有各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经济变迁与社会变迁过程，包括你我他以及孙志刚、熊德明等在内的普通公民的选择与行为，都会对这一变迁过程产生这样那样、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影响，每个人(包括经济学家)都应该为改革与发展的得失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经济学(家)通过其理论、思想和观点影响各级官员、企业家、专业人员及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与行为选择，从而对这一变迁过程产生重要影响，怎么能说经济学(家)与改革的得失无关呢？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授予了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四位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理论和学术成果“推动了中国的改革进程”；“郎咸平旋风”之所以能超出经济理论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某些误导”所致。经济学大师凱恩斯说过：“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对是错，其影响力之大总要超过常人的理解。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就是这些思想。”(凱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294页，华夏出版社，2005)凱恩斯的话无疑说过头了一点，但显然要比何文所谓的“无为论”和“无关论”更接近真理。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中国“新主流经济学”的兴起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没有什么经济现象比中国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家更有吸引力了。当越来越多的国外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中国时，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当仁不让地走在最前面，责无旁贷地去破解这一经济研究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为中国的制度变迁、经济和社会发展、民族复兴与崛起提供经济理论支持，是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主流经济学”曾经在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理论发展的进程中，发挥过积极的重要作用。但是，经济史与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主流的经济思潮、主流的经济理论范式和主流的经济学流派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没有哪一种思潮、范式和流派能永远占据主流的位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是以状态稳定的“成熟经济体”为事实基础和研究对象、以抽掉时间这一重要变量的静态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的；渐进而又迅速的制度变迁与快速的经济发展相融合是中国崛起的突出特征，而且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研究中国经济，就像小孩得了肺炎不去看儿科医生却去找内科大夫一样。理论范式的理论品质与中国这样一个“超巨型发展体”的基本特性之间的冲突，正是拙文中所说的“主流经济学”对中国现实问题解释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说，2003年和2004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2003年)和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郎咸平事件”(2004年)，意味着在此之前有着巨大影响的“主流经济学”其社会影响力已经衰落，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实践、新的发展目标和新的发展价值取向，需要和呼唤中国“新主流经济学”的兴起。

　　科学发展观为中国“新主流经济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理论价值导向，以及坚实的发展哲学与经济哲学指南。中国“新主流经济学”应该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内生性”而不应该是完全“拿来的”，它应该以中国的实践为事实基础，以我国发展新阶段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这是由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中国作为“超巨型发展体”的特性决定了应该以发展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替代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范式。尽管中国“新主流经济学”兴起的主要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但还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此形成共识并为此付出艰巨的创造性努力。

　　(作者单位：中共长沙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