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与中国发展同行的国情研究专家

　　本刊记者/马文良

　　胡鞍钢很忙。打电话的时候他还在回北京的路上，说下午四点的时候在清华大学纳米楼有一个课程，针对博士后的。他说：“等课程结束了我们再聊。”

　　第一次见到他，出乎意料。不管是从气质和长相，你都很难看出他已经年过半百。握手有力，他说去我办公室吧。他在前边，健步如飞。怎么看，他都像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做事风风火火、健谈且有见地，说话字斟句酌，其间伴随着手势来强调重点——这就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给我的第一印象。

　　而这个人，绝非常人。一是经历传奇：小学文化程度下乡的知青；中国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工科博士出身的国情专家；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二是角色微妙：他不光为中央建言，还为贫民讲话。他的研究站在决策层的高度，并屡屡被国家决策层采纳，被视为对国策制定有影响力的少数学者之一。他编撰的《国情报告》成为国家领导人参阅的报告，迄今已发行900多期。他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利益得失。他说自己与中国兴盛同行。

　　有人说，有时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观点的人,但他往往是第一个把观点引入到中央决策的。因为他在中国高层决策者中已经树立了可以信赖的品牌和信誉。这位32岁开始从事国情研究的著名学者持久地影响中国高层决策,化为许多重大政策,推动着中国改革的进程。他还多次出席国家主要领导召集的问策会，应国家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成为高层决策圈的著名智囊。

　　就是他，在一个平常的傍晚时分，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的一幢大楼内，坐在我们面前。此时“两会”举国关注，胡鞍钢递给我们一本2008年3月出版的《国情报告》，封面上注明是专刊:《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2002-2007年)——兼评第十届国务院》。他说，从历史视角和国际视角看，过去五年，中国宏观经济保持良好势头，绝大多数预期目标得以实现，本届政府不仅是中国历届政府做得最好，也是同期全球做得最好的政府之一。

　　我们的谈话，从这儿开始。窗外的风声阵阵，却是春天了。

　　“北大荒”出来的博士后

　　胡鞍钢1953年4月出生在辽宁省鞍山市，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祖籍在浙江嘉善。父母50年代毕业于上海交大,父亲是全国劳动模范、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孩提时代的幸福时光加上受到父母的影响，胡鞍钢从小就立志做一名知识分子，回馈社会、报效祖国。10几岁的时候，他就开始通过阅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了解国内外大事，什么古 巴危机、中苏论战、越南战争、“四清运动”、批“三家村” 运动，并与与父亲讨论国际问题。他具有国际视野,并致力于研究中国国情,中国的崛起是百年不遇的历史机遇,他为自己能参与与推动这样的进程而骄傲和自豪。

　　生命就像一条河，在你意料不到的地方突然拐了一个弯。1966年6月，13岁的胡鞍钢刚刚小学毕业，还来不及参加初中升学考试，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很多人的生活因为这场变革而改变，胡鞍钢也不例外，像其他同龄人一样失去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平静的生活从此被打破，胡鞍钢也走向了另外一条继续学习的道路：“上山下乡”。1969年9月，16岁的胡鞍钢同近十万名北京知识青年奔赴北大荒，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农工。

　　一晃就是7年的光景。北大荒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在这里，胡鞍钢经历着生命的成长。每天凌晨起床，半夜挑担往田间送饭，仅仅四五个钟头的睡眠时间使他磨练出一种不言退却的钢铁意志，而这，也为他未来选择的道路埋下了伏笔。

　　1976年10月，胡鞍钢转调到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成为一名钻探工人。这段生活更为艰难，出没于穷乡僻壤，跋涉于山川沟壑，借住在当地老乡家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多年以后，回忆那段生活，胡鞍钢充满感慨：“只有了解农村，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验了中国几亿农民生存之艰难，生活之贫困，文化之落后。当时我不断思考着为什么中国广大农村仍然是一穷二白？中国如何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我困惑不解。”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这流传甚广的诗歌是否于胡鞍钢些许振奋的力量？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文革”虽然剥夺了胡鞍钢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却不能阻挡他求知的脚步。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胡鞍钢拼命从书中汲取营养。马列选集和毛选、历史和哲学、数理化……“我要读书”成为他当时最强烈的愿望。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克服一切困难求知让他在这段时光中阔步前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时光倒流，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给了胡鞍钢新的希望。这一代经历了“文革”的年轻人重新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当时，仅仅小学毕业程度的胡鞍钢心怀忐忑，地质勘探队的领导也劝他慎重考虑。尽管初高中课程都是在农村自学，可对未来充满憧憬的胡鞍钢还是毅然参加了考试。谁也没有想到，1978年年初，胡鞍钢接到了唐山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水滴石穿、苦尽甘来。“拿到通知书，我激动不已，我十分珍惜这次读书的机会，因此我比其他许多人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和时间。”他说。

　　1982年初胡鞍钢从唐山工学院毕业获学上学位后，1984年底又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此后，他又于1988年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毕业获博士学位，1993年完成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后研究。1993年在美国Murray state University经济系做访问学者；1997年在美国MIT人文学院做客座研究员；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做客座研究员；2000年任日本庆应义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访问教授；200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访问教授；2003年初在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研究员。

　　如今，从“北大荒”走出来的这位经济学家由于他的多项研究报告对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并且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1991年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学者”。1995年初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5年经美国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评选，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1995年以来，连续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项奖励；2000年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选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特优项目；2001年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生命是一首诗歌，胡鞍钢一路无怨无悔。

　　胸怀天下：大计也要问于民

　　胡鞍钢挑选了一条充满挑战的学术之路。从1985年起，他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其中的主要研究人员，系统地从事中国国情研究。他重视民情，重视到基层进行调研工作，成为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并获得了中国国情研究“第一人”的美誉。2000年他被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聘为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后，开始编辑出版的《国情报告》。这些报告和政策建议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有些更是写进了重要文件之中。

　　1988年，《生存与发展》问世。在这部成名作中，胡鞍钢系统地把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重大问题纳入中国中长期发展体系中加以研究。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他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坚持持久战。胡鞍钢还富有远见地提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选择西方的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寻求一种新的长期发展模式，探索一种中国独特的生产力发展方式。这个报告发表后，立刻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中央领导同志还专门组织有关的专家进行讨论。当时的邓小平和政治局常委调阅了报告全文。

　　1989年6月底胡鞍钢同他人合作的《关于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研究报告》所提出的建议成为同年11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国经济发展指导方针。当时他仅有36岁。

　　1993年6月中旬,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摘要在新华社内部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为1994年之后的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提供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 报告内容所建议的7项建议: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纵向分权,按四级政府政府(中央、省区、市县、乡镇)运行机构；国家财政收入实行现代分税制，三级财政征收(中央、省区、市县)、四级财政使用(中央、省区、市县、区乡)；统一税制、统一税率，不应对外国公司施行优惠税率；开征个人所得税；实行社会保障计划，开征社会保障费或社会保障税；取消预算外资金等。有多项先后被采纳和实施。该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无可争议的地位。

　　1994年，胡鞍钢等发表了《中国地区差距报告》，提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已是当务之急；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不是扩大而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地区差距的思路，是通过国际通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投资重点分配制度等。引起全国政界、学界关注，为国家区域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依据，部分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层的采纳。

　　1998年2月胡鞍钢发表了题为《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的国情报告，朱镕基总理、吴邦国副总理作了重要的批示。之后,胡鞍钢继续在1999年3月,提出了中国应当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战略性观点。

　　2000年，胡鞍钢发表了关于二滩水电站的一份报告，被认为是他所撰写的影响最大的一份咨询报告。朱镕基同志马上作了重要批示，还被当日的国务院《每日要闻》摘录，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高度重视，并多次讨论二滩水电亏损事件和电力体制改革。国家计委及有关部门几次召开会议讨论电力体制改革问题。这份报告被认为是催生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因素之一。

　　2003年4月13日，胡鞍钢执笔撰写了《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一文，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这是较早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递交的有关如何处理SARS危机的报告，提出9点建议，后来也陆续被采纳。到6月底胡鞍钢领导国情研究中心连续编发了32份关于“非典”的研究报告，密集性地向决策者提供决策信息、决策知识、决策建议。

　　2004年1月,胡鞍钢的新作《中国:新发展观》,全面阐述了新发展观的内涵,并且简要披露了新发展观的脉络:1999年国家计委在讨论十五计划思路时,胡鞍钢向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直接建议“以人为本”应该成为制定“十五”计划及长远规划的指导思想。2000年,胡鞍钢与邹平合著《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一书,又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新发展观。

　　胡鞍钢认为：“在一个民主化程度愈来愈大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者。这取决于你是否获取了全球最新的知识，取决于你对人类已有的最好知识的了解、吸收、体会和积累，取决于你对这些知识的本土化。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胡鞍钢自己也不否认,与很多学者相比,他找到了更独特的方式被领导人采纳意见。研究中国问题,胡鞍钢从不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而是同时考虑社会、政治的角度。他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不从政治上着手是解决不了的。只有使得决策者产生共鸣,形成政治共识,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最终形成社会共识,推动中国发展与变革。 譬如,在写报告时,不是单纯的提出问题和现象,而是真正站在国家的立场和大多数人的立场,提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不仅经济可行,而且政治可行,这样使决策者便于采纳。

　　“如果说‘两弹一星’搞的是物质原子弹的话，好的决策知识和公共政策则是精神原子弹，关键是要把精神原子弹变成物质原子弹。”胡鞍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