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史学中的思想 感情和趣味

　　□徐友渔/文

　　读雷颐的书不纯粹是读史，而是会不断产生抚今追昔，从历史中找到钥匙的感觉

　　雷颐在他的《历史的裂缝》一书的跋中引证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话说：“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消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的想象力。”

　　这是他所心仪的治史境界，所以，此书一脱人们习见的缜密考据、反复辩难的面貌，集思想性、感情与趣味于一身，以随笔的形式，在对中国近代重大事件娓娓道来的同时，让人切身体会到历史的严峻与鲜活，人性在巨大考验面前的伟大、渺小或者惶恐挣扎。这是一本让人身临其境的书，也是让人面对现实浮想联翩的书。

　　它的思想性在于，作者在研究历史时带着强烈的、深刻的当下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决定了它的境界和风貌。作者研究中国近代史贯穿了一条红线，即探究中国人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在寻找国强民富的现代化之路时，是放眼世界向前看，还是因循守旧，是抓住机遇，还是错失良机。虽然历经改朝换代，但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与困局，在性质上与晚清以来的问题与困局常常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所以，读雷颐的书不纯粹是读史，而是会不断产生抚今追昔，从历史中找到钥匙的感觉。

　　这本书还充满感情，因为作者对历史人物充满感情，对历史现象、事件中折射的中国的命运充满感情。基于这种感情，作者对于所论列的种种人物，不论是执掌中枢、权倾一时的皇亲贵胄、封疆大吏，还是诤诤敢言、大义忘私的知识分子，都表现出一种同情性的理解。历史因为人的活动而有生命，历史人物因为其抱负、局限、雄心和私心得到同情理解和公正描写而栩栩如生。在雷颐的笔下，历史不是冷冰冰的过去。

　　作者不但把历史变成故事，而且显示了高明的讲故事的本领。复杂的政治背景、人事关系，三言两语就交代得清清楚楚，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有着墨不多但准确的刻画。作者尤其善于在看似不经意的描述中像文学作品般烘托气氛。 比如，在本书开首篇“曾赵之辩：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中，我们分明能看到一幅这样的画面：戎马倥偬之际、日理万机之余，曾国藩居然与下级议论起清王朝是否气数已尽的问题。幕僚尽抖“黑话”，主子步步进逼，剖析之精准，思想之大胆到位，既充满张力，又极具快感，这是我们在读《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和“隆中对”时曾经体会过的。

　　论到近代史及其人物，李鸿章是绕不过去的。长期以来，李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已成定势：与洋人打交道时步步退让，专干卖国丧权之事。改革开放中，“当代李鸿章”的帽子也飞舞过，并且吓退了不少人。但是，说李鸿章等于腐败无能、等于卖国，实在是昧于历史的偏见。当时的上层人物中，李恐怕是最了解情势，最有切实办法改变中国被动挨打局面的人。当然，他也不放过机会捞取私利和扩大权势。书中对李鸿章的旧官僚习气有生动刻画，但对他的深谋远虑、苦心孤诣，以老练、圆滑的手段推动变革图强大业，更有翔实叙述。

　　李鸿章首先是旧官僚，旧体制的弊病和陋习在他身上有明显表现。1896年5月，李鸿章出使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李在会见俄总理大臣维特时，谈及莫斯科霍登广场庆祝集会发生拥挤踩踏、近两千人死亡的事件。李鸿章问维特是否打算如实禀告沙皇，得到“详情已经呈报”的回答后，李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对此，维特的评论是：“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人前头了。”作者联系到中国在“萨斯”期间的瞒报，议论了中国传统深厚的官场文化和“潜规则”，进而论及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

　　“铁路与政争”一文则反映了李鸿章的另一面。铁路的重要不言而喻，但守旧派以“祖宗成法”为由百般阻扰，李鸿章使尽浑身解数，不论是指使他人上书，还是疏通朝廷权贵，或是亲自出马上奏，都被顽固派否定。最后，李鸿章在自己的地盘内打“擦边球”，找出“运煤”这个不关乎意识形态方针大计的小理由，终于促成由海军衙门办理修路。不过，当李想扩大战果，把铁路修到天津、北京一带时，却遭到顽固派的拼死反对。 论战方酣之际，另一洋务派大员张之洞提出方案，主张避开京畿要地，改修腹省干路，这个计划得以通过，但明显具有限制北洋系势力扩张的含义，李高兴不起来，态度消极。之后，由于日、俄威胁加剧，李终于得到修建关东铁路的机会。李的盘算、等待功力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在甲午战争前夜，清政府决定挪用经费给慈禧太后祝寿，山海关到沈阳的主要部分铁路竟被迫停建！

　　这种种曲折，反映了当时新旧思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利益博弈与纠缠，远非以前“爱国-卖国”、“革命-反动”的简单说辞所能解悟。-

　　《历史的裂缝》，参见本刊2007年第12期“本刊6月荐书”。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