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亚洲货币绞杀战(中)

　　泰国在与金融黑客交手的正面战场全面失利之后，又错误地主动投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圈套。对“国际组织”的盲目信任，将国家的安危轻易交给外人来裁决，使泰国再次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巨额外债是发展中国家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治国与治家其实是同样的道理，高负债必然导致经济健康状态的脆弱，在外界金融环境完全不可控的情况下，得以生存只能凭侥幸。在现实世界中，国际银行家操纵着国际地缘政治的走势，可以轻易使原来看起来很可靠的金融环境突然逆转，从而大幅度地增加发展中国家债务的负担，金融黑客再乘势发动猛攻，得手的概率相当大。

　　完全没有风险意识，尤其是对可能遭到巨大而无形的伦敦-华尔街势力的不宣而战毫无心理准备，这是泰国金融战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对敌人的主攻方向判断完全错误，导致先败于金融黑客，后惨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宰割，相当于失败了两次——东南亚国家普遍重复了泰国的金融战败的过程。

　　狼自有狼的逻辑，狼群更有狼群的分工。当索罗斯们在花旗银行、高盛公司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银行集团的策应之下开始猎杀行动之后，受伤倒地的“猎物”就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屠宰和拍卖，拍卖台下挤满了垂涎三尺的欧美公司。

　　如果说将收购的一家公司进行分拆打包再卖给其他公司的投资银行家能够赚到几亿美元的话，分拆和拍卖一个主权国家的核心资产至少能赚十倍，甚至百倍的金钱。

　　当亚洲国家试图建立自己的“亚洲基金”来紧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区内国家时，理所当然地遭到西方国家的普遍反对。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说，“我们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适当机构，是跨区域性及国际性的组织，而不是新成立的区域性组织，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影响深远，超越亚太区域的疆界。”美国财长萨默斯在纽约对日本协会致辞时坚称，“这种在危机时刻依赖区域援助的金融区域化观念……存在着真正的风险。”他指出，这样的做法会减少可以用来应付未来风暴的资源，也会削弱应付“跨洲危机”的能力。“这是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扮演核心角色的重要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主席费希尔警告，区域基金不可能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严格要求有关国家做出整体经济改革以换取援助。费希尔说：“我们不认为设立一个提出不同条件的庞大基金或是长期机构，对此会有帮助。”

　　日本原来是亚洲基金积极的倡导者，但是不得不屈从伦敦-华尔街的压力，日本财政部长三冢博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贯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核心作用。亚洲国家建议组织的这个基金，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辅助机构。”由东京设计的新概念将是一个没有资金的基金。根据东京的新概念，那将是一个营救性机构，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计划地预先调动资金，援助那些受到国际投机者狙击的货币，当设立亚洲基金的建议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提出时，马上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警惕，他们担心这将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

　　最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只得表示，“我们不至于自大到认为我们有能力充当复苏亚太区(经济)的火车头”，他说，尽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创的亚洲国家方面有所贡献，并将继续这么做，但把亚洲拉出经济泥沼并非它该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谈到亚洲基金时认为，若为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的作用而成立亚洲基金将有“道德风险”。

　　亚洲国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便在危难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却极端不合情理地遭到伦敦-华尔街轴心的坚决反对，而日本作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却全球受制于人，缺乏领导亚洲经济走出困境的起码魄力和胆识，不能不令处境绝望的东南亚国家心寒。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观点，让自己和自己的邻居拥有在惨遭劫掠的情况下相互帮助的起码权力，何以能产生“道德风险”？如此“有风险的道德”又是谁家的“道德”？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是把危机的实质看得比较透彻的亚洲领导人，马哈蒂尔说：“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进行交易，更不知道他们的背后还有谁。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赚取金钱后是否支付税务；同时，这些税务又付给谁。我们同样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背后。”他认为，在目前的货币交易制度下，没有人知道这些钱是否来自正当渠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钱，“因为没有人可以过问，也无从查起”。只要这些人向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攻势，那么不计其数的金钱就会涌向那个国家或进行抛售活动，任何人都抵挡不了。不论是货品市场、期货或证券交易，都必须在正当的体制下进行，“因此，我们必须管制货币交易，使之透明化”。马哈蒂尔随即遭到西方舆论界的全面围剿。马哈蒂尔尖刻的问题也许不太适合在外交场合发表，但他的的确确问出了所有亚洲人心里的疑团。

　　书名：货币战争

　　作者：宋鸿兵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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