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业嬗变》作者后记

　　

《变革二十年：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业嬗变》封面图 新浪财经图片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作者后记

　　推开手边堆积如山的资料，长舒一口气，终于到写后记的时候了！窗外36摄氏度的高温正侵袭着初夏的北京，回望一年多来的写作历程，那夹杂着兴奋、快乐、焦灼和困惑的记忆，那不眠的夜灯和滚烫的键盘，依然使我难以立刻从书中跳脱出来进入冷静的反思。

　　这次漫长的写作最初源于了却一名金融记者的烦恼。不得不说，中国的金融记者们赶上了最好的历史时机——2002到2006五年间，他们与中国银行业搭上同一艘海船，共同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航行。幸运的是，我正是其中的一员。但不妙的是，在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那个早晨，来自电视、广播、纸媒、网络的新闻喷薄而出，我却在爆炸式的新闻潮中感到一阵惶惑。一轮轮的集中报道给予了新闻事件最快速的传播，这是新闻报道的本能和使命，但它们有时更像一场集体狂欢，狂热、纷繁且极易破碎，当事件本身水落石出(而非结束)之际，往往也是新闻传播戛然而止的一刻。显然，面对中国银行业改革这部宏大的改革史诗，如此单薄的写作方式是难以承载的。

　　我关注和追踪报道交通银行已有数年，但每次只鳞片爪、点到即止的报道之后，这种困惑越来越强烈。契机出现在2006年初，一家网站约请我写一篇交通银行现任董事长蒋超良先生的传记，这个命题新鲜而刺激，我欣然应允。我与蒋先生因一次新闻报道而结缘，但蒋先生向来低调内敛，对于交流的深度我没有任何把握。出人意料的是，蒋先生非常坦诚，他用平和甚至随性的语调勾勒了他传奇般惊心动魄的前半生，后来的事实证明那只是纯粹的回顾，他根本没打算公之于众。但他启发了我和我的合作者王海明，再次交谈的时候，我向蒋先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写一本书，记录交通银行在此轮改革大潮中的跌宕起伏，并穿插进蒋先生异趣横生的人生经历。蒋先生在学生时代曾是文学青年和“愤怒诗人”，做董事长之后对银行企业文化的重视乃同业中少有，或许正是有这样的背景，他居然很快就肯定了我的想法，并告诉我说，此书正好契合了2007年交通银行重新组建二十周年的历史时刻，他愿意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但提出这本书只记录交通银行的改革历程，不要写他本人。在此，我们要向蒋超良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他的信赖与支持，为此次写作提供了最初的动力。

　　这样，我们方能坐下来，梳理一家变革中的银行——交通银行的发展史。事实上，交通银行正是我们管窥和描摹中国银行业改革脉络的最佳样本之一。因为，交通银行的重组，揭开了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序幕，它重建后的二十年，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二十年；它二十年间的进退阙如，折射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进步与挫折。

　　交通银行是中国银行业的一个缩影，这个影像的嬗变耐人寻味。交行的身上曾汇集了这个时代最好的元素——中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一家完成财务重组的国有银行，第一家引入国际一流商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大型商业银行，第一家在境外公开上市的内地商业银行。然而，这个胸口贴着“改革先锋”标签的先行者，作为

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产物，也一度迷失方向，踯躅不前：发展速度时快时慢，不良资产窟窿越来越大，管理体制未能逃脱行政化的阴影……因而，发展与改革的命题在二十年里始终相伴相随，纠缠在交行那些载浮载沉的岁月中。

　　我们希望本书的阅读价值不止于交通银行本身，因为交通银行身上所有的印记都是属于中国银行业的，它的荣辱悲欢一如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跌宕起伏。所以，我们在文中简要铺陈了整个银行业改革的概况，穿插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几家境况相近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改革片断，力图用简练的语言再现一些重大改革决策的出台过程和时代背景，凸现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几个关键历史节点，从而勾勒出中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整体脉络。不过，以我们的学识和阅历，这样的设想还很难被很好地贯穿进去，因而书中必定有诸多缺憾和不足，望请读者原谅并提出宝贵的意见。

　　在写作过程中，原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现任天津市市长戴相龙给我们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戴先生提醒我们，本书不是一本简单的行史，重点在于通过一家改革性银行展示中国金融改革的道路，所以脉络一定要清晰，既要写到当时的人物和大事，又不可过度纠缠于具体的细节，也不要太专业化。尤为可贵的是，蒋超良先生为本书提供了采访、收集历史素材的最大便利，同时也给予了我们内容方面最大的自由度，只一再提示我们要注意文本的可读性，以免湮没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

　　近年来出版的金融类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大多以知识性和专业性见长。而我们愿另辟蹊径，希望这个文本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让读者在比较轻松的氛围下去触摸和感受改革的痛楚与喜悦。这个想法看似简单，但要一以贯之，实则不易。关键在素材和叙述方式的选择。

　　一家银行在20年里发生的事情难以计数，自然不可一一赘述。交行发展史上，公认的三次飞跃为：重新组建、统一法人、香港上市。我们决定抛繁就简，围绕这三次飞跃，以1980年代中期和21世纪初开始的两轮金融改革为主体脉络，以交行历史上的五届领导在任时间为逻辑转换，以财务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香港上市等重大事件为依托，来完成整体叙述。其中，交行的重新组建开辟了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历史，把竞争引入了死气沉沉的割据市场；统一法人是交行在两级法人试验后的果断转身，两级法人制曾同时孕育了成长的机遇和倾覆的危机；香港上市则引领了内地银行境外上市的热潮，引发了各方的赞誉和质疑。

　　至于叙述方式，凭着新闻记者的职业直觉，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讲故事”的方式。讲故事是最富趣味的一种叙述手法，也最符合我们对书的定位——这不是一本专业书籍，所以不需要使用货币银行学的学科语言，也不必严格按照银行经营管理的门类来选材和划分章节；这也不是一本新闻作品的合集，因而可以暂别“短平快”的写作模式，尽可能在一些有意思的人物和场景上多着笔墨。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要让一个人坐下来看一本书实在太难了。写作时，我会偶尔假想自己对面坐着一个对中国银行业抱有好奇心的普通人，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专业人士，他的时间和耐心有限，一段刻板冗长的叙述会让他在半分钟内转换视线。所以，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文件中有价值但过于严谨刻板的段落，并从堆积如山的文献中挑选最精彩的片断。

　　既然立足于“讲故事”，我们便把采访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使书的主体内容皆源于对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的采访。同时，为了保证叙事的准确性，辅以了大量的文件、文献等材料。但是，实际操作的难度仍然超出预想。且不论二十年前发生的许多细节已经难以真实、完整地还原，更要紧的是，本书是一部关于“现在”的人的史书，但凡涉及功过得失的叙述，难以做到完全超然物外。再者，以蒋超良先生为代表的交行人行事低调，使得部分关于人物的描写不得不简化处理甚至留白。

　　非常荣幸的是，本书得到了戴相龙先生、蒋超良先生、光大集团董事长王明权以及原人民银行副行长、原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的大力支持，他们于百忙中接受了我们的多次采访，并对书稿的有关部分反复斟酌，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我们尤其感到荣幸的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先生和蒋超良先生为本书题写了序言，戴相龙先生、王明权先生撰写了推荐语，王明权先生还以他遒劲洒脱的书法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在历时一年多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交通银行行长办公室沈明智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联系了数十位受访者，并仔细审阅了书稿，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照片；驻京办主任周妍和唐静为我们数次赴沪采访提供了帮助，在此谨表最诚挚的谢意。同时，我们还要真诚地感谢多位创造和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受访者，包括交通银行原董事长潘其昌、原副行长陈恒平和王爱身、元老级顾问顾树祯、余瑾、沈其龙、缪警慈等。感谢交通银行副行长彭纯、首席财务官于亚利、周兴文、吴太石、林加群、吴伟、朱克鹏、吴国民、连平、周翔、应小明、胡晏斌、周昆平、俞康祥、宋峰、滕巍、刘堃、陈枫、许隆伟、张仕勇等同志对本书提供的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加群先生向我们提供了他的部分工作日记，日记如实地记录了交行重组过程中的许多珍贵片断。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他在繁忙的学术研究之余，通读全书，并为本书提出了九条非常专业的意见。感谢

北京大学出版社方希，她在反复阅读书稿之后，也针对本书的写作、结构、出版等等事宜提出了一系列宝贵意见，他们的指导让本书有了相当的提升。我们还要感谢交通银行的李强，他在书稿完成的初期，承担了本书最初的编辑工作。感谢我们的第一读者吴代陆，他为本书做了最初的校对工作。感谢责任编辑张铁为本书出版做出细致而有效的工作。最后，要感谢我们所供职的《21世纪经济报道》，这个以“新闻创造价值”为理念的媒体新锐，因其在财经传媒领域内的领袖地位，为我们近距离观察中国银行业改革并结识众多金融界精英提供了最好的平台。

　　吴雨珊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