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为什么容易说错话(2)

　　龚丹韵：问题就在于，高估经济学准确性的不仅是公众，辩论到了不惜打赌的地步，恐怕经济学家自己也极度自信了。

　　陆铭：这门学科的架构容易让懂它的人怀揣自信。它喜欢从简单、清晰的条件出发，把一个复杂的机制抽丝剥茧，解释清楚，用的数理工具又是那么科学、逻辑上无可辩驳，往往令人十二分信服。但是，抽象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当代经济学理论，已经越来越多地吸收多元视角。比如，过去是从个人理性出发分析现象，现在也开始注重人的社会性，意识到人还活在社会规范、文化伦理之内，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分析方法，正在融入社会性维度。经济学已经开始意识到可能抽象过头了，有些东西不可量化，有些假定需要修正，社会科学总体来看，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各派都有，百花齐放。但经济学新的前沿潮流进入大学课堂，还有一段时间，如果自己不及时更新知识，难免会对已掌握的那套旧方法过于自信。

　　只能说，经济学家要懂得向公众发表观点时保持谨慎。经济学是有局限性的。经济学家也不过是掌握了这门学科大厦里的一个小角落，经济学家的局限比经济学来得更大。有些公共话题，尤其需要多学科的视角。学者仅仅是从自己的领域提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而已，不能太笃信形势一定会按自己的分析走———即便这些分析道理上都对，现实世界也往往出人意料。

　　龚丹韵：经济学家的公信力每况愈下，或许更多是因为公众对不负责任的言论积怨已久。

　　陆铭：我想这方面媒体也有责任。比如前段时间谈粮食涨价，中国其实有不少很好的农业经济学家，但在媒体上没声音。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财经记者，大多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保证了专业水平，采访的时候，该领域的专家应该找哪几个心中有数，专家的观点谁更对一点，也能大致判断出来。中国财经媒体还不够专业，不仅自己缺乏判断力，而且谁有名听谁。舆论被太多什么都懂、其实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学家”占领了。

　　其次，经济学者也有很多类型。学院派一般比较严谨，不轻易发表结论。为政府决策咨询的学者，偏应用性研究。媒体上的经济学家，喜欢面对大众，预测形势。不否认后两种也有一定价值。当问题紧迫时，比如人民币汇率要不要迅速升值，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中国市场究竟有多少游资。可现在游资多少谁都说不清楚，而它对决策影响太大，等研究出来早来不及了，那学者需要凭经验和有限的数据去推断。这时候下的判断固然不够严谨，但是也需要。每一个学者从学术严谨性上，对自己的把握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没十足把握就不说，有的认为特别紧要的问题，有几分把握该说了，还有的怎么出名怎么说。第三类少一点，不负责任的言论就会少很多。

　　龚丹韵：一些热点话题，如教育、医疗、国有资产流失、火车票定价，年年吵个不停。偏偏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总是站在“冷酷的效率”一边，让大众觉得不顾及民生道义。

　　陆铭：其实经济学家是非常讲道德的，只不过经济学为了实现道德目标，用的是现实逻辑，而不是观念上的理想。比如我们认为浪费资源，从结果看就是不道德的，所以总想通过追求效率和增长的方式，让符合道德的结果得以实现。而公众一般会看这些做法首先符不符合情感直觉，道德的先验判断和学理判断有时混在了一起。对经济学家“冷酷”的误解，恐怕是全球性的，难以避免。当公众、媒体更成熟一点，学者讲话更小心一点时，彼此就会磨合得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