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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儒：中国金融改革名将 金融教育家(2)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01日 11:24 新浪财经
证券拓荒 1992年10月，刘鸿儒迎接又一个新的挑战，出任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1995年，他急流勇退，离开官场，潜心于研究和教学工作。 不管是在沪、深股市总市值曾一举冲破33万亿元人民币的今天，还在18年前沪、深证券交易所的诞生之时，中国股市一直堪称为金融市场上“三驾马车”中最吸引大众眼球的“一驾马车”， 许多人的欢乐和悲伤、喜悦和绝望都在“牛”“熊”市的波谲云诡中交替上演。同样，在刘鸿儒主持的诸多金融改革中，让他成为热点人物被推到风尖浪口的也是风险和敏感度更高的证券市场。 他坦言，昔日主持证监会工作时并不轻松，每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股市猛跌，下边有怨气；股市猛涨，上面有意见，怕出风险；不涨不跌，所有人都有意见，说这个市场没有价值”。 细究起来，刘鸿儒对资本市场的研究远早于他出任证监会主席。他在人民银行时主持起草“建立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金融市场体系”和“促进资金市场(“资金市场”一词沿用苏联对资本市场的表述)的形成”等建议都在1985年的党代会上通过，列入“七五计划”，但那时，资金市场不被重视，直接融资连“辅”也没有“辅”，几乎等于零，这也成为他的心事。1988年至1992年，刘鸿儒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具体分管财政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和股份制公司研究试点， 他把精力主要放在股份制和股市的研究上面，决心把这项工作做好。 刘鸿儒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资本市场中数量最大的是国库券，数量最小的是金融债券，争论最多的是股票市场。其实从政府角度最初并没有整体方案和计划，实践中是客观事物发展推进到那一步，就做到哪一步。 中国股市拉开序幕、进入集中统一规范发行和交易时代的标志是，1990年年底和1991年年初，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但其实在这之前，中国股权融资伴随着股份制的实践已慢慢地在经济发展的土壤中潜滋暗长，自发、分散地交易着，同时一些矛盾和不规范也相随相生。 关于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和中国第一张股票 有多个版本，这背后的故事也体现了探索中国股份制改革走过的曲折之路。 1984年9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发行定期3年的股票。同年11月,上海飞乐电声总厂成立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小飞乐)，面向社会公开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不过，这都是单向的发行，真正有买有卖的证券交易是在1986年8月，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开办了窗口交易，一个窗口买卖股票，一个窗口买卖债券，后来，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区办事处也有了柜台交易，交易价格都是写在小黑板上。刘鸿儒说，他参观后看到交易量很小，但觉得意义重大，“这些新鲜玩意儿”在当时轰动一时，一些海内外媒体惊呼“中国出现二级市场了”。 1986年11月，人民银行与美国证券界人士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研讨中国证券、金融市场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会议代表，接受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带来的两件礼物——美国证交所的证券样本和微章，并回赠给他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这一举动引起了国内外新闻舆论的极大兴趣。日本一家媒体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他们灵敏地从中觉察出：中国企业行将全面推行股份制，中国经济终将走向市场化。 刘鸿儒说，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他刚开始找的是天桥商场发行的股票，拿过来一看发现是定期的，既有分红又有利息，不规范，于是他就联系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拿来“小飞乐”的股票，送给了美国客人。后来，这张股票作为中国第一只股票在美国证交所展出。 1985年银根紧缩，国务院发文明示“企业可以利用股份制形式筹集资金”；1987年，中共十三大，真正明确提出股份制改造；1988年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开始试点，同时，各地证券公司开始经营国债、企业债券和股票，“中国一代证券人”由此成长。由于自发交易有一些不规范，也埋下了隐患。 1990年春，深圳经济特区3个交易场所突然火爆起来，“买到股票就等于发财”的观念在人群中间甚嚣尘上，抢购“热潮”高烧不退。“虽然上市交易的只有深发展等5家小企业的股票，但交易窗口前的马路上全是人，大有全国的资金在向深圳聚拢之势。”与此同时，上海也跟着“热”起来，受国务院委托，时任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以调查组组长的身份进行了3次调查，并协助两地政府规范股票市场。 股市的情况也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一些反对意见主张取消试点，他们认为“凡是股份制和股票市场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产物，中国搞社会主义不能走那条路”。刚刚萌芽的证券市场面临着被剔除的危险。 1990年11月，深圳和珠海特区成立10周年大庆，江泽民总书记在深圳了解了股票市场的情况后，于返京途中和刘鸿儒在飞机上聊了两个多小时，把“大家担心的问题都问了”，比如，股票市场的钱从哪来？股价为何这么高？股票涨价以后，谁赚谁亏？共产党员买股票怎么办？当时，田纪云、温家宝等领导人也在场。刘鸿儒就据实回答：“95%是散户的钱，但这并没有影响所有制，因为60%的股份仍属国家和集体单位。”他坦率地阐述了自己观点：“股票市场试点不能撤销，改革不能后退，否则在国内外影响太大。因为没有经验，可能会走弯路，但不能稍有问题就带上一批政治帽子，否则谁还敢搞实验？” 刘鸿儒还以一名老共产党的名义向江泽民同志作出保证：“请您相信，我们不会搞私有化，社会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会改变。” 最后江泽民同志决定股市继续试点，但暂限于深、沪两个城市。在定下股票市场继续进行试点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也诞生了，从此股市结束了各自为政、分散交易的时代。 刘鸿儒说，“保留这片改革成果，是党中央的英明决定”，而他竭尽为之力争则是为了要“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资本市场的道路”。 虽然股市保留下来了，但大家的认识并没有完全统一。由于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1990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增添了紧张气氛，反对呼声总是担心“社会主义事业就此断送”。刘鸿儒心里也忐忑不安，“我们是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搞资本市场试验的，搞不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直到邓小平南巡谈话传过来，明确了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并不只是姓“资”，也可以姓“社”，可以做试验，但要谨慎，中国资本市场才得以曙光重现。1992年2月，刘鸿儒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了江泽民传达的小平谈话精神后，“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感觉到气氛也不那么紧张了，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做了。” 当时很多人问社会主义发展资本市场的根据是什么，刘鸿儒特意在《马克思思格斯全集》中找到了“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马克思1858年4月3日写给思格斯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说，股份资本是导向共产主义的“是完善的形式”。1992年小平南巡谈话发表后，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引用了这句话。 这年年初，体改委和国务院生产办在深圳联合召开了一个股份制座谈会，会后向国务院做了汇报，时任副总理朱熔基主要提出“股份制试验也要规范，不要搞乱了”。体改委就此多次开展调研，交流经验，出面组织有关部门出台了有关工商注册、财政管理、会计制度等方面的13个法规。其中一项法规中明确规定，凡是实行股份制的国有企业及其股本构成比例，由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上市公司公有股占60%左右，40%是市场流通，因此留下了为人所诟病的“股权分置”这一历史“包袱”。 “这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刘鸿儒说。有的年轻人指责国有股不流通的设计不对，是对历史背景缺乏了解。在股票市场生死存亡的关头，为消除人们私有化疑虑，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只能用机械的国有控股比例来解决。对于这一国有股流通的难题，2005年中国证监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经过两年努力，目前这项重要的改革已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把整个资本市场都“盘”活了，发展速度犹如“轻舟已过万重山”。刘鸿儒对资本市场一直抱有信心，他在1998年曾发表文章预测，10年以后，股票市值将超过30万亿元。如今，预言成真，深、沪总市值已雄居世界前列。 13个法规的出台使股份制进一步推进，新一轮股票热袭卷而来。1992年8月，深圳发行新股认购抽签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几十万名“抢购大军”，“僧多粥少”加上工作人员私分认购证引发了许多人的不满，有的群众情绪激动围攻市政府，引起中外关注，发生“8•10”事件。时任副总理朱熔基同志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国务院紧急决定要建立监管机构。朱熔基建议刘鸿儒“出山”，经过多次谈话，尽管刘鸿儒也感到有压力，但大局为重，他乐意地服从了组织安排。 1992年10月，国务院正式确定成立一个由朱熔基亲自出任主任、十三个部委参加的证券委，下设证监会，负责日常监管和决策执行。刘鸿儒担任证券委副主任、证监会主席。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监管体制开始形成。不过，“开山始祖”不那么好当，创立之初“家徒四壁”，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还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当时，刘鸿儒还经常鼓励证监会的员工“不要害怕各种责难，要有为事业奋斗的精神，严格依法监管，勇于开创局面”。 他租了保利大厦的两层楼作为办公室，除了请国内有关部门调配专业人员外，还聘请了不少曾在海外留学及华尔街“打磨”过的人。指导思想是“专家为主、廉政为本”。 刘鸿儒带人多次去海外访问学习，反复与专家、学者以及海外的朋友座谈，然后“现学现卖”。在仔细比较了美国、英国和香港三种市场监管模式的异同后，经反复研究认为，可参照运用“香港模式”。 国务院听取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四层监管体系。第一层是社会监管体系，主要指的是中介机构发挥的作用，包括注册会计师、律师等对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的招股说明书、财务报告等进行审核、签证，承担法律责任；第二层是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经营机构组织的证券业协会，属于自律性监管体系。第三层就是证监会带有准政府性质，主席和委员由国务院任命；第四个层次是政府管理机构，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来统一协调股票、债券和国债的有关政策，负责宏观管理和指导、监督证监会的工作。 为借鉴国外防范风险的经验和教训，1993年初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性证券会议。刘鸿儒做了上任后的首次正式报告，主题就是股票市场的风险与管理。他系统地介绍了从1929年至1933年全球经济大危机以来发生的股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原则。他说，有股市就有风险，想彻底铲除是不可能的，股票市场发展就是一个风险不断出现不断治理的过程，一定要立法，严格执法；一定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一定要发展机构投资者；一定要不断地规范市场运作。 报告中还强调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石。后来有人将其上升为“基石论”。刘鸿儒说，这个工作报告由他亲自起草撰写，是他工作几十年来花费心血、气力最多的一个。后来，该报告被《人民日报》用整版刊登。 开荒的工作烦琐而沉重，制订资本市场的运行框架、游戏规则是重中之重。在证监会成立前，中国的证券市场只有上海和深圳的地方政府颁布了一些法规，难以适应全国的需要。刘鸿儒在任期间，先后推出《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与此同时，他们相应地搞了几十个配套的法规，让市场初步可以依照一个统一的准则来运行和监管。 这些法规，在以后的若干年内，为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发展资本市场，他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一系列开天辟地的工作。B股市场、H股、期货市场、国企海外上市，一个又一个创意方案在他们手中成为现实。 1990年我国开始研究利用国内股票市场吸引外资的办法。 中国建立证监会之初，德国奔驰汽车公司和香港东亚银行希望在A股市场上市，“因我国股票市场刚刚建立，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没有办成”。刘鸿儒说，后来他着手研究B股，因为中国有外汇管制，一下子开放股市，带来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太大，所以设计出A股和B股的办法，用明确的“三八线”严格划开，只允许境外投资者用外汇买卖，但是市场不活跃，利用外资效果不大。 在研究B股之后，香港有关方面提出关于国有企业改组后到香港上市的问题。1991年12月，受国务院委托刘鸿儒率考察组在香港考察后认为，虽然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利弊兼有，但利大弊小，应当积极而又审慎地进行。1992年4月下旬，当时的香港联交所主席李业广率团到北京访问。朱熔基副总理接见，李业广又提出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的问题，朱熔基当机立断表示：选择10家左右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并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负责此项工作。内地方面由刘鸿儒牵头，香港方面由李业广先生牵头。经过一年的讨论和准备工作，解决了法律、会计、外汇、上市方式等问题，1993年6月29日，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在香港发售股票并上市，开创了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的先河。 刘鸿儒一直呼吁开放机构投资者入市，大力发展专业的证券投资基金。 1990年，他在上海就曾和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朱熔基同志探讨过基金的有关问题。当时股票风险很大，老百姓承受不了，俩人在一起商量如何减轻老百姓承担的炒股风险时，想到了基金这种投资工具。1991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基金的专访，为了通俗易懂，他将基金比作“投资合作社”，社长代社员们投资，实现风险分散、收益共享。1992年成立中国证监会后，他仍努力推动这件事。1994年，上海和深圳股市长时间低迷，为了增强信心，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试办中外合资的投资基金，草拟的方案上报后，得到国务院领导的初步肯定，但是遭到了一部分人反对，个别人甚至在不了解方案的全部内部情况下，指责这是卖国主义的行为，加上当时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动荡，后来该项建议无疾而终。 直到1997年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中国的基金业开始了全新的发展历程。直至今日，证券投资基金已成为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于发行价格，刘鸿儒一直坚持证监会不能去干涉，他认为应由市场自行决定。他曾两次陪同江泽民同志去上海调研股市，第一次去时，正逢股价大涨，有人反映发行价定低了，国有企业损失而二级市场赚钱了。江泽民问刘鸿儒怎么看，刘鸿儒说这是市场供求双方定的，证监会不能直接管；第二次去碰上股价猛跌，有的甚至跌破发行价，有人反映股价定高了，老百姓吃了大亏。但刘鸿儒说这还是市场定的，由投资人选择股票，自己承担风险。政府不能包赚，也不能补亏。政府的责任是完善立法，严格执法，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保护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而不是直接制定价格、审批价格。 刘鸿儒强调，对证券市场，政府要改变当“婆婆”的习惯，政府伸出的“手”应适可而止。但即便如此，教训也太深刻了，应逐步淡化行政色彩，走市场化的道路。 股市发展关系千家万户的投资者，初期，股民只习惯涨，不习惯跌，个别股民没有风险意识，炒股亏钱后便失去冷静采取不理性的行为。自担任证监会主席职务以来，刘鸿儒被报纸和电视频频“曝光”，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的同时，也使他承受了许多难言的压力。 但正在他准备退隐前夕，爆发了导致国债期货市场关闭的“三二七”事件。1995年2月23日下午，上证所327合约空方主力在行情飙升后违规操作，采取大量透支交易的方式打压价格，造成327合约暴跌，并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当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决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 国债期货市场以短暂的辉煌换取了一笔昂贵的学费，刘鸿儒说，这个事件也暴露出地方政府分别各自管理证券市场的弊端。他表示，在中国，引进了国际做法，逐步发展期货市场，原本是一项重大改革措施，但在进程中出了偏差。到1993年底，各种商品期货交易所达到40多家，比当时全球的期货交易所的总量都多。中央有几个部门和各地政府插手审批管理，从建立证券交易所中得出错误信号，谁先“占山头”谁得好处，造成了混乱局面。政府部门组建的期货经纪公司300多家，不讲规划，欺诈行为屡屡发生，互相告状和投资者告状不断，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给领导层造成很坏印象，为以后发展自筑阻力。 十几年来，刘鸿儒亲身参与和推动了资本市场这一新生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他表示，中国证券市场十几年走完了国外几十年的路，靠的是不断学习别人的经验，找到了一条捷径，但还应该注意避免“水土不服”。 离任之时，刘鸿儒对中国证券资本市场规范化发展的方向和运行框架已初步形成感到慰藉。中国证券市场的地位以法律的形式被确立，股市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再也不会发生要面临被关闭的那种提心吊胆的状况了。他表示，“第一届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把这些事情做起来，任务就算完成了��其他的，后人来做。” 这个承载了无尽智慧和心血、牵动众人喜怒哀乐的资本市场，也是刘鸿儒付出心血最多的一项工作，除了“开荒铺路”的基础性工作以外，他在离休之后仍然积极为股市发展献言献策。从1992年起，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八届和九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退下来以后，他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名义上书国务院，提出让保险资金进入股市的建议，后来促成了中国保险资金透过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股市等政策的出台。除此之外，他创办了中国资本市场研究会并担任会长，目前仍在致力于这个领域的前沿理论研究。 他离任时，“大家对资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还是没有统一，总是摇摆不定。”这也是他在任时希望解决却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退休后，他不断研究写文章，呼吁加大对资本市场的重视。他说自己在认识上也有一个过程。上世纪80年代初，他提出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主张；1990年代提出要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摆在平行位置，谁为主由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来确定；近几年，他深切体会到直接融资特别是资本市场，已经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前途命运，进而提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要平行发展、交替运行，成为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让他感到很高兴的是，在中共十七大报告里，对资本市场作用的肯定“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我是在‘开荒’的实践中走过来的，深知每走一步是多么艰难，每取得一个进步又是多么高兴，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创业人员对亲自经手的改革成果怀有的一种特殊感情。”刘鸿儒说。 对于曾经历的压力和困惑他一笑而过，“都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但上了‘车’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轻易‘停车’”。他表示，中国资本市场是在争论中发生，也在争论中发展、成长和壮大。将来还会有一次次的争论发生，争论的最大赢家——还是整个市场。 教书育人 1980年，在人民银行担任副行长的刘鸿儒主抓金融改革，在研究、设计改革方案和逐步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才问题。刚刚走出10年浩劫的中国金融业百废待兴，“每一处都象荒原期待种子一样期待人才”。 目睹金融改革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在人民银行党组领导下，刘鸿儒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上下奔走，四方联络，1981年9月，在占地面积约16亩的北京海淀东升公社卫生院的简易楼房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诞生了。由于地处五道口，后来“五道口”便成了它的代名词。 “当时人们的思想以及知识结构都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水平，全国银行的广大干部，从上到下，包括我自己，都不懂市场经济。”刘鸿儒说，坐等高校进行教育改革、培养新型人才是来不及的，只有自己创办学校培养新鲜骨干人才。 那时，学校建筑布局形似“工”字，大家都管它叫“工字楼”，前楼是教室，后楼是宿舍，图书馆由几个书架搭建而成，吃饭就是一个大食堂，体育和娱乐设施基本上没有。“虽然条件很苦，但是并没有同学在意这些，”84级学生李言赋现担任研究生部副主任，谈及学生时代，他说那时同学们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对知识的渴望和热情盖过了一切。” 正如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所期待的，大多数学生后来成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骨干力量，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中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中国第一只基金、中国第一家银行卡公司、中国民间最大信用社、中国第一家柜员制银行��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沿阵地上都活跃着“五道口”学生的身影。 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大腕”级金融人物，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罗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彭纯、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万建华、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朱从玖、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张育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以及一批各金融部门的负责人，等等。不胜枚举。 改革，需要胆略和勇气，创办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不仅是刘鸿儒深刻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更是他敢为人先，主导的一次对金融教育的大胆改革和试验。 刘鸿儒不仅创办了“五道口”，还赋予“五道口”独立的灵魂和个性，他开教育领域之先河，集中师资力量推行实务教学方式。 当时，学校办学有两个指导思想。第一没有大量聘请专职的专家来校任职，而是请各大学水平较高的教授来讲课。第二，邀请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行长、经理或是一些部门领导人来联系实际讲课。 “原因是我们的学校小，养不起那么多人，再说知识也在不断更新变化。”刘鸿儒说，这样一来，课程的内容就生动丰富了。学生既有西方经济理论和市场方面的知识，又了解中国的现实，学生毕业后很快就能胜任工作。 当时，货币银行学由人民大学的黄达老师主讲，此外，北京大学的陈岱孙老先生，厉以宁、胡代光等著名教授也都来“五道口”亲授相关课程，加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自己的专家教授就组成了“五道口”的师资队伍。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人对“外教”一词还一无所知，刘鸿儒为了提高学生们的英语水平，从美国大使馆把当时的商务参赞希尔保罗请到“五道口”给学生授课。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外老师也陆续来“五道口”讲课，他们直接用英语向学生介绍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如IMF曾多次派专家来研究生部讲授“财政金融规划”、“金融市场”及“国际经济学”等课程。欧洲投资银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加州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日本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香港城市大学等国际金融机构及著名大学的专家教授均曾到此进行短期讲座或专门讲授一门课程。 为了办好这个学校，刘鸿儒一直坚持讲课，再忙也没缺过。有时他从外地出差回京，连家都来不及回，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学校上课。他还把自己多年的藏书捐赠给了学校图书馆。 在课程开设上，他别具一格，针对当时金融改革领域出现的重要问题，开设专门的课程，和同学一起探讨对策。在专家们讨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怎么改，新体制怎么建立的时候，他就倡导在学校开设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一课；在遇到通货膨胀的时候，又开设了《通货膨胀》的课程；再后来，发展资本市场的时候，就怎么建立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又开设了《中国资本市场研究》的课程。 这些课程的开设在我国教育界尚属首例，学生们无不拍手称快，业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五道口’的老师们为我们组织了最好的教学安排，请了最好的老师为我们授课。”“五道口”81级学生、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曾回忆说，“刘鸿儒老师当时作为人民银行的常务副行长，行领导繁重的公务负担只有我到了机关后才真正了解。但他仍对研究生部的发展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胡晓炼说，当时派人员到国外培训在人民银行廖廖无几，而“五道口”却获得机会选送了3名学生(81级的)出国培训，这给了同学们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五道口”85级学生、现任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吴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85级是比较幸运的一届学生。”吴军说，“85级学生之所以毕业之后比较争气，实际上跟刘行长那段时间对我们倾注的心血很有关，他讲授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贯穿了我们整个学习过程。” 1985、1986年，正是金融改革最活跃的时候，当时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白天在国务院开会，与国务院请来的研究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中外专家讨论，晚上吃完饭以后就回到“五道口”上课，向学生介绍讨论的话题。 “我们总是能听到其他学校的学生听不到的内容，为此，大家都感到很满足。”李言赋说，那时大家有一种优越感。 1986年11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一行数人专程参观了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并作了学术报告。学生们向他提出了有关国际金融的最新问题，这让范尔霖看到了学生们在掌握金融信息上的灵通以及知识的丰富程度，他为此深感惊异。不仅如此，“后来，在进行股票交易的模拟操作比赛中，范尔霖竟然输给了我们的同学。”吴军回忆说，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对此作了专题报道，一时，海内外金融界的人都知道了“在北京西郊一幢很不起眼的农民修建的楼房内，在随时还可听到从校园旁边奔驰而过的火车‘呜、呜’汽笛声的教室中，谁也不会想到，中国未来新一代的金融家就将从这里诞生。” 同学们在课上可以就金融改革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现实问题，相互讨论、出谋划策。由于学生不怀有任何的偏见，也没有部门利益的观点在里面，只是纯粹地就事论事，他们的观点不仅对刘鸿儒有所启发，而且，这种教学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动脑筋思考问题的积极性。为了找出对策，学生常常带着问题去查阅大量的中外资料，从而培养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刘鸿儒回忆说，“1987年，国家教委请了全国10个专家，厉以宁、黄达和我都参加了，检查金融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检查评定的结果，我们研究生部《中国金融》即‘货币银行学’这门课，在全国名列第一，《国际金融》排在第二。” 就这样，“五道口”从此理直气壮地秀出了自己的风采。至今，这所学校的教师队伍仍保持着以官、学两栖为主的独特个性，记者看到在近70名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名单中，绝大多数硕导都来自金融监管部门或金融机构的高官层。如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现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秦晓等。 1987年，在人民银行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刘鸿儒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门培养金融专业人才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国金融学院。与“五道口”主要立足培养金融领域高端人才所不同的是，中国金融学院主要立足于“满足多层次的人才需求”。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了“中国金融学院”的校名，陈云也为学校题词“培养新一代银行家”。刘鸿儒亲任院长8年，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立了一套新的课程设置和教材体系。 “金融学院的课程设计里面，除了专业课以外，明确规定基础课要强化外语和数学，还要求学生都要会用电脑。”刘鸿儒说，当时，中国金融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很高，学生毕业之后也很受用人单位欢迎。2000年，在全国高校合并的浪潮中，它并入与其一墙之隔的对外经贸大学。 当时光进入21世纪，已是年过古稀的刘鸿儒又一次站到了金融教育改革的前沿领地。经过不懈的努力，2006年，他成功地把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认可的专业理财机构CFP(注册金融理财师)组织的培训体系引进到中国。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财富增多，理财需求也随之增加，但市场上各种理财培训名目繁多，真假难辨。同时，刘鸿儒也意识到，全球金融业现代化战争的主战场就在零售银行领域，而金融理财将成为零售银行最主要的利润来源，2000年，他和学生商量，准备建立一个资格认证制度培养中国自己的金融理财师。他看准了这是一个中国金融要取得更大发展必须要走的路，于是，认真研究各国经验，并到美国、日本进行考察，最后选择引进CFP这个理财师的资格认证制度。” 2004年9月1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金融理财师标准委员会(FPSCC)成立，刘鸿儒任第一届标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2006年4月，FPSCC成为国际CFP组织正式会员。 据悉，这个标准委员会的成立也是一波三折，遇到了许多困难。从最初引入时的谈判到后来准委员会成立后的制度设计等等，刘鸿儒不辞辛劳，身体力行。外国专家与刘鸿儒面对面协商沟通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有‘料’”，于是也产生了与其合作在中国推动CFP资质认证制度的兴趣。业内有人士说，如果没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这件事并不能轻而易举地推动起来。最后，源于刘鸿儒在业界的资历和威望，在业界邀集了一批英才俊杰，促进了中国理财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刘鸿儒说，在中国建立和推广中国金融理财资格认证制度，核心是保证质量，取得社会信誉。 他说，按照国际标准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金融理财教材，在中国是一门新的学科，可以说是“家庭经济学”，很需要大家来研究。他经常亲自到全国各地讲授理财课程，为讲好3个小时的课时，他要找资料、反复核实数据，准备一个星期。许多省市的银行工作者纷纷慕名前去听他讲课，有的人一听说他要去某市作讲演，“甚至不惜坐火车赶过去”。 引进CFP一举，获得了业界的广泛赞誉。现在我国获得AFP和CFP认证人数已超过2万余人，但即便如此仍然难以满足老百姓的理财需求。有人乐观估计，这一群体到2010年将达到10万人。目前，CFP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 刘鸿儒坚信，“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金融理财事业能够开创一片新天地。”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创办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国金融学院为中国金融改革输送人才，到本世纪致力于培养中国的金融理财师、发展个人理财市场，每一次的金融教育改革都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执著并热爱这份从事了20多年的金融教育事业。授人以渔，笃志躬行，几十年从教生涯赋予了他心灵的踏实和宁静，最值得他欣慰的是，数千“弟子”不论是在政府机关、商业金融机构，还是自主创业，大都事业有成，有口皆碑。 几十年来，从“五道口”、中国金融学院走出来的许多学生都成为了金融界的精英，而获得CFP资格认证的中国金融理财师也正在中国刚刚兴起的个人理财市场上忙碌着，至于全国金融机构、大公司以及海内外各大院校听过刘鸿儒演讲和教诲的人更是无以计数。当然，并不能说所有这些人过去、现在或是将来的成功都与刘鸿儒不无关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但凡每一个与他接触的人，或多或少都必然会为他彰显出来的人性魅力和学识涵养所触动。 与刘鸿儒在职时不一样的是，退休之后，学生们经常跟他联络或是来看望他。为什么跟学生关系这么好呢？他说，“第一，我长期坚持讲课，每次上课，我都认真准备，20多年从没间断过，现在仍然在带博士、给硕士生上课。第二，我对学生一直是高标准、严要求。学生时代打好基础，对他未来一生都有好处。第三，我不实行家长制，通常愿意跟学生交流、讨论，听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第四，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上甚至在毕业以后的工作期间，学生遇到的困难我都尽力帮助”。 不过，他的帮助是有原则的，“如果学生想依靠老师当官满足自己的私愿，在我这儿行不通。”刘鸿儒表示，现在，一些学生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好都是凭借个人实力闯出来的。他对学生的告诫是，“刻苦应是我们一生的习惯和追求”。 他严于律已，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但从来不在学生面前摆架子，讲上下级关系。“他反对学生‘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与学生讨论问题时，你对的地方，他也听你的；你不对的地方，他就加以指正。”李言赋说，刘鸿儒身上有太多值得后辈学习的地方，他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地在实践中接受新鲜的知识、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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