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侯美丽

　　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江湖沉寂，却于迟暮之年赢得了最高赞誉，这其中的传奇、曲折、荣光或者痛苦，到最后凝结成一张平和的笑脸。

　　11月23日下午，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在离百岁只有一年多的时刻，安详地走了。

　　记忆的指针首先被拨回到1945年。作为哈佛博士生的张培刚完成了毕业论文 《农业与工业化》，虽然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但彼时除了500美元的奖金外，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名头。一直到时隔40年后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正就对外开放展开大论战，经济领域的著作在沉寂了多年之后逐渐被重视起来，张培刚这篇尘封的论文才得以被发掘，并被称之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他也因此赢得“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乃至 “发展经济学之父”的光环。

　　彼时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瓶颈。在经济建设初期，中国的工业化照搬了苏联模式，过分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不重视农业及其与工业的协调发展。而张培刚的这篇旧文刚好为研究者提供了理论支持。现在回过头来看，“张培刚模式”完全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从此，人们对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给予了不吝笔墨的赞美　　刘易斯因《经济增长理论》获得诺贝尔奖，其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而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兼顾的思想所要求的不是牺牲，是将农业作为产业的一部分，与工业共同协调发展。后来刘易斯也对此作出了反思：“过去我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看来这是错误的。 ”更为国人所心心念念的是，刘易斯的理论比张培刚提出的要晚好些年，因此张培刚似乎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也曾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但历史已不可能重新写过。

　　最让人扼腕叹息的是，时代跟张培刚开了个大玩笑。回国三年后，期盼学以致用施展经世之才的张培刚于1949年担任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同时担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但是张培刚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旋即泯灭了。他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数“螺丝钉”中的一颗，被安排在一个远离经济学研究的位置上。

　　彼时的中国为了适应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决定在武汉建立一所工学院。 1952年，张培刚被任命为华中工学院第三校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其前址是三个村庄，一片农田和无数坟场。作为“工头”的张培刚，首要工作就是劝农民搬家迁坟，几乎一天到晚在工地上，写论文做研究成为奢谈。此后的三十年便简练为一段资料：1957年，张培刚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0年；“文革”期间在咸宁劳动，被批斗。此外别无他话。这位让国内外许多著名经济学者为之脱帽致敬的经济学家，在他正当壮年最富创造力的30多年当中，却是在养牛、种地、盖房子……

　　被埋没了半个世纪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于张培刚的介绍开始多了起来，他被推选为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等。1989年他写的《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一文力挽狂澜，拯救发展经济学于危难之际。那时学术界认为发展经济学走向衰落，张培刚不仅为发展经济学正名，而且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2006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首届张培刚奖颁奖论坛，何炼成、林毅夫、史晋川等名家获奖，在华中科技大学一号楼学术报告厅内，许多扬名已久的经济学家自发起立以长达一分钟的掌声向张培刚表达敬意。这个长期不为公众所知的“隐居”老人，终于铸成一面旗帜供人膜拜。

　　记者了解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张军扩，企业研究所前任所长陈小洪，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微博)，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均是张培刚的学生。

　　“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张培刚这幅看待人生的座右铭，同样警醒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